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号雲谷老人、滄州病叟、遁翁，别稱紫陽。祖籍徽州婺源，生于尤溪，官至秘閣修撰。曾寓居建瓯、崇安，晚年定居建陽。

作為中國曆史上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以畢生的精力從事學術和教育活動，71歲的人生有四十多年在講學和著述中度過，并與福安有着不解的情緣。

一、朱熹與福安的交往

據《新編朱子（晦庵）年譜》的記載：宋建炎四年（1130年）建州（閩北）多次發生較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紹興元年（1131年）朱熹兩歲，春二月，朱熹之父朱松帶着一家人離開原居住地尤溪縣的南溪别墅前往閩東避亂。秋間輾轉到長溪（時福安屬長溪縣），寓居龜齡寺。（見閩北朱子後裔聯誼會、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合編《考亭紫陽朱氏總譜》，第454、455頁，2000年）為紀念朱松父子此行，福安人後在龜齡寺設立朱韋齋祠，祀朱松（明萬曆《福安縣志》第二卷、第六卷）。朱松在長溪期間還拜谒了廉村薛令之故居，寫下一首《題薛補阙故居》詩，表達對薛令之的敬意：

有唐進士薛補阙，官兼侍讀開元末。

懸知野鹿欲銜花，面向桑榆全晚節。

靈武匹馬還京師，伊人駒谷猶遐思，

甘同西山采薇蕨，團團朝旭升旸谷，

照見盤中堆苜蓿。底用黃金二十斤，

燕享鄉闾與親族。商山高躅不可攀，

歲暮何嫌松柏寒，廉溪月明誰為看？

一似東都故人獨釣桐江灘。

朱熹這一次随父來福安總共一年半時間，而且尚在襁褓之中。這是朱子與福安第一次結緣。紹興三年（1133年）春，朱松蒙宋廷征召赴臨安就官，朱熹也就随家離去。

然而朱熹與福安的情緣遠沒有結束。據明萬曆二十五年《福安縣志》載：“龜山寺，半屬甯德……雍［淳］熙（1174－1186年）朱晦庵、楊信齋寓僧舍講學月餘。”龜山寺創建于唐開成三年（838年），地處福安、甯德交界處，是甯德、福安禅宗佛教的開山寺。雍熙二年（985年）宋太宗賜額，更使龜山寺成為一方名刹，不但招引了多位名僧到此駐錫，而且激發了朱夫子及其高足傳道授業的熱情。

慶元二年（1196年）南宋統治階級内部發生了一場被稱為“慶元黨禁”的政治鬥争。禦史沈繼祖在外戚韓侂胄的支持下，對朱熹發難，指斥他的學說為“僞學”，将朱熹罷職。第二年，已經68高齡且患有足疾的朱熹應古田門人之請，在女婿黃榦和門人的陪護下，離開婺源考亭，前往古田杉洋，“宗室諸進士與其門人構書院，延而講學。”（清乾隆《古田縣志》卷之七）相傳，朱熹後來在門人黃幹、楊複的陪侍下又輾轉閩東講學，福安的上東庵、龜齡寺、環溪（察陽，今陽頭）等地都留有他的足迹。

朱熹流寓福安期間，講學不辍，誨人不倦，“從學者甚衆”。後人為了紀念朱熹，在夫子主要的講學地建立書院，如甘棠上東庵的考亭書院，社口龜齡寺的晦翁書院等，這些書院在曆史上為福安文教事業的發展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二、朱熹的福安弟子

朱熹的福安弟子中有四人特别優秀，他們均為理學正宗傳人和閩學的重要人物。

黃幹，字尚質，今福安陽頭人，朱熹在古田藍田書院講學之時即投夫子門下。相傳慶元五年（1199年）朱熹到福安講學，因年老體弱得到黃幹的悉心照料，還把夫子請回家中小住。聰穎而又勤奮的黃幹深得朱子理學真谛，“著述甚富”，有《誨鑒語》《五經講義》《四書記聞》等傳世。

