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的淵源?古代中國是詩歌的王國，我們的先人擅長以詩歌吐露心迹抱負，通過創作詩歌展示才情，借助詩歌的贈答與他人産生溝通互動可以說，詩歌不但融入了日常生活，而且成為精神世界的主要載體之一先民極為重視通過詩歌教化民衆，在學詩和寫詩的過程中培養受教育者的道德情操和語言能力，中國古人将這種極具特色的教育方式命名為“詩教”，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詩經的淵源?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詩經的淵源

古代中國是詩歌的王國，我們的先人擅長以詩歌吐露心迹抱負，通過創作詩歌展示才情，借助詩歌的贈答與他人産生溝通互動。可以說，詩歌不但融入了日常生活，而且成為精神世界的主要載體之一。先民極為重視通過詩歌教化民衆，在學詩和寫詩的過程中培養受教育者的道德情操和語言能力，中國古人将這種極具特色的教育方式命名為“詩教”。

最早的詩歌教育範本

《詩經》作為中國古代最早的詩歌總集，自然成為最早的詩歌教育範本，其禮樂教化功能得到了曆代統治階層的重視。以《詩經》為核心的“詩教”為何會産生如此大的影響，為何被先民認為在多種教育方式中最具教化人心的效力？

唐代詩人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寫道：“《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群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白居易将《詩經》視同一棵枝繁葉茂、碩果累累的大樹，它根植于人類的基本情感，以精煉的語言作為枝幹，以流暢的節奏和優美的聲律作為花朵，以精深的義理作為果實。這些内外條件相互作用，不僅給人以美的感受，而且在詩歌内部提供了情感交流的可能，無論是高官貴戚還是平民百姓，他們都能通過學習《詩經》産生文學上的共感乃至相似的審美意識，這是基于共通的情感基礎形成的思維模式。《詩經》的教化功能正是基于以上四點而産生的，因此其感染力曆久彌新。

從《詩經》在先秦時期的使用情況看，其禮樂教化功能已經得到了強調和重視。《國語·周語》雲：“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天子聽政時士大夫公卿的獻詩，雖然具有明顯的政治功利性，但天子及貴族對《詩經》思想内容的借鑒，也是其進行自我教化的例證。除了自我教化之外，《詩經》還被廣泛地運用于教育“國子”——即貴族子弟，未來的政治人才。

根據《周禮·春官》的記載，周代的精英化詩歌教育雖尚不具備廣被庶人的普及性，但已經具有了教育機構系統化以及教育内容規範化、多樣化的特質。統治階級依照詩歌的特性總結出一套完備的教育模式，大司樂作為執掌全國學政的最高官僚，負責統率樂師及大師等學官，形成上下有序的教育層次。在教育内容方面，他們以興、道、諷、誦、言、語等“樂語”教導“國之子弟”，以“樂舞”“樂儀”等教導國子詩歌使用的場合及規範禮儀。通過考證文獻可以發現，周代詩教主要采取了多樣化手段，表現為詩與樂相結合的方式。《墨子·公孟》所說的“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正是描述以多種方式學習《詩經》以及在各類典禮場合中使用《詩經》的景象。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在典禮儀式上使用的《詩經》雖未必與其詩歌内容完全相合，也未必符合詩篇誕生之初的本意，但通過先秦儒家至漢代經學家的系統闡釋，《詩經》的禮樂教化功能得到了空前提升。在典禮這種嚴肅的環境之下，無論使用何種詩篇都具有禮樂儀式的文化功能，成為代表确定文化意義的符号。在使用它們時，體現了人們對其背後文化意蘊的理解和接受——歌詠《詩經》并配以禮樂舞蹈，是為了培養受教育者“動辄以禮”的意識，形成對個人品德、言語、行動的自我約束。因此，中國古人進行詩教的過程中，往往出現對《詩經》禮儀性的闡釋，這其中也包含了對受教育者德行修養的期待。《禮記·樂記》雲：“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這段材料充分說明，風、雅、頌的分類與人的品性德行具有密切聯系。中國古人相信，隻要誦讀這些詩篇，就能産生移風易俗、規勸人心的效果。

介入豐富的現實世界

在現代社會中，《詩經》的多方面應用雖已消退，但詩歌教育卻具有極為強烈的現實針對性。詩歌以獨特而感性的意象、铿锵而流暢的韻律、豐沛而磅礴的感情，彙聚成感動人心的力量。這種語言組合的方式傳遞着祖先的記憶、文化的味道，詩歌呈現給青少年的是一幅旺盛生命力的圖景以及内在世界的投影。詩歌教育正是幫助青少年領會這種内在力量的有效途徑，它使人們短暫地脫離現實塵俗的紛擾，領略人類創造精神的美感，從精神世界的陶冶中獲得改造現實的力量。

從古典詩歌本體論的立場看，詩歌内部由節奏、語言、思維、審美幾個層次構成。由于古典詩歌特别注重節奏，所以在形式的規定性上要比現代詩歌容易把握。因此，中國古代的詩學又可以稱之為“辨體詩學”，一個人是否精通詩律是由辨識詩體的多寡、快慢、深淺所決定的。掌握了詩體的規律或特征，僅僅是入門的第一步，中國古代詩學雖然重視形式，但從價值判斷而言，它又是“貶低”形式的。與外在的形式相比，詩歌的思想内容更受到作者或詩論家的重視。在中國傳統詩教中，教師不僅培養學生對形式的關注，而且通過對詩歌形式的探讨逐步介入豐富的現實世界。

