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産力決定生産關系通俗解釋?管仲治國有兩個原則：一、穩定壓倒一切；二、先富民，後強國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先構建一個民衆生活富裕和諧穩定的社會一個國家怎麼樣才能和諧呢？怎麼樣才能穩定呢？管仲認為：分業管理是要點他把老百姓分成四個類别：士、農、工、商這四類人之間職業不同、收入不同，因此他們之間最容易出現矛盾，也容易使人見異思遷，導緻社會混亂因此管仲首先推行了四民分業、三國五鄙制度讓士、農、工、商四民互不雜處，各歸所屬，父子相襲，安居樂業四民中，士、工、商三民居于國都，農民居于郊野把國都劃分為六個工商鄉和十五個士鄉，共二十一個鄉十五個士鄉是齊國的主要兵源齊桓公自己管理五個鄉，上卿國家和高家各管五個鄉國都中五家為一軌，十軌為一裡，四裡為一連，十連為一鄉這就是“三其國”每級各設官長，各負其責，每年正月鄉長向國君報告治理情況對在郊野的農民，三十家為一邑，十邑為一卒，十卒為一鄉，三鄉為一縣，十縣為一屬這就是“五其鄙”全國共有五屬，設五大夫每年正月，由五屬大夫把屬内情況向齊桓公彙報，督察其功過于是全國形成統一的整體這一套管理方法簡稱“分居”和“定業”，“分居”不是如今的夫妻分居，而是四業分居，好處是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定業”就是父業子承，促進社會分工的專業化和技術化這樣的社會管理體系十分科學，成為其後各個朝代的範本令人敬佩的是這樣的管理體系并不是戶籍制，并不限制人口流動，更沒有像後來的秦國那樣搞成連保和連坐，十分人性化，完全符合管仲以民為天的思想，我來為大家講解一下關于生産力決定生産關系通俗解釋?跟着小編一起來看一看吧!

生産力決定生産關系通俗解釋

管仲治國有兩個原則：一、穩定壓倒一切；二、先富民，後強國。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先構建一個民衆生活富裕和諧穩定的社會。一個國家怎麼樣才能和諧呢？怎麼樣才能穩定呢？管仲認為：分業管理是要點。他把老百姓分成四個類别：士、農、工、商。這四類人之間職業不同、收入不同，因此他們之間最容易出現矛盾，也容易使人見異思遷，導緻社會混亂。因此管仲首先推行了四民分業、三國五鄙制度。讓士、農、工、商四民互不雜處，各歸所屬，父子相襲，安居樂業。四民中，士、工、商三民居于國都，農民居于郊野。把國都劃分為六個工商鄉和十五個士鄉，共二十一個鄉。十五個士鄉是齊國的主要兵源。齊桓公自己管理五個鄉，上卿國家和高家各管五個鄉。國都中五家為一軌，十軌為一裡，四裡為一連，十連為一鄉。這就是“三其國”。每級各設官長，各負其責，每年正月鄉長向國君報告治理情況。對在郊野的農民，三十家為一邑，十邑為一卒，十卒為一鄉，三鄉為一縣，十縣為一屬。這就是“五其鄙”。全國共有五屬，設五大夫。每年正月，由五屬大夫把屬内情況向齊桓公彙報，督察其功過。于是全國形成統一的整體。這一套管理方法簡稱“分居”和“定業”，“分居”不是如今的夫妻分居，而是四業分居，好處是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定業”就是父業子承，促進社會分工的專業化和技術化。這樣的社會管理體系十分科學，成為其後各個朝代的範本。令人敬佩的是這樣的管理體系并不是戶籍制，并不限制人口流動，更沒有像後來的秦國那樣搞成連保和連坐，十分人性化，完全符合管仲以民為天的思想。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無論國家、團體或是個人首先要解決的是生存問題。用管仲自己的話說”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廪。國多财，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廪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 ，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隻山川、敬宗廟、恭祖舊。不務天時，則财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廪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上無量，則民乃妄。文 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隻山川，則威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那個年代是農業社會，農業被管仲放在絕對重要的第一位。管仲對于農業的論述十分高深，土地的成色、灌溉的構成等等絕對技術的東西都說得清清楚楚，可見管仲是個怎樣的通才。管仲用了大量的篇幅講述土地的重要性，講述農業的重要性。管仲認為：曆代統一天下的君主，其原因就是“國富而粟多”，而糧食來源于農業，因此曆朝曆代的君主都是非常重視糧食的。“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台榭廣也。”開辟土地是管仲始終強調的，而開辟了土地國家依然貧困，就是政府太奢侈了。既然如此那麼對應的策略自然也是雙管齊下：一方面大力開墾荒地；另一方面減少公共行政開支和公款消費。

