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是中國古代第一個王朝，關于夏朝是否存在的問題呢，我們上篇文章做了詳細論述。夏朝僅僅存在于後世的文獻中，如《史記》、《竹書記年》，至今也沒有當代考古資料的發現。

因此，對于夏朝，我們了解的并不多，最耳熟能詳的故事，那就是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具體的這裡就不贅述了。

我們來說說，真實的大禹不入家門的原因，真的是因為大禹兢兢業業治水，沒有時間回家嗎？

原因并不是那麼簡單，這就要從失敗的英雄鲧說起了。

鲧其實是個失敗的英雄，而且是個非常有群衆基礎的英雄。他的“失敗”其實并不在于治水的失敗，嚴格地說起來，鲧的治水根本說不上是失敗。

那樣的大洪水，誰規定必須九年要治理好？大禹不是在鲧已經治理的基礎上又用了十三年嗎？為什麼沒有人在大禹治水的第九年說他治水已經失敗了呢？

所以，鲧被舜以治水失敗的理由流放緻死，其中的原因不是别的，是因為鲧在治水中的威望和影響，已經威脅到了作為接班人的舜的地位。說鲧治水失敗，隻是為處理他找個理由，他實際上應該是政治權力鬥争的失敗者。

從史籍記載來看，鲧不僅善于治水，還善于建城。《呂氏春秋》《淮南子》都有“鲧作城”的記載，《吳越春秋》更具體地說：

“鲧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

看來，鲧是中國城郭的創始人。在古代，之所以“城”，應該是起源于古人防治洪水的活動。相傳在堯、舜、禹的時代，黃河流域連續出現特大洪水，古人為了生存，不得不千方百計與洪水抗争。

而最初的辦法就是“堙高墜庳，壅防百川”，即用泥土石塊将氏族成員居住的地方築起一道道堤埂式的土圍子，以攔阻洪水，讓氏族成員的居所和耕地、财産不受洪水的侵襲。

這種用以防水的土圍子就是“城”的雛形。正因為如此，史書上才有鲧“作八仞之城”和“鲧障洪水”[8] 的記載。

在傳統的曆史評價中，說鲧治水隻“陻”不“導”，就是說他隻會堵不會疏。說鲧治水隻“陻”不“導”是不客觀的。

治水就隻能“疏”而不能“堵”嗎？必須要看具體情況。曆史上的治水，堵與疏都是必要的，黃河、長江，以及大大小小的河流，不是都有“堤”嗎。所謂“修堤”，就是堵水；年年“修堤”，造成有的河流都成了“懸河”，這不正說明“堵”的必須嗎？

所以，鲧是因為政治鬥争原因被舜流放死的，而氏族也都明白鲧是怎麼失勢的。

但鲧死了，洪水還得繼續治，而在鲧之後，除了禹，似乎也沒有更合适之人，在這樣的情況下，舜不得不“舉鲧子禹，而使續鲧之業”。

《史記》對這一點的描述非常精當：

“禹傷先人父鲧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

司馬遷的描述非常細緻：大禹之所以悲痛，因為“父鲧之不成受誅”，而不是“父鲧之不成”，這裡的重點是“受誅”。

禹為什麼“過家門不敢入”，而不是過家門不入？一個“敢”字，包含了多少意思。因為，禹如果治水不成，鲧的下場就在那裡等着他。《呂氏春秋》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為司空。以通水潦，顔色黧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

大禹深知父親的死因，對于政治的搏鬥也清楚，所以他謹小慎微不敢出錯，事事以舜為中心。

在這樣的情況下，治水的禹，已經沒有了回家的心思。

另一個原因是大禹懂得利用威望，塑造自己勤勉、兢兢業業為氏族奉獻自己的形象，來獲得氏族的認可與尊敬。

禹接任了鲧的職位後，聯合衆多部落，在伊、洛、河、濟一帶，逐步展開治水的工作。他不再是“堵”，而是“堵”“疏”結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依據地勢的高下，疏導高地的川流積水，減少洪水對平原的災害。

首先，因為從當時的人們公推鲧、禹治水，在鲧“受誅”後仍然如此，可知治水是鲧家世代相傳的絕活，是鲧的父親教會了鲧治水這一“家技”。

其次，鲧通過九年的艱難努力，已經在水利工程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甚至是初見成效，禹是在鲧創造的基礎上，最終完成治水大業的。

而大禹治水成功并懂得利用威望，也是吸取了父親的教訓，避免自己重蹈父親的覆轍。

舜帝在臨死前禅位給了禹，可以說是政治博弈下的結果。

在大禹成為天下的“共主”，尤其是南征三苗、制定刑法，塗山會盟後，夏朝——我國曆史上第一個國家就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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