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是什麼？

“仁”作為儒家重要的道德觀念和規範，發轫于春秋時期。據清人考證，夏商以前無“仁”字，西周以後開始重視人，“仁”的觀念應運而生。《左傳》中就有多處關于“仁”的說明。《左傳·僖公八年》有“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能以國讓，仁莫大焉”，以謙讓君位為最大的“仁”。《左傳·襄公七年》：“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意為仁德是體恤民衆、正己正人的結合。《左傳·昭公十二年》：“古也有志，克己複禮，仁也。”《左傳·僖公三年》：“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把約束自我、注重禮節作為“仁”的基本準則。春秋時代的孔子正是在繼承前代思想的基礎上，創立了一個以“仁”為核心的倫理思想體系。

孔子的“仁”，内涵豐富，但要而言之，則不出“愛人”（《論語·顔淵》）二字。從肯定的方面說，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是作為一個執政者“博施于民而能濟衆”的“仁之方”（ 《論語·雍也》）。從否定的方面說，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上者對待民衆應該“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論語·顔淵》）。無論是從正面說，還是從反面說，孔子的“愛人”實際上就是推己及人、“能近取譬”（《論語·雍也》）。這個“近”，一是指自身，就是以自己的感受、設身處地考慮他人；一是像愛自己最親的人那樣把愛擴展到其他人身上。所以，孔子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仁之本與！”（《論語·學而》）按照血緣關系，人最愛的首先是自己的父母，其次是兄弟，其次才是其他的人，這樣，孝敬父母、友愛兄弟是“仁”的基礎。有了“孝悌”的基礎，孔子繼而提出了“能行五者于天下”的“為仁”之道，所謂：“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論語·陽貨》）這樣，孔子将“仁”這一對自己父母兄弟之愛最後擴展到天下國家之愛。所以，“仁”在孔子的學說中，不光是某一種特殊的德性，而且是一切德性的總和[9]。後來的孟子，正是在孔子“親親為大”（《禮記·中庸》）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的先親、次民、後物的“仁政”次序。就是說，“仁”在孔子、孟子那裡，還是一種“等差之愛”。

但是，到了宋明理學，“仁”的含義已不完全是“等差之愛”。程頤曾說：“醫家以不認痛癢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為不仁，譬最近。”（《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上）這裡把“仁”提到了本體的高度。即“仁”不僅是具體的行為規範，而且是一切規範的“所以然”或根據。程頤解釋說：“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河南程氏遺書》卷第十五）在孔、孟，仁與愛是渾而為一的，仁即是愛，愛即是仁，不存在“體”和“用”的關系。到了二程，才開始有了區别。程頤反複強調，“仁”與“愛”之間存在着性情體用的區别，是絕不容混淆的。他指出：“恻隐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恻隐為仁，蓋為前已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遺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河南程氏遺書》卷第十八）又說：“恕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也就是說，在二程那裡，“仁”已經不是一種情感上的“愛”，而是出于人的“本性”的終極之“愛”。這顯然是受了佛教的影響，與佛教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在思路上非常接近。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