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中西文化交流?2014年3月，主席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演講中這樣評價玄奘法師，“中國唐代玄奘西行取經，曆盡磨難，體現的是中國人學習域外文化的堅韌精神”玄奘法師穿越八百裡流沙，途經七十餘國，曆時17年從印度取回佛經，又耗費19年翻譯經典後人根據他的傳奇經曆，演繹出一部婦孺皆知的《西遊記》其實，玄奘的真實經曆，遠比《西遊記》更為精彩動人，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于玄奘中西文化交流?下面内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玄奘中西文化交流

2014年3月，主席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演講中這樣評價玄奘法師，“中國唐代玄奘西行取經，曆盡磨難，體現的是中國人學習域外文化的堅韌精神”。玄奘法師穿越八百裡流沙，途經七十餘國，曆時17年從印度取回佛經，又耗費19年翻譯經典。後人根據他的傳奇經曆，演繹出一部婦孺皆知的《西遊記》。其實，玄奘的真實經曆，遠比《西遊記》更為精彩動人。

玄奘西行

讀過《西遊記》的人都知道，玄奘被唐太宗敕封為“禦弟”，奉旨前往西天取經。然而，小說的演繹與真實的曆史大相徑庭。事實上，玄奘的取經之路始于偷渡邊關。當時李世民剛剛登基，貞觀之治尚未到來，整個大唐彌漫着“國政尚新，疆界不甯”的氣氛。北方突厥的颉利可汗一度屯兵十萬，直逼長安，幸虧李世民單騎勸退。一心備戰的朝廷擔心壯勞力外流而兵源不足，因而頒布“禁邊令”。在此情形下，玄奘西行求法的出境申請并未得到官方批準。

于是，玄奘隻能選擇偷渡。實施“禁邊令”的第二年，長安周邊發生霜凍饑荒，朝廷允許長安百姓外出逃荒。玄奘混入人群，離開長安，直抵邊關。由于私自偷渡，玄奘曾經一度被官府遣返原籍，甚至被通緝追捕。在瓜州，他結識了一位名叫石磐陀的胡人。石磐陀願意追随玄奘西行，還請法師為他摩頂受戒，由胡人變為胡僧。“胡僧”與“猢狲”發音相近，這位石磐陀正是孫悟空的原型。小說裡的孫悟空力保唐僧，然而現實中的石磐陀卻半途而廢，因為他擔心自己受到玄奘的牽連因偷渡而獲罪。

縱然孤身一人，玄奘義無反顧地向西前行，因為他有自己一直以來的信念。自孩提時代起，玄奘就立下“遠紹如來，近光遺法”的弘誓大願。但他發現，由于譯本參差不齊，人們對佛教的理解莫衷一是。好在玄奘所處的長安是當時的“國際化大都市”。外商輻辏、胡姬當垆、番僧雲遊，都是長安街頭的尋常景象。其中一位印度高僧給玄奘指點迷津，讓他前往印度那爛陀寺求取真經。從此，玄奘确立“誓往西方遵求遺法”的信念。

正是這一信念，支撐着玄奘的壯志苦行，“終不東移一步以負先心”。一路上，穿越黃沙漫漫，翻過雪山皚皚，玄奘靠的是意念。比自然地理更為兇險的是政治的叵測，他随時會被卷入沿途各國的權鬥旋渦和教派沖突，玄奘靠的是智慧。比政治糾纏更為難挨的是心靈折磨，未知的旅途和無盡的寂寞，無時無刻不在侵蝕内心世界，玄奘靠的是信仰。“晉宋齊梁唐代間，高僧求法離長安。去人成百歸無十，後者安知前者難。路遙碧天唯結冷，砂河蔽日力疲殚。後人如未谙斯旨，往往将經輕易看。”這正是玄奘求法的真實寫照。

曆經艱險，玄奘終于如願。他邁入印度佛教最高學府那爛陀寺，求教戒賢法師。學成之時，戒日王在全印度組織5年一度的辯經大會。東土而來的外來和尚卻在佛教發源地大放異彩，整整18天竟然無人能夠駁倒玄奘。從此，他被大乘教派譽為“大乘天”，被小乘教派譽為“解脫天”。當年的偷渡客，最終成為“最牛留學生”。

