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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藤忠雄：希望通過建築增進中日文化交流(03:46)

【編者按】

1972年9月29日，中日簽署《中日聯合聲明》，實現了兩國邦交正常化。

五十載冷暖起伏，半世紀滄桑巨變。共同的記憶、特别的聯結、持續的接力，過往的中日友好瞬間，觀照着當下時代激流裡的行與思。

澎湃新聞聯合中國公共外交協會，推出“50年50人”專題報道，對話50載中日關系的塑造者、開拓者、踐行者，展望未來全球變局下中日關系“下一個50年”。

很難看出這是一位已過耄耋之年的老人，采訪前拿出一把梳子利落地梳了一遍劉海，談話時滔滔不絕，一說完起身就走，在樓梯上匆匆對記者說了句“加油”——關西人的直率在日本建築師安藤忠雄身上體現得淋漓盡緻。

“挑戰”是安藤忠雄堅持的人生主題，做過職業拳手，自學建築設計，先後摘除5顆内髒器官對抗疾病，卻依舊保持高産，他一直在探索如何超越自己當下所做的一切。

“集藝術與理智的敏感性于一身，有能力創造出無論大小，都合乎需求并且激勵人心的建築。”1995年“普利茲克建築獎”評委會為安藤忠雄題寫了上述授獎評語。50多年來，他為亞歐美多國設計住宅、美術館、劇場、博物館，其中在中國完成了多座藝術性地标建築，包括上海保利劇院、杭州良渚文化藝術中心等。

在安藤忠雄看來，文化是一種“讓人生生不息的力量”，他樂于給予這種力量，希望通過建築設計促進中日之間的交流，并呼籲人們跨越人種和國界，互相支持，向世界傳遞一種認知——“地球是一個整體”（地球はひとつ）。

安藤忠雄在采訪簽名簿上畫了上海保利劇院的手稿，并寫下“地球是一個整體”。

文化從國際交流中孕育而來

澎湃新聞：上海的保利大劇院、杭州的良渚文化藝術中心、佛山市的和美術館等中國多地的文化地标設計都出自您之手，在中國進行建築設計有何特别之處？

安藤忠雄：我對政治和經濟不是很了解，對文化略有所知，我認為文化是從國際交流中孕育出來的産物。多年前，我在上海負責保利大劇院的設計，項目規模非常大，這在日本是根本無法想象的。看到構想的時候，我在想，真的能建成這麼大一座劇院嗎？中國人熱情洋溢，在技術上，雖然日本中有略高一籌的，但雙方共同建造這一建築，中國人想要讓人們打心底裡理解藝術，這種熱情是驚人的。

當時圍繞上海保利劇院與中方進行商讨，感覺是一個浩大的工程，廣東的和美術館的建造也是，這些多數是文化設施。除了經濟的力量和政治領導力之外，文化才是讓人生生不息的力量啊，我很高興能給予這種力量。即使是現在，我們也在中國做着一些殿堂和博物館類的建築設計，希望借此促進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

澎湃新聞：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在40周年紀念時您曾在上海做過萬人演講，通過講述自己的人生經驗影響了許多建築師和愛好者。您對于這樣的交流活動有怎樣的感觸？

安藤忠雄：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紀念時，我在上海舉辦了一場講演會，約有15000人到場，十分令人震驚。當時我就感受到日本和中國還是要持續交流下去，我們已經來到了“對話的時代”。

目前我在中國有很多工作，以上海為主，北京、蘇州、廣州等各地都有。我認為“地球是一個整體”，人們應該相互交流，尤其是當下各國間越來越分裂，交流更顯重要。

自1868年（日本）明治元年以來，日中兩國在文化上沒有發生過沖突。自此往後，我希望兩國在進行文化交流的同時，在深度上也能更進一步。現在，中國在世界領先，日本也有技術高超的領域，兩國交流将會進入一個新時期。現在全球人口有近80億，我在上學時人口隻有30億，翻了将近3倍，今後還要進一步增長。我們共存在這個唯一的地球上，不得不去思考環境、經濟等問題，而文化支撐着這些思考，今後中日之間的交流也要繼續下去。

安藤忠雄接受采訪 澎湃新聞 圖

澎湃新聞：站在曆史的角度，中日兩國在建築領域互相借鑒與學習的哪些案例令人印象深刻？

安藤忠雄：原本日本和中國就是非常親密的鄰邦關系。中國隋唐時期，日本派出了遣隋使和遣唐使，中國也有交流者赴日。鑒真和尚多次乘船東渡赴日，在幾乎失明的狀态下抵達日本，帶來了中國的文物，還努力傳播佛教，并建造了唐招提寺。衆所周知，唐招提寺金堂前微凸粗壯的立柱，就使用了（中國古建中）覆盆形卷殺的建築手法，一列排開，氣勢恢宏。看到這樣的建築物，我們可以了解到中國的宏偉廣闊。

