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氏篡漢、司馬篡魏，這兩起連續的權臣家族篡位事件有個共同點：老子費盡心思打好基礎、兒子“臨門一腳”改朝換代。作為篡權的實際推動人，曹操、司馬昭存在很多相似的地方。

第一，倆人都是“狠人”，作風兇殘。

作為能夠把軍政大權牢牢攥在手中的一流政治家，曹操、司馬昭都不是什麼善男信女，“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是他們的人生信條。

以曹操為例，他的殺戮面很廣，有政敵，比如董承；也有跟自己有不同意見、影響了自己權威的同僚，諸如孔融、楊修等；甚至還有那些曾經最得力的夥伴，比如荀彧。雖然在自己的詩作中吟唱“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看似悲天憫人，但他殺起無辜百姓來同樣堪稱無情，比如攻打呂布時在彭城屠城，征讨陶謙時“所過多所殘戮”，還把幾十萬老百姓趕到泗水裡淹死......所以後世有人罵他：“慘毒不仁，惡滔天矣。”

在這方面，司馬昭也不遑多讓。還沒掌權時，他作為都督伐吳時遭受東興之敗，随軍司馬王儀客觀地說了句統帥有責任，就被他暴怒斬殺；他殺嵇康、呂安，将叛亂的諸葛誕趕盡殺絕；曆史上首次公然殺害了在位的皇帝，其後為了推卸責任，把替自己幹活的成濟屠滅三族......

第二，他們以下犯上，破壞君臣規則。

在曹操、司馬昭之前，那些能夠掌控帝王的權臣并不罕見，但這些人還是具備一些合理性的，比如伊尹放逐商王太甲，是因為對方為人暴虐、朝政昏亂；周公旦輔政，是出于周成王年幼；霍光執掌權柄數十年，還一手廢除了劉賀，但他的一切行為都有規矩可依；甚至王莽篡漢，也是抓住了劉氏治國無道、民心厭漢的機會。

但曹操、司馬昭不一樣。前者“挾”天子以令諸侯；後者更是玩弄曹魏皇帝于股掌之上，甚至還敢悍然弑君。而他們的這些行為都沒有任何法理基礎。

按照儒家政治倫理，“君臣之分，各有所司”，如果天子沒有失德，他的地位、政權的運轉在理論上仍是合法的，臣下不得僭越；假如天子殘暴荒淫、敗壞制度、嬉戲無度，那就是違背了自己的職責，臣子可以将其廢黜、放逐，就像伊尹、霍光所做的那樣。但即使這樣，臣子的任務也隻是撥亂反正、擁立明君進行輔佐，而不是架空君權。

而在曹操、司馬昭這裡，無論是漢獻帝還是曹髦，這兩位帝王本身是沒有過錯的，甚至都可取之處——東漢政治混亂，不是漢獻帝造成的，他自己也是受害者；曹髦更是“才同陳思，武類太祖。”（即像曹植、曹操）因此，在這二位的帝位都具備正當性的情況下，曹操、司馬昭以下犯上、壓迫君主，代替行使幾乎全部皇權，這就是非法的僭越。因此，連五胡十六國時期的羯族皇帝石勒也對他們極為鄙夷：“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

第三，他們都立下了功勞。

有人說，曹操統一了北方、結束了中原戰亂，是借着劉氏的殼自己創業，所以曹氏篡位可以原諒；而司馬氏則是完全竊奪别人的勞動成果，沒有任何貢獻，而且其後西晉更是養成了五胡亂華這種浩劫，所以是純粹的恥辱。

但這種說法是典型的從結果反推過程。曹操能統一北方，但假如沒有他，難道其他人就做不到嗎？再說了，司馬昭也一舉滅掉了蜀漢政權，讓三國鼎立的格局徹底失去存在的可能，這也同樣是推進中國曆史發展進程的大功。

再說了，曹魏政權時建立起的九品中正制，為兩晉南北朝時期的門閥制度奠定了基礎；曹操為了對付蜀漢、将大量氐羌人口安置在關中，這也應當為後世的大亂擔負一定的責任。

第四，他們都完成了稱帝的幾乎所有程序，跟事實上的皇帝隻有頭銜的區别。

當初王莽以儒家聖主的形象篡漢時，曾經苦心孤詣地建立起了一套完整而體面的流程，大緻分為輿論引導、建立封國、禅讓稱帝這三步。

其中，第一步看似是“虛”的，主要包括被封為王公、受賜“九命之錫”，還有“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等待遇；第二步則是“實”的。

