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給買海鮮的人組了個群，要求所有人把消殺過程拍攝小視頻後發群裡，我們來檢查下作業；

▼我做團長到現在，前後訂單量60多萬，但我不僅沒有賺到錢，還倒貼了2000塊；

▼做團長的經曆給了我很多啟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永遠不要在不了解實情的前提下對人作預設；

▼若幹年後，我應該會很尊重現在的自己吧。做了該做的事情，踐行了自己的理想；

▼如果上海小區有更多有技術、有能力、有擔當的年輕人站出來，承擔更多工作，我覺得我們的疫情防控會更加順利。

上海宏潤博源學校的高二學生蔡晗嘯，平時獨自租住在青浦區朱家角鎮一個小區裡。最初，他出于解決生活所需的目的組織小區居民進行團購，很快被大家推舉做了小區裡唯一的團長。

截至4月底，他共組織團購了800斤蔬菜、1200斤水果、500斤豬肉、200斤牛肉、60份海鮮、200份面包、300份牛奶和150份豆制品。後期，小區物業打通了必需品的運輸通道，他主要為大家團購些鮮奶、德克士和海底撈等“錦上添花”型物資。

作為對于一段特殊時期生活的總結，他将自己做團長的經曆發布到B站上，收獲了2.3萬點贊量。

17歲的蔡晗嘯如今被人們稱為“上海最年輕團長”，這次特殊經曆給了他人生諸多啟示。同樣，他的經曆也引發了成年人的思考：關于青少年獨立生活能力和社會責任意識的培養，他給了我們太多啟發。

晨報記者近日聯系到蔡晗嘯，以下為他的自述：

碰到困難我是很興奮的

我現在和你們回憶自己做團長這段經曆的時候，其實已經在隔離酒店裡了。最近我正在其他城市辦理護照和簽證，準備今夏前往斯坦福夏校研學。所以準确來說，我已不再是一名團長了。在展開這段團長的回憶前，我想先分享一段更近的經曆，因為它同樣特殊：

那天我要搭火車，為了解決從小區到火車站這一路的交通問題，我在淘寶上找到一個旅遊公司包車服務。出于謹慎，我要求網上先看下對方通行證，沒有問題。約定時間車來了，開了500米不到，在卡口給警察扣了。警察告訴我這是輛黑車，我被他們騙了。

吃一塹長一智，我後來叫了輛正經車子，去了火車站，卻發現跑錯站了。票上寫的上海站，人跑到了虹橋站。于是我拖着40斤行李，一路騎行到了上海站，此時已精疲力盡。進站時一掃碼，發現核酸報告過期1分鐘，崩潰了。

這票可不好買，我不願意讓黃牛賺錢，是自己辛苦搶來的票。幸好鐵路部門的領導當時就在旁邊，看到以後立刻組織工作人員進行了讨論，讨論的過程有10分鐘左右，流逝的每一秒對我都是煎熬。最後，他們終于決定通融一下放我進去，當時差點就滑跪了。

這次經曆讓我以一種極端的方式體會到人間冷暖的兩極，同時也是一次在崩潰中學習的經曆，我想任何人有過這種經曆以後，做事都會變得更細更嚴謹。我并不排斥此類“磨難”，碰到困難我是非常興奮的，因為人是在解決困難的過程中成長的。

就像是我做團長，也曾經困難重重。

有人團購海鮮後倒在了垃圾桶裡

我疫情前就有囤貨的習慣，當時囤的壓縮餅幹、水、牛肉罐頭和維生素片夠吃上一年了。這種習慣其實是受到一點冷戰時期發生出的“生存狂文化”的影響，我覺得即使在和平年代，人也應該有一定的憂患意識。

看了我的視頻後，一些人讓我介紹下囤貨經驗。我的建議是，在家庭面積有限的情況下，首選囤大米和水。大米不容易壞，你要再剝兩顆大蒜放進去，就不會生蟲子了。桶裝水要囤一些，我們小區一些人家在這次疫情中也遇到了這個問題，家裡沒有裝飲水器，桶裝水又喝完了，隻能喝自來水。其他建議是準備一個急救包，放入酒精、紗布、針線等，非常實用。

我在陽台上其實還種了些蔬菜，但很快消耗完了，當時就冒出了團購的念頭。第一次團購其實是失敗的，因為我是在青浦區的保供“白名單”上找的供貨商，想當然覺得一定能送。收齊了款下單的時候一問，人家是對點供應重固鎮，不送我們這裡。

當時的心情無疑是沮喪的，但這次失敗也有其價值所在，我此後養成了開團前和供應商負責人多溝通确認的習慣。第一次成功的團購經曆是80份蔬菜，此後就越來越順利了。

為小區團購的一部分物資

最大的挑戰出現在後來團購海鮮的時候，但對我的成長也最有幫助。起初我是不想組織海鮮團購的，因為我覺得海鮮并不是必需品，而且之前也發生過海鮮冷鍊被檢測出新冠病毒的事情。後來大約4、5個居民給我發了私信，其中有些人是出于一些風俗習慣豬牛羊都不吃，平時最大的蛋白質來源就是海鮮；另外是家裡有小孩的，他們沒有發育成熟的胃腸道決定了他們消化不了太硬的肉類。這些信息讓我意識到，海鮮對于一部分人來說确實是必需品，我決定組團了。

