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文錢到康熙年間的醬園店，可以買醬醋油酒各一碗，謂之“四碗一文”。這是什麼價錢?幾乎就是白送了。與此相應的，是康熙時代的米價，最低的時候，二文錢可以買一升。一升米，一斤半。夠升鬥小民開竈升火了。

當然，康熙時代并不都是這樣的低物價。康熙年間的自然災害還是蠻多的，一有天災，物價就上去了。自然災害的發生發展與社會功能有關。社會功能差，自然災害就多。元朝的社會功能極差，所以元朝的自然災害極多，一個接一個，明朝末年，也是類同。即使沒有李自成、張獻忠的起義，自然災害，加上北方地區的瘟疫，已經把崇祯皇帝搞得焦頭爛額，明王朝的國力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康熙初年，也不樂觀。水災，連年的遭災，江南還發生痢疾，十家九病，民間獻神化紙送鬼神，此來彼往。松江府的疫情極大，棺材店貨源斷檔，有人死了六七日還買不到棺材下葬。

影響康熙年間物價的因素除了自然災害和疫病外，還有其他的政治原因，而且是清朝建國初期所無法回避的。如康熙初平定李白成餘部的戰鬥，與南明小朝廷的戰鬥，還算是小的開銷。康熙十二年開始的平定三藩的戰争，前後八年。然後是對台港以及西北用兵，那是大開銷了，都要耗費大量錢财。“三藩”之亂，反映在國家金融上，銀特别的貴了，錢特别的賤了。按正常的銀錢兌換比例，一兩銀子應該兌換一千文銅錢。受市場物價的波動，上下浮動一點都是正常的。打仗了，而且打的是改朝換代的仗，社會心理受到颠覆，1000文銅錢隻能換銀五錢、四錢、甚至三錢，老百姓都把銀子藏起來，靜觀時局的變化。市面上的康熙通寶變得不那麼值錢，物價騰騰騰的就上去了。

但這段時間不長，康熙皇帝在随後的四十年中，表達和維持了一個政治環境比較寬松、社會消費崇尚節儉的政治理想。康熙初年，有一名出生在比利時的耶酥會傳教士叫魯日滿的，在常熟、蘇州、松江、上海等地布道，他是一個極細心的人，留下了一本從康熙13年到康熙15年的賬本，很有意思。從很多生活細節上，告訴了我們蘇州一帶的生活水準和人情習俗。

魯日滿先生是用英制的“磅”來記賬的：“買3磅牛肉：130文。買一磅糖：80文。買一磅面粉：13文。買一磅羊肉：55文”。為了閱讀與比較的方便，我将英制的磅，根據“一磅十二兩”的比例，折算成中國的斤兩。換算的結果是這樣的：

牛肉：58文一斤；糖：100文一斤，面粉：18文一斤；羊肉：73文一斤。

但我們仍摸不着頭腦，究竟是便宜還是貴了?幸好，他還記錄了優質大米的價格，我們就有辦法測算出康熙年間的真正物價來。有一次，傳教士買了5鬥優質大米，作為一份救濟品，共花了他0.45兩銀子。這一年，一兩銀子高的時候能兌1771文，低的時候也能兌1637文，筆者取一組七個兌率的平均值，是為1680文。所以這位傳教士買了5鬥優質大米，也就是75斤，相當于花了756文錢，平均一斤大米為10文錢。

這樣，就可以換算了。康熙十四年的牛肉價格相當于6斤優質大米，按現今優質大米為每斤2.0元計算，可以得知，康熙時代蘇州人消費的牛肉為12元人民币一斤。糖：20元一斤；面粉：3.6元一斤，羊肉：15元一斤。

可見，在平定“三藩”之亂最緊張的康熙十四年，蘇州常熟的葷食品也真的不算便宜，甚至有點貴，很有人吃不起。或者因為貴而舍不得吃。所以，傳教士魯日滿先生在他的賬本裡留下了一句觀察家言：普通中國人的飲食隻包括三種食品：豆腐、香菜(及各種蔬菜)和大米。由于魯日滿先生常年在蘇松地區布道，所以，他的視野所及，是江南最富裕地區老百姓的飲食，實在是很清貧加清苦的。

筆者相信魯日滿先生的觀察是基本正确的，因為吃不起葷食的顯然不僅僅是普通中國人。譬如，貴為江蘇一省之長的江蘇巡撫湯斌，就是出名的“湯豆腐”。

湯斌是康熙二十三年接到這項任命的。這時，年輕的康熙皇帝剛剛解決了他政治生活中的兩大難題：撤藩和台灣回歸，心情真是好極了。将湯斌派到江蘇，是康熙欽點的。覺得他操守好，是清廉之臣。

一個江蘇巡撫，能有多少收入?130兩。這是一年的收入，月進賬還不到11兩。按上文一兩銀子兌換1680文計算，一天的花銷僅為區區六百文。按這樣的收入，湯斌先生要學會許多節省開支的辦法，譬如計劃生育，譬如不贍養老人，譬如老婆做做女紅或出去打工，等等。湯斌吃的野荠菜，就是他夫人在野外挑的。因此，湯斌吃野荠菜燒豆腐羹，并不是作秀。文官不愛錢，先要學會吃豆腐。湯斌死後，囊中僅有紋銀八兩，連一個月的工資都不到。所以，做清官，并不容易。

關于清朝官員的低收入，曾在朝堂引起一場大争論，蔣良骐氏的《東華錄》有記載。康熙是很有點理想主義的皇上，他寄希望于意識形态，他希望有一批品行好的官員來幫助他治理這個國家，他覺得讀書人總是懂道理的，對文人很厚愛。但現實總告訴他，文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文人一旦龌龊起來，比一般人更龌龊。康熙所極力推崇的道學，後來成為官場笑話：“假道學”。他堆築的用人理念和用人政策，在他死後，被雍正推倒了。雍正是很務實的，他是中國曆朝曆代的皇帝中，最懂經濟的一位皇上。他破天荒地建立了養廉制度，将各級衙門中費盡腦筋組織的非正常收入幹脆公開化、制度化。養廉的另一個意思是，别偷偷摸摸地搞錢。像湯斌這樣的江蘇巡撫，在雍正年代，養廉可拿到二萬。即便是做清官，也不那麼難受了。康熙年代的蘇州平民能掙多少?根據康熙年間的翰林院編修查慎行的《南齋日記》：“付轎夫七月工食文銀四兩”。轎夫為四人，于是我們得知，轎夫的月工資是一兩。但轎夫有活絡銅錢，往往送主人赴宴，請客的東家照例要留飯，或付給飯金。與現在社會是一脈相承的。

康熙年代蘇州織造衙門裡的一個熟練織工的月工資是一兩四錢銀子，另還有每月四鬥米的實物口糧，這是工人中的最高等級的收入了。蘇州織造衙門不免與太監打交道。太監的收入是最低的二兩，最高的每月八兩。

康熙年代蘇州的一名家庭紡織女工大約一天可掙五六十文錢，按一個月計算，大緻也是一兩上下。如果是家庭紡紗，收入就要少一點，大緻在二三十文左右。如果開開夜工，也能收入五十文，那要熬夜了。五十文一天，大緻可以養活一家四口，當然是養活，就像傳教士魯日滿先生所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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