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是不謀私利；廉，是不貪。清廉，廉潔，廉明，廉正。廉，是中國幾千年傳統文明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自古以來，中國人十分講究“忠、孝、仁、愛，禮、義、廉、恥”，廉為其中之一，屬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

家譜，作為一個家族的曆史文化彙總和曆史檔案，作為家族文化的重要載體，無疑也十分重視廉文化的傳承。在我們雲津楊氏家譜裡，有關“廉”的記載與要求，可以說比比皆是。

一堂特殊的廉文化課

家譜裡有這樣一段記載：雍正三年(1725年)初，我們的第十一世祖永斌公(我是第二十世)，補授貴州威甯府知府。三月初九日，“奉來京陛見之旨”，就是要他到北京去，皇帝要接見他。至三月十九日引見。雍正皇帝接見他時首先就說：“楊永斌在直隸年久做官，政績聲名俱好，朕很信得過的人，再不會變心的，朕可以保得他。”

接着就說：你們讀書人，做州縣很廉潔，一放到知府就變心。做知府還好，一放司道督撫，遂大變了心的很多。亦有單寒者，出去做州縣不惜名節，身家厚了，後來做府道，改弦易轍，做出好官的。亦有若楊永斌，再不會變心的。

又說：“人孰不有錯處？有過失何妨直說出來與我知道？我自有寬恕。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若必欺瞞，自謂人不及知，殊不知人那(哪)有不知的。一經識破，人品心術都壞了。這樣人還用得麼？你到貴州去，不可食利。苗夷不安靜，皆起于有司苛刻。誰肯把東西善善的送人？取不如意，迫以威勢，使人受不住，自然不安靜了。”

“亦不可矯廉。除了非分的不可妄取，本面應得的何妨取來？家業也是要顧的。就是百姓，尚然望他有飯吃，家給人足，何況我用的官，必定要他沒飯吃，沒衣穿，那(哪)裡有這樣刻薄皇帝？若使有餘，或設義學，或賞賜好人，使人知所鼓勵也，都是要用的。總之，事事以誠字為主。這誠字是颠撲不破的。臨民治事，化其私心，出于至誠，那(哪)有不好的。”

家譜中的廉訓示

1844年，河南汝州知州楊兆李畫像

家規、家訓差不多是每部家譜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家的家譜也不例外，專門設有“彜訓”一章，内容極為豐富。其中有關廉的要求，摘錄一些如下：

十二世祖文賜公的訓示是：

讀書者不賤，守田者不饑，積德者不傾，擇交者不敗。

惜食惜衣非為惜财原惜福，求名求利但需求己莫求人。

垂訓一無欺，能安分者即是敬宗尊祖；守身三自反，會吃虧者便為孝子賢孫。

十三世祖洪公的訓示是：

凡橫逆當前隻順以受之，不必動心，忍得一番橫逆便增得一番氣度。

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衰，盛也；祿位光榮而君子無聞，族雖盛，衰也。此不可不知。

十四世祖兆杏公的訓示是：

安清貧，吾宗清白垂訓，累世先人莫不衣僅禦寒，食僅充饑，室廬僅蔽風雨……清貧世守，綽有古風。

十五世祖積煦公的訓示是：

接汝禀，知谷賤傷農。佃客索減押規銀，日用漸形支绌，頗深焦慮。既而思家風清白，昔賢謂仕宦無錢，是好消息，不覺夷然(同怡然)。惟堂上年登耄耋，菽水雖可承歡，亦不宜過啬，并不宜時露窘狀，緻親心享用不安……汝将此信呈高祝丈，懇暫借二百金，以濟急需。

以上是家譜“彜訓”一章中有關廉的訓示。即使在平時，先輩亦常常以廉潔要求晚輩。十一世永斌公“宰臨桂日”，其父親第十世祖寓乾公手谕雲：“爾今日出身加民，須念朝廷特拔之恩，祖宗積累之德，不可妄取一錢，屈罪一人。”永斌公聞訓，終身佩服，無敢失，以是享大名，建偉業。

第十三世祖洪公亦在一封信中，即“郎岱官舍病中寄谕”中特别強調：“子孫苟能成名出仕，當視民如子，第一莫要冤枉錢。”又在其遺囑中對兒子們說：“好生認真做官，清、慎、勤缺一不可，萬勿視為迂談”。他的兩個先後中了舉，并分别出任知縣、知州的兒子——兆杏公和兆李公，也始終銘記他的教導，清廉為官，其官聲都比較好，當地的縣志均記載了他們的事迹。