楊複，字志仁，号信齋，福安甘棠楊岙人，後遷居大留，曾和黃幹同學于古田藍田書院，受業于朱子，相傳他曾陪侍朱子在上東庵講學。理宗朝真德秀知福州，在郡學創立貴德堂，延請楊複主持。楊複淵博的學識和對理學的深刻理解，傾倒了許多士子，就學者甚衆。楊複著有《論語問答》《詩經雜說》《大學中庸口義》《祭禮》《儀禮圖》等，深入淺出地闡述儒家學說，并用圖示法闡釋儒家“禮”的思想。

朱熹的長溪弟子中還有一個叫做張泳，字潛夫，福安大留人。慶元年間，适逢大比，而當時朝廷嚴禁朱熹學說，“試天下之言性、論策，問僞學”。張泳雖然身在考場卻能堅持自己認定的立場，不看風使舵，“主朱子之說”。主考官在判讀他的應試文章時，為他的文采和氣概所折服，不禁拍案稱奇，歎為第一，但是最終還是屈服于權勢，“不敢錄”。張泳因堅持自己的政治信仰而丢掉了功名，但是他的道德文章卻在民間傳為佳話。後來他“家居授徒，多有顯者”，學者稱之為“墨莊先生”，身後福州養正書院還為他奉祀。今大留張氏宗祠外牆照壁和祠後靜室仍保留“理學正宗”和“墨莊家塾”題匾。

朱熹的得意門生中還有一個叫做陳駿，字敏仲，福安廉村人，進士，著有《〈論語〉〈孟子〉筆義》《〈毛詩〉筆義》等。其子陳成父，字汝玉，克承家學，成為愛國詞人辛棄疾的乘龍快婿；其學以立誠為本，著有《〈律曆志〉解》《和稼軒詞》《默齋集》等。萬曆《福安縣志》：“甯德祀陳駿為鄉賢，《八閩通志》仍之。意生于福安而遷于甯德耳。”

三、遺墨傳說和朱姓繁衍

相傳朱熹在流寓長溪期間留下了許多華章遺墨和故事勝迹，像“文章華國，詩禮傳家”“水雲深處神仙府，禾黍香時鐘鼎家”“留衣韓伯人如玉，解帶蘇公價值金”等聯句至今還為人們稱道。

據明萬曆《閩書·方域志》載，朱夫子曾在龜仙山（仙岫山）受到鄉民的飯食款待，夫子因而乘興手書一聯回贈，聯曰：“水雲深處神仙府，禾稻豐時富庶家。”

甘棠的上東庵至今珍藏着一副古老的聯闆，上刻“留衣韓伯人如玉，解帶蘇公價值金”，落款是“朱公筆迹”“紫陽夫子流寓此庵原贈”。光緒十年《福安縣志》卷三十二叙上東庵時提到此聯，并稱朱熹曾率楊複在此庵講學，但沒有明言聯句系朱熹原贈。萬曆縣志沒有相關記述。

潭頭鎮有一個叫大莊的古村，村前的溪河裡有一塊巨大的嶼石叫做“洗心台”。舊縣志上記載，宋朝時有一對林氏兄弟，為了争奪家産而反目為仇，後來經過鄉親們的勸導，終于翻然悔悟，就在這一塊嶼石上面設酒言和，表示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後來兄弟倆親愛如初。村民傳說嶼石上的“洗心台”三個字是朱文公的筆迹。

社口龜齡寺的後山上有一個叫做岚柄（今寫作林柄）的村子。該村主姓章，村口宮廟供奉朱熹的神像和牌位。村民認為，當年朱子曾經到岚柄講學授徒，甚至有的還說在此教了三年書。該村還流傳許多關于朱熹的傳奇故事。村中有兩口水井，村裡人說，因為是朱熹親自選址開掘，所以終年不竭。這些傳說雖然都查無實據，但卻事出有因。據清光緒十年《福安縣志·氏族》記載，章氏始祖唐時“避亂，由浦城徙居韓陽龜齡。其後分遷岚柄、利岔、白沙。”原來岚柄人是将自村當成了“龜齡第二”。

