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繩上的魂》改編自中國魔幻現實主義代表作家紮西達娃的兩部短篇小說

導演張揚

2014年一整年，導演張楊幾乎都待在西藏。他帶着150個人的團隊，先花了九個月拍攝了《岡仁波齊》，又接着用三個月拍攝了《皮繩上的魂》。

《岡仁波齊》在2017年6月全國上映，到8月8日已經累計票房1.03億，成為該類型的一匹“黑馬”，一時成為網絡佳話。《皮繩上的魂》也即将在2017年8月18日登陸院線，可是在導演看來，《岡仁波齊》票房口碑的成功完全是出乎意料的特例。“完全沒想過會這麼火，這并不是普遍現象，”他在接受第一财經采訪時說，因此對同時拍攝的另一部片子也不會抱有不切實際的期待。

兩部幾乎同時拍攝、同時公映的片子，都關于西藏，可是内容與風格看起來是完全不同的。《岡仁波齊》講的是西藏東部的幾個村民，在釋迦牟尼誕辰的馬年即将到來之時，千裡迢迢徒步前往神山岡仁波齊轉山朝聖。攝制組按照他們的行進路線跟拍，紀錄下路上發生的故事。

全片完全由非職業演員出演，裡面發生的事情都是真實的，但它也不是純粹的紀錄片。因為有時會根據導演的編排重演之前的事情，張楊把它稱之為“紀錄式的劇情片”。

而《皮繩上的魂》則是一部略帶魔幻色彩的懸疑故事片，參演者都是優秀的專業演員，劇本改編自中國魔幻現實主義代表小說家紮西達娃發表于上世紀80年代的兩部短篇小說，《西藏，系在皮繩結上的魂》和《去拉薩的路上》。影片講述一個背負原罪與世仇，死而複生的獵人經活佛點撥，一路降服心魔，最終将聖物天珠護送進入蓮花生大師掌紋地的故事。

張楊很喜歡兩者之間的極端不同，“一部極其平靜，一部極其戲劇，我希望可以通過這兩部電影、這種極端的嘗試，探讨有關’真實性’的命題。” 他所關心的真實性可以從不同角度來看。

比如，《岡仁波齊》在影像上追求紀錄片式的真實感，演員實際也就是創作者。他們朝聖路線裡有一座挂滿經幡的山，非常漂亮，可是朝聖者們因為禁忌堅決不同意在那裡磕頭，于是創作者隻好放棄拍攝。影片拍攝基本運用長鏡頭和固定機位，少全景，力求保持真實的生活樣貌。

《岡仁波齊》以近乎紀錄片的方式拍攝全素人的朝聖轉山之路

而《皮繩上的魂》徹底放開來使用藝術手法，從虛構的層面反過來探讨什麼是真實。西部公路片風格意味着更為開闊、壯觀的場景，運用了大量的移動鏡頭和航拍鏡頭來表達作者的主觀視角。森林、草原、沙漠、沼澤、皚皚白雪、鮮紅的丹霞地貌、一望無際的神山聖湖和傳說中的“掌紋地”，全片大部分取景自藏地無人區。

“這兩部作品創作形式雖大相徑庭，但内在有着極強的關聯性，它們探讨的都是在路上和尋找的主題。實際上，我最終的目的，是尋找自己真實的生命和電影的關系。” 導演說，“拍電影就像一場修行，而我想嘗試同時用兩種迥異的方式創作，它們應該是電影的兩個極端，而我，正希望在這兩極之間探索。”

張楊導演對西藏的特殊情結其實早在1991年第一次獨自進藏區旅行時就已經在心中埋下。當時的他即将從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畢業，被分配到北京電影制片廠工作。1997年出道處女作《愛情麻辣燙》就為他獲得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的提名，1998年拍攝另一部代表作《洗澡》時在西藏有過短暫的戲份。

2006年他與趙本山合作黑色喜劇《落葉歸根》、2012年的《飛越老人院》都體現了導演在嘗試着在藝術與商業之間做出某種平衡，他自己回頭來看都覺得“有點搖擺、有點擰巴”。作為電影工作者，張楊說他感受到越來越壓迫的限制。

什麼樣的限制?“限制在過去是審查制度，在這樣的環境裡生活和創作。後來發現資本、商業也都是限制。”他說。

在困頓的轉型期，張楊想到了在心中留下純淨印象的西藏。有個朋友聽說這件事，給他介紹了紮西達娃的小說，買來一看，果然很好，畫面感極強，特别适合翻拍成電影。找小說家來面談，兩人迅速改編完成了劇本。2007年劇本敲定，可是投資、設備各個方面都還不成熟，于是這一拖就是七年，在這期間，他從北京搬去了大理、又拍了一部商業片。直到2014年決定去跟拍藏民朝聖，才終于一道把早已醞釀成熟的皮繩故事都拍完。

