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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篇章節是探讨諸葛亮VS周瑜的第三篇文章。

身為東吳與蜀漢兩大陣營的軍事天才，在《三國演義》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周瑜與諸葛亮身上有着許多相似的特質。

從他們兩人選擇君主開始，一直到在分析局勢、設計戰略等各方面，他們皆有着非比尋常的見識、氣魄與素養，甚至能讓戰事精準地依照他們的判斷加以進行。

而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兩位能成為東吳與蜀漢中最耀眼的将星，而底下筆者将他們的相似處分為三點，進行對照性的分析、比較。

在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觀中，儒家賦予了君主至高無上的統治權力，甚至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所提倡的“天人感應說”，更是将“君命乃天命”的觀念推到一個全新的頂點。

在這樣的概念下，“君擇臣”無疑是理所應當的道理，然而其他的聖賢卻有着不一樣的觀點，在《孟子･離婁下》中，我們便可看到一段孟子與齊宣王的對話：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雠。

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孟子認為最理想的君臣關系是君臣間彼此互敬互重，而最糟糕的君臣關系則是君臣間彼此相互憎恨、互相厭惡。

因而見得，臣下與君上的關系不再是全然的被動，并不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是可以明确表達，甚至反映出下屬的内心感受。

于《三國演義》中，周瑜與諸葛亮這兩位當世大才，也都表現出了“臣擇君”的主動性。小說第二十九回中，周瑜便借由馬援之語，表述了他此類的想法：

瑜曰：“昔馬援對光武雲：當今之世，非但君撿臣，臣亦撿君。今吾孫将軍親賢禮士，納奇錄異，世所罕有。足下不顸他計，隻卻我弩投東吳為是。”

這段話雖是周瑜為了說服魯肅效忠孫權而言，卻也明确地表現出周瑜自身對于“臣擇君”強烈的主觀意識。

在他的概念中，明主才值得将士們追随效忠，反之甯可靜待識才明主的出現，也不願為終無所成的昏庸君王賣命。在這一方面，《三國志･吳書･周瑜傳》中，曾有一段清楚地描述：

頃之，袁術遣從弟胤付尚為太孚，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為将，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為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

在《三國志･吳書･周瑜傳》的叙述中，當周瑜為好友奔走、擊破敵軍，甚至替孫策招集足夠兵馬，平定吳會、山越以後，周瑜便回到了他爸爸任職太守的地方。

然而，袁術卻遣其弟取代了周瑜父親太守一職，甚至袁術還想要将周瑜納作自己麾下的将軍，但聰明的周瑜早已看出袁術是個昏庸無能、短視近利的君主，因此便找個理由趁機跑回了吳國。

綜上所述，周瑜并不是一位“聽命行事”的人臣，相反的，他不但在觀念上強調了臣子應保有“賢主而栖”的主動性，更實際以行動來實踐他的想法！

除了周瑜之外，在羅貫中的筆下，諸葛亮也同樣保有“臣擇君”的主動性。

在《三國演義》的叙述當中，三顧茅廬便是諸葛亮主動選擇君主的最佳例證。在劉備三顧茅廬之前，第三十六回末我們更可一度看到諸葛亮不喜徐庶将他胡亂推薦出去：

且說徐庶既别玄德，感其留戀之情，恐孔明不肯出山輔之，遂乘馬直至卧龍岡下，入草廬見孔明。孔明問其來意。

庶曰：“庶本欲事劉豫州，奈老母為曹擁所囚，飿書來召，隻得舍之而弩。臨行時，将薦與玄德。玄德即日将來奉谒，望勿推阻，即展平生之大才以輔之，幸甚！”孔明聞言作色曰：“君以我為享祭之犧牲乎！”說罷，拂袖而入。庶羞慚而退，上馬趱程，赴許昌見母。