綜合清光緒《福安縣志》和坂中步兜山朱氏宗譜的記述，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朱熹直系後裔朱熉就任福安縣訓導，後定居步兜山，成為開基祖。步兜山朱姓現有六百餘丁。

除步兜山外，福安還有二支朱氏。濑嶼朱氏，位于下白石鎮福嶼村（福嶼舊稱濑嶼），清同治年間（1862－1874年）始建宗祠，今有族人五百餘丁。南浦朱氏，位于下白石鎮南浦村，先祖從建陽遷居南浦落籍，今繁衍三百餘丁。濑嶼和南浦朱氏均認為自己也是朱熹的傳人。

四、朱熹思想的影響

朱熹理學以儒家的倫理學說為核心，糅合佛、道及諸子學說，囊括自然、社會、人生的各個方面，可謂博大精深。該學說到南宋末年才确定了正統地位，并作為官方哲學支配中國思想界長達六七百年。其積極方面，如重視道德教育和品格培養、重視從人心的治理出發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的思想，對維護社會的安定有積極意義。

福安人曆來以朱子曾經過化自己的家鄉而榮耀，以曾經出過黃幹、楊複、張泳等這樣的理學大師而自豪；朱子及其長溪弟子在長溪流域的講學實踐奠定了福安文化教育事業的基礎，對福安日後成為閩海文教劇邑産生了深遠的影響。明萬曆《福安縣志·節序》：福安“上元後即從師入學，亦朱子過化之遺也。”南宋百餘年間長溪流域共出了70多名進士，可謂人才輩出。它不但反映了這一曆史時期長溪流域在經濟和文化上的繁榮程度，同時也鮮明地折射出朱夫子在這一方沃土上的流風餘韻。

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知縣嚴德泳在原按察分司署舊址（今供銷社房産，與城關天主堂毗鄰）建起一座書院，為紀念朱熹，命名為“紫陽書院”。書院延續了一百多年，和縣學明倫堂一道成為福安士子心目中的殿堂，是福安儒學教育的“雙子星座”。

朱熹的思想和學說是封建專制時代的産物。朱熹特别強調心、性、情，強調宗教内心修養中忏悔、禁欲、反省和自責的思想感悟訓練。于是總結出一個經典命題：“聖人千言萬語，隻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欲”（《朱子語類》卷十一）。這也成為他的理學核心。按朱熹的觀點，自然、健康、正當的生活和追求是天之常理；而奢侈淫逸、非份的巧取豪奪則是人之貪欲。“飲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朱子語類》卷十三）可見朱熹理學首先是針對權貴與富豪的，難怪他的學說起初不受官方歡迎。後來統治者發現朱熹理學可以利用，于是大加宣揚，“三綱五常”和“存天理、滅人欲”變成鞏固專制等級統治的法寶和維護封建宗法禮教的“軟刀子”，積極參與封建子民心态的打造，制約人文思想的健康成長。在理學氛圍的浸潤和無形約束下，元明清三朝，福安一邑就有千餘名婦女被禮教剝奪了青春甚至生命，作為“貞孝節烈”的殉葬品，受到官府旌表，還成為封建專制時代的“先進典型”，其中有諸如“三世苦節”“金石齊貞”“未婚殉夫”“完節保孤”“割體奉姑”的辛酸，也有“投環”“赴水”“自刎”“仰藥”“絕粒”的驚心動魄（清光緒《福安縣志·列女》）。在崇尚現代文明的今天，我們在自诩“朱子過化之鄉”的同時，對朱熹理學在中國曆史上的作用和影響應該有一個科學的認識。（李健民）

來源：今日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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