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名單揭曉，戴維·卡德、約書亞·安格裡斯特和吉多·因本斯三人摘得桂冠。為何是這三位經濟學獎？他們主要作出了哪些貢獻？其所提出的理論在現實中的影響和意義幾何？

新京報貝殼财經就此對話了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系副教授，清華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研究員，《政府與市場經濟學》國際期刊執行主編黃張凱。

新京報貝殼财經：你對今年的諾獎得主有什麼印象？簡單介紹一下。

黃張凱：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經濟學各個分支都發展得非常細，可能不同研究領域的經濟學家對彼此的工作并不是特别了解，甚至是比較陌生，但今年諾獎得主的貢獻，并不是說發展了一個獨特的經濟學理論，而是說提供了一整套工具，不同領域的經濟學家在做研究的時候都會用到。

所以跟以往的諾獎得主相比，今年三位諾獎獲得者的聲譽是超過了自己所在的領域，有着跨學科的影響。比如，現在社會科學的其他分支也越來越多地要用到一些實證經驗的手法。

新京報貝殼财經：如何理解今年諾獎官網對幾位學者的貢獻描述？

黃張凱：因果推斷是進行學術研究中非常關鍵的一個話題，本身也具有很強的哲學意義。我們知道兩件事情同時發生，并不代表有因果關系，甚至兩件事情一前一後發生，也并不一定意味着雙方有因果關系。

如果用一句話向大衆來傳播安格裡斯特和因本斯兩位學者的思想或貢獻，可以用一個大家非常了解的現象來概括，即相關性不代表因果性。

在具體的科學研究中，經常需要用到因果推斷這種方法，來幫助确定究竟是什麼導緻了什麼？不僅僅運用在經濟學上，也會用在其他學科。比如，生物醫藥領域，人們近兩年對疫苗的效果就比較關心。

上世紀80年代之前，經濟學的實證或經驗研究比較簡陋，後來在這些學者的不斷努力下，發展出越來越多工具來幫助我們判定a和b之間究竟有沒有因果，這三位學者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涉及到雙重差分、工具變量以及斷點回歸的方法模型。

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關于大學錄取分數線的分析。假如大學錄取分數線為500分，那麼可以對比501分和499分學生未來的發展，可能他們的其他方面非常接近，但是因為一分或兩分之差，一個上大學，一個沒上大學，最後生活上出現很大的不同，那麼我們可以認為這種不同是由于大學教育帶來的。有無大學學位對個人有重大影響。但是這種影響是由于大學教育帶來的，還是由于更優秀的人上了大學？

可以看到這個因果推斷工具在經驗研究上有着巨大的作用，能夠幫助我們推斷某些事情對其他事情的可能影響。

新京報貝殼财經：今年的諾獎為什麼會選擇這兩個領域？

黃張凱：今年諾獎的成果和我們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同時對于一些更宏大的主題也有着非常重大的意義。從學科來看，不光是影響了經濟學，其在社會學、政治學、曆史學等領域都有應用。

比如，從曆史學來看，過去幾千年，中外的曆史學家都在探讨國家興衰的原因，很多情況下他們隻看到了相關性，缺乏真正意義上的挖掘因果關系。

舉個例子，很多人都在追求中國在近代落後的原因，在上個世紀曾經不斷有人希望能夠廢除漢字，因為他發現西方比較強大，但西方用的是字母文字，進而建立起來一個相關性，他把這個看成是因果，用象形文字的就會落後，用字母文字的就會發達。現在我們知道這僅是一個相關性，而不是一個因果關系。

新京報貝殼财經：怎麼看待三位諾獎得主貢獻對中國政策制定産生的影響？

黃張凱：三位諾獎得主的貢獻對中國的政策制定有着非常大的影響，這個作用不在于他們提出一個觀點，中國應該怎麼做？而是他們提供了一種非常有用的政策評估工具。

這種判定方法一個很重要的用途是在政策評估上，過去政府推出很多政策，這個政策究竟有什麼作用，可能之前并沒有好的辦法來加以精确判定，但有了這幾位學者的工作，大大推進了可以就事論事地說某一個政策實施效果的可能，進而優化政府執政能力，提高執政的科學性。

這個趨勢不光是在中國，也是世界各國的政府都需要認真加以考慮的。

新京報貝殼财經記者 胡萌 編輯 宋钰婷 校對 柳寶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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