管仲可不是端坐書齋坐而論道，他研究農業的水準絕對是大學教授級别的，齊國有多少種土壤，什麼土壤适合種植什麼樣的植物，什麼樣的季節應該進行怎樣的農業活動，多大的土地能夠養活多少人等等，都說得清清楚楚。管仲之所以對土地如此熟悉可能和他早年的經曆有關，今後有機會再跟大家聊聊管仲的早年經曆。為了鼓勵農民開墾荒地，管仲認為農民的利益和積極性是至關重要的，所以執政者必須明白農民究竟想要的是什麼。管仲認為：農業生産是要依靠天時的，每年的收成是固定的，但是打起仗來就會一下子需要很多糧食，這個時候農民就無法承受。因此國家要有足以應對戰亂的糧食儲備，同時還要盡量少打仗以積攢國力。管仲同時認為：因為農業是靠天吃飯的，難以在短時間内實現飛躍式的大增産，所以國家的稅收不能靠農業，因此要減免農業稅，政策上要向農業傾斜。當然他不會想到三千多年後的中國已經不再是減免農業稅了，而是全面廢除農業稅，但在他那個幾乎全國百姓都是農民的年代提出減免農業稅絕對是超前的先進思想，這點管仲甩西方的經濟學家們兩千多年。管仲是這樣解釋自己的稅收政策的“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就是指根據土質的好壞美惡，也就是區分“陸、阜、陵、墐、井、田、疇”的不同情況，從而确定對土地征收賦稅的多少。具體的征收辦法是這樣的：“案田而稅，二歲而稅一。上年十取三，中年十取二，下年十取一，歲饑不稅。”這裡不僅考慮到了土地的情況，而且考慮到了年景，兩年征收一次，收成好的年份稅率百分之三十，也就是年稅率百分之十五。收成一般的百分之二十，收成不好的百分之十，災年不征稅。這樣的稅收可以說相當的低了。那麼為什麼兩年征收一次呢？管仲曾經對齊桓公說過，如果年成不好而征稅，農民交不起，就隻能借高利貸。那麼改成兩年一交，農民就有機會把上一年的餘糧來交稅，不用借高利貸。處處為人民着想這就叫做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

除了稅收政策上的傾斜，管仲還有一個鼓勵人們墾荒的大招——包産到戶。有的朋友可能會認為這不是我們改革開放的重大成果之一嘛，管仲是穿越者嗎？咋連這招都會？《管子·乘馬第五》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饑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為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為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為。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用大白話翻譯一下就是：包産到戶，老百姓就會自己抓緊農事，就會知道季節的早晚、光陰的緊迫和饑寒的威脅。他們就能夠晚睡早起，不知疲倦地辛勤耕作。不包産到戶的壞處是，地利不能充分利用，人力不能充分發揮，得過且過，磨磨蹭蹭。如今包産到戶了，大家分成了，稅率也是公開固定的，收成多就得到的多，百姓必然全力去耕作，兄弟父子都會互相督促了。

那麼在管仲之前土地沒有包産到戶嗎？答案是這個真沒有。西周時期配合政治上的分封制，經濟上推行的是井田制。西周時期道路和渠道縱橫交錯，把土地分隔成方塊，形狀像“井”字，因此稱做“井田”。全天下所有井田歸周天子所有，但由于當時交通條件的限制周天子的政令難以推行全天下，于是周天子就分封諸侯去各地建立國家，分封的土地依然歸屬于天子，諸侯隻有使用權而無所有權。受封的各路諸侯又把自己國内的土地分封給自己國内的貴族以及不能繼承國君之位的非嫡長子，比如叔段就在母親的支持下向哥哥鄭莊公讨要封地，所有受封的貴族都是周天子的臣民，他們對封地隻享有租稅收入，但土地本身的所有權不歸他們。這就是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不過這隻是理論上的而已。西周王朝就像一家大型的跨國上市公司，由于内部股權的分散，實際經營業務的人開始變得越來越強勢，于是所謂的強勢管理層和弱勢股東的現象就出現了。由于實際占有并組織人力耕種這些土地的是當地貴族，而非遠在千裡萬裡之外的周天子，于是在當地人看來他們眼中隻有自己這片土地上的貴族主子，而周天子基本上等同于一個傳說。嚴格意義上來說這個時代是沒有農民的，有的是被禁锢在貴族土地上辛勤勞作的農奴。諸侯國君統治的地盤稱之為國，而士大夫貴族統治的地盤稱之為家，在貴族封地上出身的每個人都以封地的地名作為自己的姓氏，從小就被打上自家主子的烙印。在貴族眼中這就是一些會說話的工具，農奴辛勤耕作的成果自己是無法支配的，連他們自己都不過是主子的私有财産而已。