先人們的廉表率

我們雲津楊氏先輩不僅諄諄教誨後人要清廉、廉潔，更是以身作則，率先垂範，為我們作出了廉表率。

這可以追溯到我們的第六世祖。我們的第六世祖秉元公，系我們這一小分支的直系祖先。家譜記載：他“學行醇懿，年十六遊衛庠，二十補廪膳生，拔府學。(明代)萬曆初(1573年前後)，充歲貢(即為歲貢生，也就是國子監的生員)，廷試第一，授徽州歙縣知縣。”他在我們雲津楊氏中，屬于“始開文學祖”的人物。因為在此之前，我們這一支人，都是從武的，低級武将。

秉元公授徽州歙縣知縣後，即“盟于神，不以一錢自污”。他“視民如子，治行為南都冠”。

接着的是秉元公長子、第七世祖廷俊公，他是我們這一支人中的第一位舉人。他做的最值得人們敬佩的事是“蔑視權貴，不拜魏忠賢生祠”，不與魏忠賢之流同流合污。家譜裡這樣記載：“天啟禦極(明代天啟皇帝登位)，覃恩得封父母，拟乞身歸。總戎藉重，再四慰留。卒以不拜魏珰生祠投劾去。”“總戎”，猶主将，亦可理解為主管；“珰”，宦官的代稱，魏珰，即指明代大宦官魏忠賢；“投劾”，古代官員投呈彈劾自己，請求去職的狀子。這段話的意思就是，天啟皇帝登位後，他便乞求回家，雖其主管再三挽留，他卻不為所動，以自己不拜魏忠賢生祠為由，投上一份自己彈劾自己，請求去職的狀子，然後拂袖而去。

雲南省文物專家蔔保怡老師（中）考察楊永斌墓碑保護情況，并表示：“楊永斌是昆明明清時期六大部院大臣之一，是昆明名人之碑，碑文是清朝名臣張廷玉所寫”。

讓我們再來較詳細地看看第十一世祖永斌公。永斌公舉人出身，最初補授廣西臨桂縣知縣，後任直隸阜平縣知縣，兼平山縣知縣，任大城縣知縣，升直隸涿州知州，貴州威甯府知府，貴州貴東道，再升湖南布政使，調任廣東布政使，授廣東巡撫，調授湖北巡撫，再調任江蘇巡撫。最後授吏部右侍郎。并在吏部右侍郎崗位上因病休緻(退休)。永斌公曆官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并受到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親自接見。

永斌公最初出來做官，是授廣西臨桂縣知縣。上任伊始，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革除陋規。“甫莅任，适遇編審屆期，舊例縣官親曆諸鄉堡，可得千金陋規。餘聞之駭然。以差役下鄉擾民且不便，況官長乎？出谕：令民于三日内集縣中，随到随審，一切胥吏、裡正，索民一文者，立置之法。不五日而事竣。民情悅服，上官亦謬以為能。”

永斌公後來任直隸阜平縣知縣，這期間，“适在(剛好在)詞訟中得罰贖十餘金，自益之得三十金”，他将這些錢“付鹽商生息，半以市藥(買藥)施病者，半以買棺給貧不能葬者”，他說：“雖所濟有限，然亦聊盡吾心耳。”

永斌公在任阜平縣知縣期間，又兼署平山縣事(西柏坡就在平山縣境内)，一人兼知兩縣。在兼署平山縣事時，按平山縣舊例，“到任有修理衙署、執事鋪墊及供給三日”的習俗。而這些錢“皆出裡下，計費三百金”。永斌公得知後，“知其弊，馳谕革除之。”

在涿州知州任上時，按涿州舊例，鹽包到河下，州官親出點檢，每包可得規銀一錢五分；當鋪出号，州守亦為點檢，其價輕而物貴者，悉取以還。永斌公将其革除淨盡。但當雍正皇帝問直隸總督李維鈞“楊永斌做官如何”時，李維鈞卻說：“楊永斌過于迂執，鹽店當鋪向有幾兩規例銀子送知州，知州也有為他們費心處。楊永斌連這項也不要”，他認為這樣做不好。雍正卻說：鹽典規例不要，這是矯廉，如此好官，何以不首薦？為何不推薦提拔呢？

永斌公還有兩件事特别令人敬佩。一是為保住農民的耕地，敢于頂撞清朝的王爺。這件事發生在他任直隸大城縣知縣任上。家譜中是這樣記載的：“境有地名辛張，民田數百頃，膏腴産也。莊頭觊觎焉。白某王(王爺)欲圈占為馬場地，方民千百來訴餘。餘為語莊頭，以民田不可奪，奪之令民失業，恐聖駕不時臨此地，衆民于禦前告狀，并累王爺。”莊頭将此情告訴了王爺。于是便有了以下的對話。

