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話題

司馬相如是兩漢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作家，可是關于他的創作經曆卻始終雲山霧罩，撲朔迷離。

部分曆史學者認為，司馬相如是在赀選為郎、遊宦京師之後才開始了他的文學創作，可是這樣一算來，距離他寫出不朽的《子虛賦》就隻有幾年的時間。一個來自窮鄉僻壤的年輕人，真的能在幾年的學習之後，成為西漢賦聖嗎？

與卓文君成婚，無論婚後的生活和感情究竟怎麼樣，司馬相如最初醞釀這件事的時候，應該是有計劃要借卓氏的财力幫助自己重入赀選，再度出仕的。可是命運的軌迹卻沒有按照他的設想展開。

在蜀郡蟄伏了6年之後，司馬相如終于重新得到了皇帝的征召。但這一回不是通過赀選，而是皇帝讀到了司馬相如幾年前在梁國寫的一篇《子虛賦》，對他大為贊賞——順便說一句，這時的長安已經改天換日。那個不好辭賦的孝景帝去世了，新繼位的孝武帝劉徹出人意料地成了司馬相如的“知音人”。

讀過相如的舊作，司馬遷說，孝武帝的反應是這樣的：

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南朝學者劉勰曾經說過，賦這種文體“受命于詩人，拓宇于楚辭”（《文心雕龍·诠賦》），它本來就是一種深刻烙印着楚地文化的文學樣式。而自西漢開國以來，君臣貴胄又以楚人為多，所以辭賦便借着鄉音的感召，順理成章地進入宮廷，成為宮廷貴族們雅賞清吟的篇什。

具體到孝武帝劉徹，他自己就是一個作賦的行家裡手。愛妃李夫人去世之後，武帝為追悼她而作的《李夫人賦》，直到今天仍是賦史上不朽的名篇。

可奇怪的是：鑒賞《子虛賦》的時候，孝武帝居然打了眼：“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很明顯，武帝把《子虛賦》算在了另一位他熟悉的作者頭上，而這位作者在武帝說話的當時已經遺憾作古。直到旁人告訴武帝此文乃蜀郡司馬相如所作，孝武帝仍然大吃一驚，表示不可思議。并在随後召問了相如，以作确認。

為什麼孝武帝會産生這樣的誤會，他究竟把《子虛賦》算在了誰的頭上，被譽為辭宗賦聖的司馬相如，和這個人又有什麼關系呢？

要回答這些問題其實并不容易，因為《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對相如學賦的經曆語焉不詳，我們甚至無法探知他從什麼時候開始接觸到了辭賦。我個人的判斷是，至遲在司馬相如以赀選入侍景帝為武騎常侍的時候，他已經熟練地掌握了辭賦的創作技巧。因為《司馬相如列傳》說：

以赀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遊梁。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太史公說“會（也就是碰巧）景帝不好辭賦”，言下之意似乎是司馬相如善于作賦的特長在漢宮之内得不到應有的欣賞。孝景帝不過把他當做一個尋常的騎郎來看待。這對于一心追慕古人出将入相的司馬相如來說，難免生出懷才不遇之慨。而碰巧梁國願意禮遇辭賦作家，梁孝王此時又正無限接近一人之下的嗣君之位，司馬相如由此便動了東遊梁國的心思。

如果司馬相如這時候還不會創作辭賦，他不大可能被梁國的同好如鄒陽、枚乘等輩所吸引；如果此時他的辭賦創作還達不到相當的水平，他也不可能盲目自信，自信他能夠從梁國衆多的文學侍從之中脫穎而出，博得梁孝王的賞識。可是司馬相如畢竟來自偏僻落後的蜀郡。

在他橫空出世之前，蜀地還沒有出現過第一流的辭賦作家，那裡也不是辭賦創作的重鎮。換句話說，司馬相如不可能閉門造車，在家鄉練就寫作辭賦的本領。要照這樣推論下去，這位西漢賦聖就隻有一個機會開啟自己的辭賦創作生涯了。