在此之後，日中關系中的文化交流就要提到東大寺。這是日本最大的木造佛寺，大佛殿、南大門都得以留存下來。當時請到了中國工匠陳和卿來完成修複工程。我20歲出頭想要從事建築事業時，看到東大寺就感到非常了不起。進入明治時代後，日本逐漸将目光投向世界，在與西方交流的同時也去到中國進行交流。

我開始學習建築時，哲學家和辻哲郎還在，還有世界級的哲學家西田喜太郎。和辻哲郎曾前往西安、敦煌，感受中國的遼闊。日本和中國完全不同，中國國土面積大、人口衆多，建築物的規模也很龐大。日本著名的建築史學家伊東忠太也曾到中國學習了方方面面的知識。這些都讓我感受到了相互交流的重要性。

澎湃新聞：進入21世紀之後，中國和日本的城市都在發生巨變，其中建築物是城市面貌的核心元素之一，兩國大都市在建築設計和建設方面的發展有何異同點？

安藤忠雄：我相信，以中國為首的亞洲國家今後将成為未來世界形勢的中心。進入2000年之後，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快速推進，尤其是在上海和北京這兩個城市，可以感受到巨大的能量刺激。在中國工作時，我總會驚訝于中國人的精力充沛。無論如何都是當機立斷，24小時不間斷施工，因此一切都進行得很快，而且建築規模遠遠大于日本。2014年，我們在上海設計的保利劇院竣工時，我就堅信隻有中國才能建成如此宏大規模的劇院，而且施工的精準度高于預期，可以看到中國的技術能力确實在進步。

改變世界很難，但可以改變自己

澎湃新聞：無論是在生活方面還是建築領域，您都在不斷挑戰逆境，現在正在對什麼發起新的挑戰？

安藤忠雄：以新的世界為目标，向着更深、更遠思考，這樣的單純挑戰是創造的原動力。自從我從事建築工作以來，一直在發起新的挑戰，接下來我要創造一些超越我目前所做的東西。也就是說，每天的所有工作對我而言都是新的挑戰。

澎湃新聞：您對于建築和一些新鮮事物的想法一直在源源不斷地湧出，是如何保持好奇心并持續有新發現的？

安藤忠雄：我的目标一直是建造“隻能在那個地方和那個時候完成的”建築。想法的原點總是在自己的肉體記憶中，是年輕時旅途中所見、所觸、所經曆的世界各地建築的記憶。過去影響現在并創造未來——我相信建築的想象世界也存在于這樣的時間流逝之中。

安藤忠雄收到來自中國的禮物“冰墩墩” 澎湃新聞 圖

澎湃新聞：在新冠疫情在全球流行期間，網絡成了越來越多年輕人與世界連結的方式。而您卻在疫情期間創想了一個名為“童書森林中之島”的圖書館建築，設計并建造出來之後捐贈給了大阪、神戶和遠野市，您為何會有這樣的構想？從個人經曆出發，如何通過讀書來與世界進行溝通？

安藤忠雄：我從小在大阪的工商業鬧市區由外祖母撫養長大，周邊環境中像音樂、文學、繪畫等這樣的文化元素一概不存在，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幾乎看不懂什麼書。在那之後，由于經濟原因和學習力問題，我沒有上成大學，而是選擇自學建築。直到成為大人之後，我才意識到讀書的樂趣和重要性，為小時候沒有多接觸文學和音樂而後悔莫及。因此，我希望讓我們的下一代盡可能多地讀書，自由思考、培養感性。為了孩子們的未來，我想要創造這樣的“童書之森”。

從書中獲得的感動能夠成為孩子們生活的力量，以不受常識束縛的寬廣視野去思考問題，擁有勇于行動的能力。我希望那些支撐未來社會運轉的孩子們能夠好好體會那份感動，充滿活力地走向未來世界。

澎湃新聞：您曾多次強調“地球是一個整體”，但是當下的世界正在發生激變，民族主義加劇，包括建築家、畫家等藝術家應該如何避免藝術交流受到民族主義的影響？

安藤忠雄：跨越人種和國界，我們大家都是“地球号”宇宙飛船的乘客，在這個唯一的地球上，我們必須相互支持。在一個民族主義盛行、分裂加劇的世界，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如何在這個地球上生活下去。我相信藝術和文化有能力将這樣的信息傳達給人們。

至關重要的是，我們每個人都要認真思考能為這個社會做些什麼。眼下，我們别無選擇，隻能在這洪流中站穩腳跟，一步一個腳印地前行，用我們自己的雙手将接力棒傳給下一代。改變世界很難，但可以改變自己。重要的是持續思考，為了和平，我們可以在各自的事業和生活中做些什麼。

【人物簡介】

安藤忠雄，1941年出生于日本大阪，自學建築設計，1969年成立安藤忠雄建築研究所。他曾在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曾被任命為大阪府特别顧問，現為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他的代表作有住吉的長屋、光之教堂、地中美術館，普利策基金會美術館等。他在中國多地都有設計作品，包括上海保利劇院、廣東和美術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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