那麼，《詩經》又是如何通過語言形式的教育介入現實的呢？

《詩經》是語言藝術的精華，它最直接的教育效果體現為受教育者語言能力的提升。孔子曾教育孔鯉“不學詩，無以言”，強調的正是通過學習《詩經》獲取語言能力的重要性。語言能力既包含行諸紙張的寫作能力，也包含與他人溝通交流的言談能力，通過優美而含蓄的語言表達個人的情感意志，同時又充分考慮言談對象的感受，這正是詩教“溫柔敦厚”的核心所在。在與他人交往的過程中，高超的言語技巧同樣體現出個人的素質和品行，《詩經》的道德教化功能通過受教育者言語能力的提升而得到貫徹，提倡“溫柔敦厚”的宗旨正是為了在批評諷刺現實時保持冷靜平和的态度。

作為可資借鑒的文化盛世，漢代的《詩經》教育可謂極為成功，其中不乏以《詩經》教育介入政治并對社會現實加以批判的事例。例如，海昏侯劉賀被廢除帝位後，其僚屬群臣皆受到不同程度的責罰。劉賀的老師王式由于沒有規勸劉賀的谏表，被下獄究責，王式為自己辯解說：“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複誦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在他看來，以反複諷誦《詩經》解讀微言大義的方式引起劉賀的警省，正是作為臣下最适合的規谏方式。可見，《詩經》在漢代是可以當作谏書來使用的，這正是通過詩教介入現實政治的生動事例。再比如，漢代大儒劉向有感于驕奢淫逸的風氣所導緻的人心散亂、道德淪喪，“故采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列女傳》脫胎于《詩經》中的“賢妃貞婦”故事，同樣具有道德教化的力量。可見，《詩經》本身不僅可以起到教化功能，還可以參與文人的再創作，而再創作的成果同樣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

傳統教育經驗的現代轉型

經過現代教育的變革和精細的學科劃分，舊式書院和儒家詩教已成為過去，人文學科不可避免地成為當代人接受美育、德育的主要載體，語文教育更是承擔起了這樣的重任，需要吸收各種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和教學經驗。回溯曆史發展的脈絡，将古人學習經學、文學的經驗融入當代語文教學也不失為一條“貫通古今”的可行之道。

當前詩歌教育面臨的困難是多樣化的，更為重要的是，長期以來所形成的詩歌固有印象限制了詩歌教育的實踐方式。詩歌寫作私人化、多元化與基礎教育大衆化、标準化之間的矛盾，使得詩歌教育難以真正進入中小學課堂，更談不上教化人心的作用。近年來，随着傳統文化的複興，“國學熱”的話題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傳統讀經班、詩歌讀書會的興起，以及“中國詩詞大會”“漢字聽寫大會”等大衆傳播節目的火爆，再次引起了學術界及教育界對如何吸納學習傳統文化的關注和思考。一些教育者希望借助于傳統教育方法的厚重積累，如《詩經》的教化作用，扭轉當下學校教育中人文素養缺位的現狀，但也造成了教育質量良莠不齊的亂象。由此看來，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使傳統文化與現代經驗發生良性結合，如何在學校正規教育中實現傳統教育經驗的現代轉型。

從目前的語文教育來看，為了配合“識字”“作文”的培養方式，我們隻能以選本或節錄的形式概括博大精深的詩教傳統。直至今日，語文教育依然主要依靠課本中零星、割裂的詩歌範本去教導學生，故而難以形成厚重的人文積累。傳統的教育方式是以“記誦”“朗讀”“吟詠”為主要形式，通過背誦《詩經》《楚辭》等全本經典，喚起人們注重吟誦過程中聲音美感的意識，進而産生美醜善惡的價值判斷。然而，回歸傳統的詩歌教育，不僅意味着以誦讀為核心的方法改革，還需要更為重視對受教育者表達技巧的錘煉。從根本上說，詩歌教育是一種以參與為主的教學活動，受教育者不應局限于教育者的解讀，他們應積極參與到詩歌的闡釋和理解之中。教師可以采取情境閱讀的方法，帶領學生進入自然的田野，體會“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的時序變化，體會農作物“椒聊之實，蕃衍盈升”的喜悅之情。隻有如此，詩歌教育才能與學生的人生經驗相結合，幫助他們理解古人感時應物的認識方式，從而将生硬的書面文本轉化為鮮活的情感體悟，将教育所獲得的知識内化為個人安身立命的精神資源。詩歌教育要超越單向輸入的模式，将各類語言藝術的實踐方法融入教學活動之中，從而創造出一個融合視覺、聽覺、感覺等多種維度并存的教育環境，使受教育者真正感受到詩歌的魅力。

如今，更為豐富的教育資源和更加開放的學習環境，構成了當今中小學語文學習的獨特語境，但語文教育形式的變化依然要服務于教育的根本目的——通過文學藝術的魅力，陶冶受教育者的審美趣味；通過對字詞、段落、文章的訓練，掌握使用漢語的法則；以擴大閱讀量為手段，進一步增廣受教育者的見聞；通過選擇讀物，塑造受教育者的道德品質，完善他們的人格。在這些目标的統攝下，教育者不應人為地設置标準答案或學習方式，而應引導學生主動閱讀，使他們真正走進經典之中，使學生在誦讀經典、理解經義的過程中，打通不同藝術門類與語言藝術的關聯，培養他們關注現實、把握時代的敏銳觀察力，并能以文從字順、清晰流暢的語言，表達符合人類基本價值的道德判斷。也唯有如此，今天重新提倡《詩經》的教化作用，才具有直面當代語文教育挑戰，重啟和引入真正有益、有效的國學教育的積極意義。

（作者單位系中國政法大學）

《中國教師報》2018年06月27日第16版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