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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深圳9月11日電題:搭乘改革開放的高速列車:深圳“打工妹”的逆襲
新華社記者白瑜 毛思倩
“與其說我抓住機會,不如說時代成就了我。”翁純賢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年之際回到自己年輕時工作的地方,發出這樣的感慨。
1982年,深圳最早的港商獨資企業凱達玩具廠招工,翁純賢等幾百名年輕姑娘來到深圳蛇口,成為中國第一代“打工妹”。
那時的蛇口還是“荒山”,有些女工打起退堂鼓,但堅持下來的人很快喜歡上了這份工作。在凱達,翁純賢基本工資每月80多元,是一般工廠的兩倍。晚上和周末加班工資還能翻倍,勤奮的工人一個月能掙四五百元。
人生從此翻開嶄新一頁。搶着幹活,搶着加班,成了這些“打工妹”的常态。
“你平常做100的話,如果做到120,那你就有20%的超産獎。廠子外面就是‘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語,那句話是刻在骨子裡的,沒有一個人會偷懶,大家很認真地去做每件事。”翁純賢說。
讓翁純賢備受鼓舞的是,奮鬥成為時代底色。2007年,凱達姐妹們登門探望蛇口工業區原負責人、“蛇口模式”的探索創立者袁庚時,90歲的袁庚竟然取下帽子,向第一代“打工妹”深深鞠躬,向特區建設者緻敬。
1990年,由珠江電影制片廠出品的電影《特區打工妹》上映,1991年同題材電視連續劇《外來妹》播映。吃苦耐勞、勤勞上進的“打工妹”群體,成為改革開放中湧現出的新型現代女性的象征。
從20世紀80年代的第一批“打工妹”,到90年代初百萬外來工南下深圳,再到如今活躍在電子、服裝、鐘表、珠寶等各種工廠内的數百萬外來工……一代又一代“外地人”懷揣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來到深圳紮根,接力建設這座城市,成就了深圳,更成就了自己。
這些年輕人開闊眼界、增強本領,有的與企業共成長、有的後來下海經商、有的出國後再歸國創業,随着改革開放的高速列車實現人生“逆襲”,一步步邁向理想生活。
翁純賢白天打工,晚上去函授班讀書,在中國南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服務了22年,後加盟東莞一家玻璃公司任總經理。從“打工妹”到總經理,翁純賢感慨道:“是特區給了我機會,因為這裡的機會要比别的地方更多。”
因家庭無力承擔大學費用而放棄入學機會的江西姑娘張春麗,以半工半讀方式在深圳延續求學之路。從取得大專文憑,到獲得本科英語專業文憑,再到攻讀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專業碩士研究生的過程中,張春麗離開了生産線,從普通女工晉升為行政人事部職員,後來她加入了深圳市青年社會組織聯合會,專心做起了公益事業。
以自由和快樂為座右銘的少女蔡麗欣,在深圳開始了她的“追風”之旅。在深圳的十年間,她從電子廠的工位轉移到地攤,後又轉移到外賣騎手的電動車座椅,笑稱自己是風一樣的女子。對蔡麗欣而言,最能代表她和深圳關系的紀念品是公司發的小玩偶。那是她因疫情期間堅持在崗被評為模範騎手得到的,她為自己驕傲。“它是城市新青年勇敢、正義、有擔當的标志。”蔡麗欣說。
40年來,深圳成就了千千萬萬奮鬥者:從修理工到成為享受特殊津貼的專家、從“打工仔”“打工妹”到上市公司創始人、從服裝廠流水線工人到時裝設計師……書寫時代,其命維新。這個奮鬥之城、希望之城、創新之城正吸引着越來越多的現代建設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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