團購信息剛發出來，大家就在群裡展開了激烈讨論。有個别非常極端的人，直接加了我私信開始罵人，威脅如果買了海鮮就要找我麻煩。我的想法是：首先我們購買的是正規企業的東西；其次相信政府部門在每個環節的消殺都是做到位的；第三我們自身加強消殺機制，杜絕隐患。

我們小區本來貨物到了以後由保安消殺，30分鐘後可取。這一次我進行了“提級管理”，消毒以後靜置兩個小時。并且我到小區門口，親自監督分發。

此外，我加了每個買海鮮的人微信，組了個群。叮囑大家拿到海鮮以後拆開外包裝，對裡面的小包裝另作一遍消殺，放進冰箱前再靜置一段時間。所有人對内包裝進行消毒的動作要拍個小視頻發到群裡，我們來檢查下作業。後面對于水果，也是進行的提級消殺管理。

清點團購的鮮奶數量

這個過程中發生了一件事，說實話我至今也想不太明白。

就是那個威脅我說不準買海鮮的居民，結果他自己團購了一份，一份就是1000多塊錢，因為裡面的種類很多。他回家炒了一盤蝦，倒在了垃圾桶裡拍了張照片，發到群裡。

最讓我難受的點是他沒套垃圾袋，直接倒進去了，開個玩笑。但實話實說我确實沒搞懂這是啥意思，總之是有點沮喪。如果是我更小的時候碰到這些事情要麼難過要麼憤怒，我明明是義務勞動，而且也不是自己要團的，為什麼這麼針對我？

現在，17歲的我嘗試着去換位思考。我想，特殊時期大家情緒都很緊張，也都想要守護住我們朱家角鎮非常寶貴的防疫成果——我們是青浦區防疫示範鎮，大家平時都非常注意。這樣想，心裡就舒服多了。

而且，畢竟我是一名學生，要上課，作業也很多，我沒有太多時間去吵架或者生悶氣。我自己默默消化了十幾分鐘，繼續看書去了。

做團長獲得的最寶貴啟示

我并不覺得做小區團長和自己的學生身份是很分裂的兩件事，我在學校裡本來就承擔了大量學生會工作，在我看來，組織小區居民團購其實就是做學生會工作的一種延續。

我們高中的氛圍很好，學校鼓勵大家跳脫出課本，多參與社會活動和實踐，我也因此從原先隻會悶頭刷題逐漸轉變成了一個更外向、善于思辨的人。第一年，為了跟更多人打交道，我競選當上了學生會副主席，後來又做了主席。

跳脫出課本，積極開展社會活動

我在學生會的工作中學會了用辦公軟件，現在Excel已經可以玩得比較高級，能使用自動化函數和宏之類的工具。而且溝通和寫文案的能力也提升了蠻多，發一份簡單的通知也是一種溝通的藝術，在格式和語言的組織上其實大有學問。

在人際溝通中，我要思考的并不完全是自己想說什麼，而是我說的事情對方能接受多少，我因此學會了多換位思考。

這些經驗都有助于我在疫情期間比較順利地做上了團長，并得到居民朋友的認可。從學生工作到群衆工作，涉及的人群更龐大、更複雜，工作更多樣，挑戰性也更大。我在組織團購的過程中也見識到了人間百态，做團長這件事給我帶來的最寶貴啟示，是永遠不要在不了解實情的前提下給人加任何預設。

在小區門口接收貨物

我們小區是高檔小區，但有些人在團購時還是會對價格斤斤計較，問我能不能便宜些，那團購肯定不行嘛。如果我帶預設會怎麼想？“哎呀，這些阿姨怎麼這麼小市民，老想貪便宜”。但後來我了解到，小區裡有些是拆遷戶，有些因為小孩在外欠債了，或者疫情期間生意賠掉了，老人還得拿出自己積蓄去補貼。所以，其實一些人的生活條件并不如我們所想。

還有一件很颠覆我想象的事：我們平時總覺得年輕人都會用手機，但在組團時發現，不少年輕人手機玩得還沒老年人溜。我們小區裡有一位才華橫溢的教授，才30多歲。有一回團購牛奶，他們家多訂了份。我當時還在上網課，一連收到20多條消息，都是教授發來的。“小蔡啊，我多訂了一份怎麼辦啊？”“可不可以隻退一份啊？”“會不會退了一份，剩下的一起被退掉啊？”“不當心退掉了還能再訂哇？”“時間過了怎麼辦啊？”……