“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于是蜀學比于齊、魯。故《地裡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

——《三國志·秦宓傳》

秦宓的這段話，在今天遭到了不少學者的質疑，質疑他所說的相如東受七經是對《漢書》的誤讀。質疑者的其中一條重要理由是，根據《漢書·循吏傳》的記載，廬江人文翁出任蜀郡太守的時間是在景帝末年——大緻相當于景帝後元年間，即公元前143年至公元前141年——而此時，司馬相如已經結束了在梁國的遊宦，返回蜀郡與文君成婚了，他怎麼可能接受文翁的派遣，東受七經呢？

秦宓既然在他寫給王商的書信中提到了《漢書·地理志》，那也就是表明他清楚《漢書》中關于司馬相如的記載。可他為什麼沒有理會《循吏傳》的那一句“景帝末”，仍堅持說出了相如東受七經的話？

秦宓留下的這個疑問，後來的東晉學者常璩做出了新的解釋，他在《華陽國志》一書中将文翁任蜀郡太守的時間從景帝末年改定到了文帝末年。當然，也就因為這一違背《漢書》的改定，常璩和秦宓一道被部分學者打入了不可信從的野狐禅之類。

但是，否定秦宓和常璩的人似乎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這兩位學者距離司馬相如的時代并不遙遠，而且又都長于蜀地。為什麼他們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無視《史記》、《漢書》的相關記載，堅持認定相如曾經東受七經呢？

我私意以為，這不能一邊倒地指責是他們兩位在杜撰，而是《史記》和《漢書》關于司馬相如的記載本身就存在明顯的缺失。

司馬相如是以一個辭賦作家的身份被列為傳主的，但是《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對這位作家早年接觸、學習以至創作辭賦的經曆卻沒有哪怕一個字的記載。直到建元三年孝武帝讀到了那篇《子虛賦》，一代賦聖就像石頭裡蹦出來的猴子那樣橫空出世了。這樣的故事讓人如何能夠相信？

當然，造成這種局面恐怕也不是太史公所樂見的，多半還是修史的資料缺失所緻。西漢時候的蜀地僻遠閉塞，與中原的文化交流相對較少。

司馬相如成名之前，中原人士中有誰會去關注這個來自窮鄉僻壤的年輕人有過怎樣的學習經曆呢？為史料所限，《史記》對傳主的早年經曆記載不明的情況時有發生。别說司馬相如了，就連赫赫有名的開國功臣韓信，司馬遷都沒能在《淮陰侯列傳》中把他早年的軍旅生涯交代明白。公元前206年，籍籍無名的韓信突然被劉邦拜為大将。

可是在司馬遷的記載中，韓信此前連一場象樣的戰役都沒參加過，此後卻戰勝攻取，無往不利。這樣的“神話故事”就跟公元前138年司馬相如因《子虛賦》一夜成名一樣，都像是脫了頁的線裝書，前因後果完全斷了篇兒了。

讓我們再把話題說回到司馬相如身上。為《史記》作注的唐代學者司馬貞認為，秦宓說的那段相如東受七經的事迹正好可以補充《司馬相如列傳》的記載缺失。具體地說，就是下面這一段：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在這段記載中，“少時好讀書”和“相如既學”指向的該是兩段不同的學習經曆，不可以将“既學”誤認作是“少好讀書”。因為漢代學術極其重視師法。嚴格意義上的求學，必須要投拜名師，建立起學術上的師承關系。這跟自學成才根本不同。如果司馬相如不曾拜師，也就談不上“既學”（即畢業）。

再者，司馬相如少年時代喜歡讀書和擊劍，親長為他起名“犬子”。這很可能是誇獎他擊劍時身手敏捷——所謂“犬”，其實就是“劍”的諧音字。這意味着少年司馬相如的興趣所注乃在舞刀弄劍而非舞文弄墨。可是“既學”之後，他連志向都改變了。這位從前醉心于劍術的少年轉而崇拜起鼓唇搖舌的戰國名士蔺相如來。從武行一下子跳到了文行，這顯然不是“少時好讀書”而是後來“既學”的影響所緻。