“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一虛一實之間，既以天子的名義正式認可了權臣的僭越，又讓其得以在朝廷之外另行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行政機構，以便直接在下一步順理成章取代前朝的機構，實現無縫銜接。

而曹操、司馬昭都完成了以上前兩步動作，這代表他們的不臣之心已昭然若揭，按照儒家封建倫理來說，他們都是典型的“亂臣賊子”。

那麼，為啥後世對曹操、司馬昭兩人的評價完全不同呢？

曹操雖然被稱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在演義中更是淪為漢賊的角色，但從史家的角度來看，後世不乏對他的積極肯定。

比如李世民肯定他“棟梁之任，同乎曩時；匡正之功，異乎往代。”

近代文人魯迅則贊道：“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偉人則肯定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軍事家，也是個了不起的詩人”。

相反，對于司馬昭，後世的評價則幾乎是完全一邊倒的負面。“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這句話流傳上千年，将其野心家、陰謀家的形象徹底固化下來，從來沒有任何人給他翻過案。

這種差别是如何産生的呢？

其實我們的偉人曾經點出過其中緣由：“他改革了東漢的許多惡政，抑制豪強，發展生産，實行屯田制，還督促開荒，推行法治，提倡節儉，使遭受大破壞的社會開始穩定、恢複、發展，是有功的。”這個“他”指的是曹操。

曹操固然是個“觊觎君位”的僭越者，但他跟司馬昭的最大區别在于，他同時也正面、多元化地發揮了自己的聰明才智，為時代做出了巨大貢獻、對後世産生了積極影響：

在政治方面，除了穩定局面、恢複生産、崇尚禮法等值得肯定的成果外，曹操還形成了衆多針砭時弊、具備遠見卓識的思想。

對于國家的治理，有諸如“定國之術在于強兵足食”、“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等主張，它們在任何年代都不過時；

對于人才的使用，他崇尚“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唯才是舉、取士勿廢偏短”，這種打破門第偏見、不追求盡善盡美的務實人才觀，讓各個階層的人才都能發揮自己的才能、獲得嶄露頭角的機會，對促進社會的發展、維護社會架構的穩定具備積極的意義。相對而言，司馬氏建立的西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客觀上成了五胡十六國那個亂世的催化劑之一。

在如何穩定社會秩序方面，曹操提出：“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根據不同的社會情況，有所側重地重用刑或禮。這種儒、法并用的思路，深得封建社會實現長治久安的精髓。

在軍事方面，曹操更是一位有獨到見解、具備過人之處的大家：

他不主張濫用武力，而是“用幹戚以濟世”，即武力是用來救助社會、安定民生的；主張“兵以義動”，強調師出有名，符合道義；

“恃文者亡”、“恃武者滅”，他認為必須文武并用，才能保證政權的穩定；

他鑽研兵法，并且結合自己的經驗，寫成了《兵書接要》一書，在戰略戰術上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在多年的軍旅生涯中，他将孫吳兵法發揮得淋漓盡緻，号稱因事設奇、變化如神，大唐軍神李靖也對他贊譽有加。

在文學方面，曹操更是值得稱道。作為“建安文學”的重要倡導者，他主張行文清簡、反對浮華虛無，主張以詩文言志、反映社會現實，而非無病呻吟。他的《薤露》、《蒿裡行》、《卻東西門行》、《觀滄海》、《龜雖壽》等作品，情詞并茂、慷慨悲涼、大氣磅礴，體現出關注民生、積極入世的責任感，對那個時代的文化發展産生了深遠影響。

而相比之下，司馬昭除了玩弄權術外，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幾乎沒有任何貢獻。說白了，他固然聰明，但這隻是為了一己之私、為了家族利益的小聰明；

而曹操則不同，他固然同樣精于權術，但他還胸懷天下、緻力于保境安民，并且還在各個領域都做出了卓越貢獻、影響了曆史發展的方方面面。這樣的人，你可以站在封建整理倫理的高度指責他是“奸雄”，但也不得不承認他是一位超世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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