緊張得不行，因為不會用小程序退款功能，但阿姨媽媽都操作得很熟練的，這個發現又讓我覺得很有意思。

你正是從一次次類似的經驗裡看到了人自身的多樣性和矛盾性，當我們不帶預設，不存偏見和人打交道的時候，自己也會成為一個更具開放意識的人。

成年後的我應該會很尊重現在的模樣

不少媒體采訪我的時候，都好奇我所接受的家庭教育是什麼樣的。我們家其實很簡單，父母對我永遠是支持大于管制，他們鼓勵我以自己的方式探索未知。

作為“生存狂文化”的一部分，我在日常囤貨之外，其實也已掌握了“鑽木取火”等叢林生存技能。我去過非常荒僻的昆侖山脈，近距離看到過黑熊和雪豹。但現代露營裝備很齊全，非極端情況其實是不用鑽木取火的。我們學校有一些很有趣的老師，他們願意帶着學生出去體驗生活。

我們去過印度孟買的貧民窟，作為經濟學研究的一部分，研究當地貧困的原因以及發展機會所在。在那裡，通過和當地人的交流，我了解到印度人其實并不像網上說的那樣上完大号是用手擦拭的。當地人告訴我，那是原始人才會做的事。我喜歡親自去了解世界，識辨真僞的過程。

牽頭組織了敦煌的研學之旅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可以在一種開放的學校和家庭氛圍中成長。我的父母對于我的未來不做設想，而是鼓勵我自己去想象。

我覺得，對于一個17歲的人而言，最好的狀态就是不知道自己未來要做什麼。因為想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了，但總的來說我希望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至于在哪個領域有用、有多大的用，創造多大的影響力，這是根據以後的人生際遇來決定的。

我是一名文科生，已經跟着大學公開課學了兩年哲學，也基本确定了大學要主攻哲學方向。前不久，我拿到了斯坦福大學夏校的OFFER，這個夏校就和清華、北大的數學夏令營差不多概念。對于有志報考的高考生，他們會開設夏令營，核心内容就是跟着大學教授共同完成研究項目，我的課題方向是關于哲學理論的比較研究。這個項目不容易申請，全世界隻有150個左右的名額，全中國可能十幾個吧。

我想，将來大學畢業，我還是會在國内做教育這一行，尤其是鄉村教育，但我暫時想不到更遠了。

無論将來我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我想若幹年以後，成年的我應該會很尊重自己現在的模樣吧。我記得魯迅先生曾經說過，“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隻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我感到現在的自己可能就是一個實幹的理想主義者，踐行着我的理想：遵從本心，照料他人。我不覺得自己做團長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但對自己這段時間勇于承擔責任，在大家需要的時候，不左顧右盼，做了自己應該做的事情，我還是很滿意的。

關于年輕人的責任，我這段時間其實是思考了很多。通過這次疫情，我發現很多社區的基層工作極度缺乏年輕人參與，居委會裡看不到一個年輕人，都是即将退休的阿姨爺叔，你讓他們做個Excel表格是很困難的，因為不會用電腦啊；然後做核酸的時候都什麼人在叫？也是老年人。而我們跑得動、喊得動的年輕人在哪裡呢？本來都應該是年輕人做的事情，我卻看到了年輕人的缺位。

在這方面我們小區做得非常好，我們10名志願者都是95後，我是00後，平時主要擔任做表格、統計等後勤工作。所以我們做事的效率就非常高，因為動作都非常快。我的體會就是，

社區需要年輕人的地方太多了，作為青年一代，我們應當意識到自己憧憬的職業終點不隻是大廠，如果我們去基層，做一些群衆真正需要的工作，同樣也是令人尊敬的，這是社會真正需要我們的地方。

如果上海的小區裡有更多有技術、有能力、有擔當的年輕人站出來，承擔更多工作，我覺得我們的疫情防控會更加順利。

最後，談一點我對于這次疫情期間異軍突起的“團長現象”的個人看法：

在疫情期間運力嚴重下降的情況下，各小區的團長們在統一大家的購買需求後，進行大批量購買。在确保了購買力的前提下可以和商家進行一個談判，拿到比較合理的價格。從經濟學角度看，團長這個群體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市場價格的穩定。但不應過分誇大團長的作用，因為最重要的還是物流人員和供應商。

現在網上對于團長的褒貶不一，主要問題還是在于有人從中牟利。牟利的肯定有，我自己知道的就有單月淨賺20多萬元的團長，但我相信大多數團長隻是盡到本分，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比如我團了那麼多東西，前後訂單量60多萬，但不僅沒有賺到錢，還倒貼了2000塊。要麼是牽涉到手續費，要麼就是運費突然漲了，就自己貼掉了。因為解釋起來非常麻煩，溝通的成本太高了。

可是為什麼還是給大家造成了團長都在牟利這種看法？就是因為網絡上的負面聲量總是會被過分放大，而正能量就成為了沉默的大多數。這種現象在這次疫情期間尤其明顯，面對網上的種種雜音，我總是提醒自己要善于識别，形成獨立判斷，而不是被帶着走。

我的團長生涯如今已告一段落了，回顧這段時光，我覺得自己很酷。我今年17歲，生命中還有很多更酷的事情等着我去做。

新聞晨報·周到APP 記者沈坤彧

圖片| 受訪者供圖

來源： 新聞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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