王(王爺)傳餘面谕雲：“汝做誰家官？”

對曰：“王爺家官。”

曰：“胡不為我？”

餘曰：“此正知縣為王爺處。辛張百姓是王爺家赤子，其千餘家皆借此地養活，是其祖父相傳，口分世業之産，今一旦奪之，皆将轉為溝壑。皇上以牧民(教化、管理民衆)委(委任)知縣，知縣若坐視其死，是負皇上。負皇上即是負王爺。倘皇上知之，以此罪知縣，殺無赦，且遺萬世罵名。知縣不足惜。且恐并累王爺。今知縣得罪王爺，王爺命督撫參知縣，去此求之不可得也。”

王曰：“吾令人打汝。”

餘曰：“王爺能打知縣。知縣能于九卿班上出揭，并能于禦前喊冤。”

王默然，揮餘出(意即：把手一揮，你走吧)！

沒過多久，皇帝果然以打水圍經過大城縣，辛張數千人在皇帝駐跸處喊冤。王爺知道此事後，不得不“曉百姓曰：不圍汝地矣。”

這樣，“辛張民始得安堵”。

第二件事同樣發生在永斌公任大城縣知縣的時候，為了救饑民于水火，不惜與大僚鬥，敢冒風險，開倉借糧。康熙六十年春夏之交，京城附近包括大城縣“亢旱”，幹得不得了。老百姓饑荒嚴重。家譜中有以下記載：

時有一大僚至縣，饑民數千人環繞号呼，乞發倉赈濟。餘亦懇發倉谷，借給饑民，須三千擔，至冬還倉。如有虧空，知縣自立印領，情願賠補。

大僚曰：“朝廷倉谷，非奉旨即顆粒不可動。況三千乎？”

餘呼百姓曰：“汝等今日且去，明日還汝谷。百姓退。”

餘謂大僚曰：“饑民嗷嗷不得谷，恐倉猝緻變。”

大僚許以百石(擔)，餘曰：“非三千不可。”大僚終不從。

餘曰：“大人許亦散，不許亦散。計定矣!”

當夜三更，大僚即起行，不令一人知。恐饑民為變也。

餘竟以三千石給散訖。至冬，因當年豐收，饑民一一還倉。

永斌公就是這樣，敢作、敢為、敢擔當。

永斌公任湖南布政使(省裡的第二把手，掌管全省财政、民政等項工作)時間不長，隻有一年四個月，但卻辦了不少實事。一是處理永順土司善後事宜。永順土司遺址，就是現在列為世界文化遺産的永順老司城遺址。他所做的事主要是将最後一任土司彭肇槐一家“押送江右(即江西)”，終于将“狡兔之窟”給鏟除了。二是謹慎審案，力避冤假。最著名的是雍正《大義覺迷錄》中所稱彌天大犯曾靖一案。曾靖，湖南永興人。著名的“反清”人士。被捕後，雍正又特意将其釋放，并發來湖南本籍，“兼令其陰索向者(之前)傳語之人”，即追查同案人。此事在永斌公履職湖南之前就已審訊多次，并已牽累多人。永斌公到長沙後，與按察使一同會審，“令其直供傳言之人，毋以恍惚疑似語相塞。曰某日在某寺中有某和尚見。于是傳某和尚訊之。曰果有其人，今死矣。餘謂臬司(即按察使)曰：勿複深求，即取死者地方結狀以結。此案得免株連。” 正是“勿複深求”，避免了株連更多人。三是周密謀劃，盡力節支利民。當年，上級要“征兩楚兵赴西邊，奉旨每兵給馬四匹，弁員(低級武官)遞加”。湖南需調兵三百名，加上低級武官，需買備馬一千四百餘匹。巡撫叫永斌公“急為買備”。但永斌公卻說：“馬不需買”。他的理由是：“此時若在會城(省城)購馬千餘匹之多，則驽骀(比較差的馬)成骐骥(駿馬)，價必昂貴，而所收皆下驷(下等的馬)。況喂養待用，遣發無時，則刍料費多。計莫若于通省驿站中，每驿挑五騎，印烙飼牧，勿乘，令其肥碩。至需用時，每驿撥夫一人解至廠中，候給發。過後按匹給價，各驿自行購買，充足五騎之額。如此，則事辦而費省。”後來聽說湖北(當時是要求湖北、湖南都要調兵備馬)買馬、飼養，費至數千金，無項開銷。“而湖南幸免此累”。大概後來上面并沒有征調兩楚的兵馬。而湖南是馬已預備了，費用卻省了。