玄奘東歸

無論走得多遠，玄奘從來都沒忘記自己為何出發。無論印度的權貴高僧如何挽留，玄奘還是毅然決然地踏上了返鄉的旅途。西天取經的道路固然不易，東歸大唐的旅途也不平坦。畢竟，玄奘背負着“偷渡出境”的罪名。當玄奘走到于阗國時，他上書朝廷，投石問路。他坦承當年“冒越憲章，私往天竺”，也表達了自己遊子還鄉的願望。在忐忑不安中，玄奘等來了唐太宗的敕令，“聞師訪道殊域，今得歸還，歡喜無量。可即速來，與朕相見”。

大唐包容玄奘，玄奘也回饋大唐。玄奘回國後，完成了4項重要工作：一是耗時19年，組織專門力量，翻譯大量佛經；二是引進印度佛教，創立法相唯識宗；三是把《道德經》等中華經典譯成梵文，向西域傳播中華文化；四是應唐太宗的要求，口述西行見聞，形成《大唐西域記》。

對唐朝而言，《大唐西域記》是打通西域絲路的戰略指南。自漢王朝消亡以來，疆域廣袤的大唐再次把目光投向西域。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渴望恢複絲綢之路的曆史榮光。唐太宗迫切需要了解西域境況。玄奘熟谙西域各國的地理條件、政治制度和風土人情。于是，由他口述的《大唐西域記》也就成為唐太宗“睜眼看西域”的第一手資料，這為唐朝重新恢複陸上絲路直接奠定了知識基礎。

對印度而言，《大唐西域記》是重建印度曆史的考古手冊。由于印度沒有完備的史料記載，以至于1837年英國人在印度挖掘出古代遺址後不知其為何物。正是依靠翻譯成法語、英語的《大唐西域記》，人們才意識到，這片遺址正是印度曆史上大名鼎鼎的鹿野苑。人們在那裡發現了“阿育王石柱”，今天印度國徽上的獅子柱頭便源于此。人們還根據玄奘的記載，挖掘那爛陀寺等重要遺迹，再現孔雀王朝的曆史記憶。有位印度人這樣說，“玄奘依然活在每一個印度人的心靈深處，倘若沒有他字字珠玑般的著作，我們印度的曆史就不會完整”。

對中亞而言，《大唐西域記》是了解中亞地區的寶貴史料。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中亞地區是希臘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和中華文明的交彙地帶。在這片舞台上，文明的交融固然不絕如縷，但是彼此的争鬥也很頻繁。由于戰争頻仍、民族遷徙、環境惡劣，中亞地區留下的史料極為稀少，因此《大唐西域記》彌足珍貴。憑借一部《大唐西域記》，玄奘的影響力不再局限于佛教界，而是輻射到整個中外文化交流史。

玄奘現象

玄奘法師的西行東歸，鑄就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豐碑，引發後人無數評說。弟子們說他是“佛宗之法将”，魯迅稱他是“中華民族的脊梁”，梁啟超尊他是“千古之一人”。人們都在禮贊玄奘精神，卻很少論及“玄奘現象”。所謂“玄奘現象”，即中國曆史上不乏西天取經，卻鮮有傳經送寶。在曆史上，即使是國力顯赫的大唐盛世，中國隻會歡迎日本遣唐使來華學習，卻不會強迫日本接受中華文化。

“玄奘現象”蘊含着中華民族“有聞來學，未聞往教”的文明基因。中華民族不搞意識形态輸出，這是由中華文明的地理依賴性所決定的。家庭觀念是中華文明的核心理念，所以中華文明始終立足本土，依托家鄉，形成了以家庭為中心的“同心圓結構”，此即中華文明所獨有的地理依賴性。這種地理依賴性，也造就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文明性格。

“玄奘現象”不是曆史的偶然，而是文明的必然。正因為“有聞來學，未聞往教”的文明基因，中華民族既有文化自信的從容底氣，更有兼容并蓄的開放胸懷，也樂于接納域外文化。這便是中國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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