司馬相如早年要是有過一段求學的經曆，他上哪裡去求學，又拜誰為師呢？司馬遷說不明白。班固也做不出有益的補充，但是《漢書·循吏傳》中提到了這麼一件事：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饬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

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赍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漢書·循吏傳》

蜀郡太守文翁曾經遴選了十多位本鄉子弟到長安求學。這些公派學生有的進入博士官學習儒家經典，有的分派到别處學習朝廷律令。幾年之後，學成回蜀，這些人就成了中原文化在蜀地落地生根、開枝散葉的種子。

秦宓和常璩都認定司馬相如是這十多位公派學生中的一員。他們的見解準确與否先不說，但有一個事實是不能否認的，那就是司馬相如要想接觸到辭賦創作，就必須走出蜀地，走進流行辭賦創作的某個地域文化圈子，而漢都長安正是那樣的一個地方。

說到這裡，質疑者或許會提出疑問：既然學習辭賦是司馬相如來到長安之後的事兒，那麼《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明确記載，相如以赀選為郎，到孝景帝身邊做武騎常侍，他學習辭賦創作會不會是從那以後才開始的呢？我個人私意以為，這種假設的疑點太多，很難成立。

其一，司馬相如既然志在仕途，而孝景帝又不好辭賦。那相如此時學賦豈不是畢其功于無用之地？

其二，公元前150年梁孝王入朝之後，相如随他去了梁國。而據《史記·梁孝王世家》所載，梁王在京的那段時間“入則侍景帝同辇，出則同車遊獵，射禽獸上林中”。皇帝和梁王的娛樂主要是遊獵，不見舉行文人雅集之事。景帝既然對辭賦沒什麼興趣，也不太可能與梁王一起舉行這樣的雅集。

如果司馬相如不是早就傾心于辭賦創作，對這個領域内的頂尖作者素有所聞，他怎麼可能被吸引到梁國去？難道他以天子近臣的身份私下結交諸侯侍從？那可是犯了大忌諱了。

其三，去往梁國之後，梁孝王以諸生之禮安置了司馬相如。這其實側面印證了司馬相如曾經入博士官做過弟子，否則梁王怎會以諸生視之？

其四，就在梁國的那段時間，司馬相如創作了《子虛賦》，而這是一篇代表着西漢辭賦創作一流水平的文章。假設司馬相如學賦乃在赀選為郎以後，距離他創作《子虛賦》也就隻有幾年的時間。一個來自邊緣地帶，半路出家的年輕人才學了幾年辭賦，就一躍成為這個時代的頂尖作者。這就好比一個中國少年去巴西學了幾年球，你能幻想他的水平超越羅讷爾多嗎？

有鑒于上述這些疑點，完全否定秦宓和常璩關于相如東受七經的記述恐怕是有欠慎重的。至于他們和班固在文翁興教的時間上出現争議，我更傾向于認為秦宓和常璩的記載并不是以《漢書》為據，可能别有流傳在蜀地的異聞作為藍本。至于兩派說法誰更可信？雖然《漢書》的記載的确要早于秦宓和常璩，但它也隻是孤證而已。

如果我們相信司馬相如曾經東受七經，并在此過程中開始了他的辭賦創作生涯，那就意味着相如的辭賦應該接近于西漢京城長安的流行風格。

可要是這樣的話，生于長安、長于長安的孝武帝對京城文化圈如此熟悉，又怎麼會把《子虛賦》的著作權算在别人頭上呢？關于這個問題的答案，恐怕我們還得到司馬相如遊宦的梁國去繼續追尋。

參考文獻：

泷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M]；王先謙《漢書補注》[M]；何一民、崔峰《司馬相如與文翁關系再辨析》[J]；劉南平《司馬相如“東受七經”考》[J]；劉開揚《三談司馬相如生年與所謂“東受七經”問題》[J]；王增文《論散體大賦生成于漢景帝時期的梁國》[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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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晉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圖片|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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