時光進入春秋時代随着生産力的發展，尤其是鐵制農具和牛耕的發明，大量原來不适宜開發的土地被開發出來。于是所謂的公田與私田之争就出現了：所謂公田其實也是私有，隻不過是由貴族世家占有，私田則是一家家小農戶占有，因為貴族們掌握了話語權就公然稱自己的為公，也真是夠不要face的。按當時的井田制規定：由九塊田地組成的井字形中間最好的那塊必須是公田，然後邊角的田地才能是耕種農戶的私田。結果中間那塊土質最好的土地往往是産量最差的，因為在耕種那塊土地時大家都是出工不出力。這樣一來貴族們就糾結了：要保證自己的收入無非兩種途徑——一種沒收私田，強迫農奴為自己耕種；一種承認私田合法化，然後自己收取私田的租稅。管仲認為：前者絕不可取，那樣隻會導緻農奴的生産積極性全面下降，到時所有土地的産量都會像中間那塊公田一樣，最後甚至會影響到國家的糧食安全，不幸的是他這一觀點在1959~1961年的大躍進時期得到了驗證。最終管仲選擇了後者，開辟出以前田地上的封疆阡陌，承認人們對自己所開墾土地的所有權，國家隻從收成中收取固定比例的租稅以維持财政。這時獲得了夢寐以求的土地的農奴們才不去管從理論上來說這些土地都是周天子的，别說管仲就連他的主子齊桓公都無權處置，不過話說回來這年頭還有誰真把周天子當回事呢？

“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管子認為國家有五害是必須作為重中之重來解決的，而五害之首就是水患。管子首先任命了一名大夫作為水官，專門負責國家的水利建設和防洪抗災。水官的手下配備工作人員，常年在河流、堤壩、水渠巡視，随時報告水情。每年的秋天，對人口進行統計，看看可以征集到多少人興修水利；到了冬天，就開始準備工具，水官統一協調。到了三月，春耕來到之前，開始動工興修水利，這時候天氣開始變暖，也沒有雨水，白天也開始變長，農活也還沒有開始，正是興修水利的最好時機。堤壩的要求是底部一定要夠寬，那樣才堅固，在不毛之地修建水庫，以緩和洪水和儲水。堤壩上要種上荊棘灌木，穿插着種些柏、楊這樣高大的樹木，才保證堤壩的堅固。堤壩年年都要進行整固，平時也要專人看守。水的問題解決了，那麼五害中的其餘四害“旱、風霧雹霜、瘟疫、蟲災”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齊國的水利建設是春秋各國中最完善的。

在發展農業的同時管仲積極扶持副業生産，強調充分利用自然條件，因地制宜，廣開财路，以求國家強盛，人民富裕，這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種植桑麻。桑麻是紡織業的原料來源，沒有充足的蠶絲和上好的麻，就不可能紡織出錦、繡、絹帛。因此管仲繼承齊國種桑養蠶的曆史傳統，制定出具體政策，扶持桑麻種植及養蠶業的發展。規定在房宅左右要種植桑麻，支持婦女養蠶、紡織。傳授土壤知識，指導種麻。每年陽春養蠶能手給予獎勵。采取這些措施，使齊國的養蠶業迅速發展。二是飼養六畜。管仲把養六畜納入經濟發展的重要部分，給予充分重視。對六畜飼養實行保護鼓勵政策，反對對飼養六畜征收賦稅。規定：雜草叢生的窪地，不适合糧食生長，應作為飼養麋、鹿、牛、馬的牧場。在春秋兩季，把幼畜供應給百姓，把老畜殺掉賣出。同時建立固定飼養場，設立負責記載牛羊繁育并查管牧養事務的官吏，若此官照料牛馬沒有折損死亡的，提升一級。這樣有利地調動了人們養六畜的積極性，促進六畜興旺。三是多種瓜蔬。蔬菜瓜果是人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副食品。因此管仲非常重視瓜菜生産。“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育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四是植樹造林。管仲對國家土壤性質、地勢作出細緻分析，提出了植樹的基本要求，利用房前屋後種桑麻，城牆周圍種荊棘，以固城防。大堤上錯落種植灌木與楊柏樹，保護堤壩。限制入山林砍伐時間，重視森林防火問題，獎勵植樹有功者。“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管仲在那個時代就意識到了植樹造林對保持水土和土地肥力的重要性，這又是他遠遠領先于世界的一個方面。五是發展漁業。管仲積極要求發展漁業生産，提倡國家對沿海漁業進行統一管理，制定合适的征稅政策，使生産與銷售連為一體，大大提高漁業生産的效益和漁民的積極性。管仲的學識之廣，見地之深，可以說是令人歎為觀止。想來這與他的出身密不可分，他能夠知道民間疾苦，能夠知道國家最需要做的是什麼，能夠從老百姓的角度出發去考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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