這期間，張楊從北京移居到了大理。與所有向往着西南質樸生活的文藝工作者一樣，他慢慢留長了頭發，胡子也留了起來。回答所有的記者提問，臉上都流露出一絲與周遭不太協調的平靜神情。

“電影成績好當然高興，但是不好也很高興，這東西沒什麼。票房好代表有更多人可以看到，但是我覺得被需要的一部分人看到就已經很滿足了。”他說。

電影《岡仁波齊》此前曾入圍多倫多電影節，并獲得第 7 屆中國電影導演協會年度評委會特别表彰。電影《掌紋地•皮繩上的魂》曾獲第 53 屆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最佳造型等六項提名，獲第 19 屆上海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提名及最佳攝影獎。

小說原著關注西藏面臨現代化的困境，電影《掌紋地•皮繩上的魂》則變成了一個佛教寓言

在《掌紋地·皮繩上的魂》中，張揚在講述尋找和救贖的主題。

對話

第一财經：為什麼選中這兩篇小說?

張楊：雖然是80年代發表的小說，可我在2006年看到也是很先鋒，非常電影，有畫面感。本身的魔幻現實主義概念特别好，“一名作家去尋找小說裡的人物”，單這一句話就已經足夠發展出很多情節故事了。《皮繩》我喜歡這種時空結構和關系，路上的故事少了點什麼，就加入《去拉薩的路上》，這個複仇故事有很強的戲劇性。

第一财經：一部紀錄片風格，一部戲劇性強，兩者在拍攝時有沒有沖突?

張楊：那時候《皮繩》的劇本做完就知道基礎形态，《岡仁波齊》比較即興，路上發生什麼、最終呈現什麼不清楚，但是整個風格大概就知道。兩個會分的特别清楚。最早先已經把很多場景都勘察得差不多了，選景這個工作是拍電影裡最輕松的環節，開着車到處跑，選想要的環境，跟旅行者差不多，拍照片，想象未來哪些戲可以放在哪。

每次去藏區兩個月，像是拍攝紀錄片一樣，對那裡大部分的了解還是通過書本，藏族的朋友。第一次就去住在他們家裡，日常習慣、宗教禁忌，還有依靠紮西達娃本人對當地文化的了解。

第一财經：有一種批評認為你的作品有點“過度消費”西藏，你怎麼看?

張楊：其實關于西藏的電影很少，不存在過度消費，應該越來越多才好。不管是藏族還是漢族導演，其實那裡有很多故事，人文曆史宗教非常豐富。今天能呈現在電影裡給觀衆看到的太少，九牛一毛。

第一财經：你以前的《愛情麻辣燙》《洗澡》到最近這兩部轉變得比較大。為什麼?

張楊：其實這就是生活的另一面，我的另一個部分。城市裡是我，雲南、西藏也是我很喜愛的地方。這些地方會帶給你開闊視野，在做事情的時候肯定跟在城裡不一樣。

相對來說，西藏這兩個電影是在我思考、徘徊過程之後，比較堅定去做的，做得也比較自由，自己很舒服，沒有任何外界幹擾和障礙。從創作角度來說非常愉快。特别是《岡仁波齊》讓我找到拍電影的另一種可能性，方法非常自由，現在在拍的新片也在繼續這種方法。

第一财經：你在1997年的處女作就拿獎， 20年來你對電影的看法有什麼變化?

張楊：沒什麼太大變化，電影對我來說還是個個人表達的東西。從開始就堅定了，不為簡單的娛樂，中間可能在商業和藝術的平衡上有所搖擺。電影是有底線的，不會突破。

現在越藝術的東西确實越小衆，這是規律，藝術就需要比較實驗性、極端的，它不太妥協大衆的口味。導演很清楚不可能每個人都說你好，隻能希望一部分人對電影有認同。很難說影響力，電影總會産生影響，但是潛移默化也就是對品味的影響。沒有其他更多的了。

第一财經：2017年現在的你，與2014年在西藏的你相比有什麼變化?

張楊：更……更藝術了吧。更堅持。希望以後拍出幾部真正的好電影，這是最大的願望。好電影需要導演不斷地去建立自己的世界觀，有的人在開始就知道，有的人要在三十歲、四十歲才慢慢找到。對我來說，如果這個東西沒了，那麼拍電影就跟自己沒多大關系了。無非就是做了個導演的工作。我自己的表達是什麼，這才是最關鍵的。

每部戲都有自我的表達，隻是自由度有多大，是不是能徹底打開自己。起碼我現在獲得了一種對電影認識上的自由，不再是種限制，投資、制作都已經不再構成限制。哪怕用手機拍個電影也可以表達。

第一财經：有評論說兩個電影都把“眼前的苟且”與“詩和遠方”割裂開了。

張楊：的确它們都跟生活本身沒什麼關系，是個精神上的事兒，我願意聊聊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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