永斌公在湖南辦的實事還有“撫綏化誨六裡苗疆”“修葺嶽麓書院”等。

雲津楊氏第十九代楊新正老先生于2021年4月探訪十一氏祖楊永斌墓地及碑

十二世祖文賜公多年在湖南澧州(現在的澧縣)、石門、永綏廳等地擔任巡檢、 代理州判、典史一類的小小芝麻官(九品或從九品)。正如他的堂兄、永斌公的兒子文錫公在給他的私人信件中所說：“至吾弟一官，雞肋，清苦萬狀”。清苦到什麼程度？老譜序言中有這麼一句話：“十二世照磨公(即文賜公)官楚，貧不克(不克即“不能”)赴皖升任，又不克歸滇，僑寓黔邑。”他原來任湖南永綏廳(即現在的花垣縣)花園汛巡檢，後署(代理)永綏廳經曆。乾隆三十年，升授安徽安慶府照磨。但是他卻沒有錢、沒有路費到安徽去赴新任，也沒有錢回老家雲南，隻好“僑寓黔邑” 。

為什麼會窮到這個地步？家譜裡記載，他經常說：“末吏倚仗頭取錢，吾不為也。”他不去撈冤枉錢。因此，“貧不克赴皖升任，又不克歸滇”。

十三世祖洪公，“賦性明敏”，“讀書善悟，困于貧，年十六棄舉子業(沒有走科舉考試那條路)，随父習理簿書……以筆代耕”，也就是學着做“幕僚”。他一生雖說沒有當過什麼“官”，隻是做做“幕僚”而已，同時兼業醫。但他同樣潔己愛民。“乾隆六十年夏，軍營多疫，(他)出經驗方，募資制合丸散，遣送(鳳凰)鎮筸、(麻陽)高村，及流寓黔陽難民，賴以全活甚衆。無歸流殍，(他)募資掩埋，其暴露骸骨，擇瘞高阜(即掩埋在地勢高的地方)”。他“兼業醫，不計貧富，雖祁寒暑雨，昕宵必往診，必愈始安”。

十四世祖兆杏公，學識淵博，夙号通儒。“在建始(湖北西部，兆杏公任知縣)……議修南門外大橋，或言不利于官，兆杏曰：官以為民，民利矣，吾何憂。毅然行之。後雖如其言罷去，不悔。”

黔陽縣志記載：兆杏公“生平不計家人産。在應城(代理湖北應城縣知縣)，為前屬建始典史章鴻捐複其官。通山典史葉書殁于任，并資遣其家屬回籍。他善舉典衣稱貸。曰：吾以求心之安而已。解組時年六十八，囊橐蕭然，晚就弟兆李汝州官舍……人恒以清白吏目之。”為章鴻“捐複其官”。典衣稱貸，典當衣物，向人借錢，也要幫助有困難的人。

《湖南省志》等權威書籍上都記載：楊兆杏“緻仕時一文不名，依弟兆李供養以終”。到退休的時候，連一個錢也沒有。靠弟弟供養以終。

十四世祖兆李公是兆杏公的親弟弟。兆李公在嘉慶六年(1801年)“挑發河南，以作好官誓于都門關帝廟。”并“自镌手章，曰：不貪為寶；曰：勤以補拙”。

家譜裡記載：兆李公“襄滑、衛軍局，毫不苟取。同事每加诮讓（诮，音“俏”，意“譏諷”“責備”），堅守如常。”又說：“曆州縣任，屏絕包苴(音“拘”，意“饋贈與賄賂”)。相沿采買陋規，亦拒不受。”他在任河南泌陽縣知縣期間，創建泌陽銅峰書院，他“前後斥俸二千一百兩”。而銅峰書院整個建築費用為五千四百兩。他的捐俸占到了整個創建經費的40%左右。

他特别強調勤儉。他說：“居家之道，不外勤儉二字。勤則不匮……儉尤美德，自身謹饬。食取充腹無兼味，衣取禦寒無華飾。常留有餘，以惜畢生之福，以備倉猝之虞。”他在信中告誡侄兒：“日食小菜每餐不過兩樣……每月肉食不過六七次……蛋魚之類或間日一食亦可……每日用錢不過五十文，每月用錢不得過三千二三百文……”

雲津楊氏第二十氏楊志勇

先人們的廉訓示，我們謹當聰聽，銘記在心，見諸行動；先人們的廉表率，令人敬佩，更值得我們傳承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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