原來徐元直唯恐諸葛亮不肯出山輔佐劉備，便事先跑去卧龍崗替劉備做一回說客。

誰知卻被諸葛亮義正嚴詞地說教了一番，從而羞慚而退。

閱讀至此，我們可以看到諸葛亮并不願意作為别人的替代品，他隻想做符合他自己意願的事，也就是擇明主匡複漢室，救百姓于水火之中。

在劉備二顧茅廬的時候，羅貫中便通過了其弟吟唱諸葛亮的創作，從旁表明諸葛亮“身在茅廬，心系天下”的心志：

玄德正看間，忽聞吟詠之聲，乃立于門側窺之，見草堂之上，一少年擁爐抱膝，歌曰：“鳳翺翔于千仛兮，非梧不栖；士伒處于一方兮，非主不依。樂貤耕于隴畝兮，吾愛吾廬；聊寄傲于琴書兮，以待天時。”

從上述可知，諸葛亮自诩為“鳳凰”一般的角色，并以“非梧不栖”、“非主不依”等語句充分表達他雖等待明主，卻絕不降格以求的自身原則。

如若沒有适合的君主，他甯可躬耕于隴畝之間，聊寄傲于琴書之上，從而靜待明主的到來。

因此，在選擇君主的主動性方面，我們皆可從周瑜及諸葛亮的身上看到相同的特質，古代的君臣關系，就如同虬髯客傳裡紅拂女口中的“絲蘿”與“喬木”，彼此是相互依存的關系、缺一不可。

然而，這樣的關系卻不隻是君王可以掌控主動權，充滿謀略與智慧的軍師，同樣也可以為自己選擇一位具有“伯樂之才”的君主，而這樣的君主也才能帶給百姓真正的安定。因此，在黃宗羲〈原臣〉一文中，便曾言道：

為臣者，輕視斯民之水火，輔君而興，從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嘗不背也。

呈上所述，為臣者并不能一昧地遵循君主的旨意，否則便有可能使得國家走向滅亡之途。同樣的，在君臣互擇的過程中，為臣者更加不能将就或屈居于自己不喜歡的君主之下。

而在三國所發生的事件中，周瑜拒袁術與劉備三顧茅廬的故事，便是提供給我們一個最好的示範與說明！

自古以來，“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總是戰場上不變的真理，然而，究竟要如何從群雄争霸、人才叠出的三國時代中脫穎而出，成為戰場上的“勝者”？那就需要軍事家具有預判情勢的獨到眼光，方能搶得先機、克敵制勝。因此，在《孫子兵法》中，并曾提到：

善戰者，求之于勢，不責于人，故能撿人而伕勢。伕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孜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于千仛之山者，勢也。

上述的段落提到，善戰者，并不會一味地去苛求士兵、責罵下屬，反而總是能利用現成的“勢”以及适當的人才，将最少的資源發揮出最大的功效。

所以善于打仗的人總是能以精準的眼光，承“勢”而行，将敵人一舉擊潰，這一方面，周瑜及諸葛亮都有着過人及傑出的表現。

首先，在周瑜的部分，身為東吳大都督，分析戰場上的局勢，從而設計出正确的戰略計策，他責無旁貸。

然而，他精準地預測判斷，卻也着實是赤壁之戰的分水嶺，從而在曆史上寫下一場以少勝多的著名戰役。在《三國演義》第四十四回的段落中，便有着精彩呈現：

瑜曰：“擁雖托名漢相，實為漢賊。将軍以神武雄才，仗父仝餘業，撽有江東，兵精糧足，正當橫行天下，為國家除殘去暴，奈何降賊耶？且擁今此來，多犯兵家之忌：北土未平，馬騰、韓遂為其後患，而擁久于南弪，一忌也；北軍不熟水戰，擁舍鞍馬，仗舟楫，與東吳争衡，二忌也；又時值隆冬盛寒，馬無蒿草，三忌也；驅中國士卒，遠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忌也：擁兵犯此數忌，雖多必敗。将軍擒擁，正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千，進屯夏口，為将軍破之！”

當曹操率領八十三萬大軍殺來，江東正值風雨飄搖，随時有可能傾頹之際，周瑜提出了一席令人振聾發聩的言論，洋洋灑灑的以他獨到的眼光分析出曹操南下必敗的四大軍事忌諱，頭頭是道的言論。

不僅堅定了孫權抗曹的決心，更令張昭等主降派一衆，聽的是啞口無言，無從反駁。而上述周瑜提到曹操所犯的大忌，竟也于《孫子兵法》中所雲不謀而合：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仙民于上卻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高下，遠近、險易、廣 狹、死生也。将者，智、亯、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之者不勝。

上述的〈始計篇〉提到，一場戰争的關鍵在于道、天、地、将、法等五大要素。因此，在周瑜的分析中，于“道”，曹操的八十三萬大軍中，有不少士兵是袁紹降軍，這些人是否會與曹軍上下一心，孰未可知；

于“天”，赤壁之戰前夕正值隆冬盛寒，這對兵疲馬憊且水土不服的曹軍而言，無疑是一大考驗；于“地”，不管是在地理環境，抑或是水戰的熟悉程度上，曹軍遠不如東吳軍隊；

于“将”，北軍并無熟谙水戰的将領，而蔡瑁、張允則為劉琮舊臣，其心未知；于“法”，在糧草運送、物資調派方面，冬日供給本就不易。.

綜合上述所說，周瑜“主戰”并非是好強争勝，更不是為了安撫孫權所提，而是綜觀整體局勢，從而做出精準的判斷，以“己之利”打擊“敵之弊”，如此依“勢”而為之的戰略眼光，無怪乎就連曹操如此大才，也會就此慘遭滑鐵盧，實在是輸得毫不冤枉啊！

相較于周瑜的預判能力，諸葛亮在這方面的表現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他的千古一策—“隆中對”，便為其最好的例證。

我們可以在諸葛亮的“隆中對”中發現，他對整體局勢的前瞻眼光有多麼銳利，從一開始他勸劉備應避免與曹操、孫權争鋒，然後再取二劉之地作為根據地，從而内修政理、外結盟友，最後再以後圖中原作為終極目标。

如此的規劃，早已幫劉備将天下三分的态勢大多畫至底定，事實證明也是如此。這也正符合了《孫子兵法･軍争篇》所說的一段話：

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嘩，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者也。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

善于用兵者，乃是以靜制動，方為上策，若能懂得“避其銳氣、以佚待勞”，那便可視其為更高明的謀略者。而在孔明的隆中對，不與曹操、孫權争鋒便是“避其銳氣”的策略，挑文弱二劉之地下手則是“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的作法。

而劉備也就在諸葛亮算無遺漏的計策下，順利地取得蜀漢根據地，進而有了與曹操、孫權一争天下的本錢，就這件事情來說，難道還能不佩服諸葛亮那洞燭機先的敏銳觀察力嗎？

除了隆中對之外，在《三國演義》真正能使讀者在諸葛亮與周瑜之間立判高下的，應該就屬三殺諸葛以及三氣周瑜的部分了。

在三殺諸葛亮的部分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周瑜的計策一次次被諸葛亮所識破，從聚鐵山劫糧、草船借箭，甚至到最後派徐盛去祭壇殺掉諸葛亮，每一回周瑜都認為自己的謀畫相當完美，諸葛亮是必死無疑，結果卻每次皆早早被諸葛亮所察覺，進而占盡優勢，化解危機。

而在三氣周瑜的部分，從一開始的南郡之戰，一直到後來“賠了夫人又折兵”的典故以及周瑜“假道伐虢”的戲碼，諸葛亮哪一次不是以佚待勞、後發制人？

讓周瑜也隻能無奈歎服，抑郁而終。而羅貫中這種“一山還有一山高”的寫作手法，确實起到了很好的映襯效果，借由周瑜精準銳利的戰略眼光，從而凸顯出諸葛亮的高人一等，無怪乎諸葛丞相那副“羽扇綸巾、神機妙算”的人物形象，過了百年之後，始終依然深植人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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