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女人的壯闊人生”,是這次演唱會的主題。起初,齊豫很抵觸這個主題,覺得言重,她并不覺得自己的人生有多麼壯闊,但潘越雲說:每個人的人生都是壯闊的。齊豫茅塞頓開。如今二人接受南都記者專訪,再回望當年,點點滴滴都是珍貴。

當年的《回聲》專輯,女作家三毛受滾石邀約,參與唱片的創制,帶來了特别為歌曲寫的古典韻味詞作,想着邀滾石的男男女女一起完成一部合輯。滾石内部讨論決定,三毛其人其故事就是這張唱片的出發點,并圈定“女性”視角,為這張專輯選定了齊豫和時任制作部助理的王新蓮——兩個女生——作為專輯的制作人。

專輯鎖定“女性”概念,演唱則也由女性承擔。“放眼公司,正好(我和潘越雲)一個是高音,一個是低音,就這麼巧,有些東西你不知道它是巧合或安排。”齊豫說,就連審美幾個人都有相似之處:“三毛的所有裝扮都是吉蔔賽或者所謂的波希米亞風格,那我們屬于這樣的風格。文字上我們對三毛又是很喜歡,正好都是女性,又在同一個唱片公司。”

于是專輯就确定了高音出色的齊豫和中低音優異的潘越雲聯手演唱。潘越雲起初不知該怎樣跟一個高亢的天籁合唱,但作曲老師們根據兩人特點,寫得盡可能貼合,“像翁孝良老師寫的《夢田》,還有黃韻玲寫的和聲,我覺得好厲害!”

兩人都先把歌練好。合唱時,兩人會相互退讓,“她還很好,像我會有很多氣聲、裝飾音啦,可是唱和聲的話,就要盡量和諧。”潘越雲說,合唱時要适當掩蓋自己的聲音表情,不能突兀。

33年前的聲音,“嫩了一點”

回聽這張專輯,齊豫覺得自己當年的聲音“嫩了一點”,潘越雲回應道:“開玩笑,那已經是33年前了!33年前的聲音咧,而且那個心境也不一樣了,其實我們這一次過了33年再唱這些歌,那個心境是我覺得更豐富,心境更豐富。這跟年齡是有關系的,是跟走過來人生的這種經曆有關系,會越來越穩重。”

不光是《回聲》,齊豫再聽《橄榄樹》也在想當時自己的聲音怎麼這麼細,感覺當年的自己唱得像個小姑娘。她覺得相比潘越雲,自己的音色、唱腔多年來有很大改變,潘越雲說,部分原因也可能是混音技術導緻的。齊豫的老師是李泰祥,李泰祥在華語音樂史上橫跨古典流行的泰鬥級音樂家。他對齊豫要求嚴格,“老師不讓我唱那種他認為的靡靡之音,不讓我唱虛音、氣音、轉音,那種‘哼……’”,齊豫模仿着老師眼中的禁忌聲音,“聲音要陽光,然後唱出去,他可能還是對古典的德式藝術歌曲唱法比較喜歡。我隻有在《今年的湖畔會很冷》,最後面自己偷偷唱了一個虛音,就是我自己覺得比較流行、感性的那種感覺。他都是那種一定要唱出來唱出來!陽光!奔放!他很喜歡奔放的感覺,所以我唱歌就比較用力。”

三毛的詞,也是要改的

齊豫與王新蓮像導演一樣,掌控着專輯的詞曲方向,但要為偶像三毛炮制一張專輯,任務龐大到讓齊豫感到些許惶恐。三毛起初帶來的詞,都是風花雪月的華美意境,用意象來表達一個情境或一種感受,這一風格在歌曲《曉夢蝴蝶》可見一斑,齊豫和王新蓮兩位書迷對此有些傻眼,便有了“改詞重寫”這件事。“面對三毛姐姐我覺得……尤其是你想要改變她,可是還好我們那時候年輕,如果年紀再大點,就不敢開口了。”齊豫回憶說,她們請三毛撇棄那些古典的詞作,寫一組貼近她人生和故事的歌詞,就像《撒哈拉的故事》裡那般真切呈現人物個性的歌詞。

齊豫解釋當時的堅持:“碰到了你的偶像,就會想‘她為什麼不寫這種’,‘我們覺得那個比較好啊’,蓮蓮也是屬于這種型,她也是很會溝通、很會講話的一個人,所以我們會一直努力說我們想要的一個方向。”

當時那些古典詞裡,留下的唯一一首就是《曉夢蝴蝶》,潘越雲說自己反倒很喜歡《曉夢蝴蝶》的感覺,齊豫開玩笑說:“如果當初是你當制作人就不一樣了。”潘越雲對當時歌詞的把關是後來才知道的。

三毛的家,非常幹淨非常異國風

有了改詞的共識,齊豫、潘越雲、王新蓮便常常到三毛家做客,聽三毛分享人生故事,啟發作詞的靈感。決定歌詞方向的過程是跟三毛頻繁接觸的一段時間,再對專輯企劃、拍封面、寫宣傳稿之類的宣傳工作,是跟三毛緊密接觸的另一段時間。

三毛對于她們是高高在上的偶像,所以她們并不會在商讨歌詞時下館子,也不曾留宿在三毛家。她們的接觸是一種親近的工作關系,但“不是那種生活化的、很友人的接觸”,齊豫如是說。

潘越雲對三毛家印象最深的是她家的幹淨程度,“她一個人住,沒有住在父母親家,那等于是她的工作室、寫作的地方,很幹淨,但是非常異國風,就是真的很三毛啊!”

90多平方米的房間裡到處是書,連廚房也擺滿書,三毛收藏着從各國搜羅來的物品,家裡看不到一樣現代的東西,“非常異國風”,露台種着花花草草,“想象中她的家就應該是這樣。”齊豫說。

三毛的歌,都該給誰唱?憑直覺

對于哪首歌由誰作曲,每首歌給誰唱,齊豫和王新蓮都憑直覺斷定。一看到《謎》《夢田》,就覺得是民謠,自然請民謠吉他第一人翁孝良操刀；看到《七點鐘》就是初戀,流行曲風,口語化,便請李宗盛作曲；看到《沙漠》,是異國風情,隻有李泰祥這樣的學院派音樂大師,有對音樂廣度的把控能力……

齊豫回憶說:“我們那時候準确到我跟蓮蓮就是說,《七點鐘》一定是我唱,《飛》一定是潘越雲唱,根本就是很清楚,不知道為什麼這麼清楚!就像為什麼滾石正好有兩個歌手,那種感覺就是一切都非常清晰,沒有什麼特别不順的地方。《曉夢蝴蝶》一定是她,然後《沙漠》,因為找李老師,那應該是我,很清楚地就分開。所以我們寫歌的時候,就已經跟幾位老師說潘越雲會唱、齊豫會唱,所以他們就按照你的聲音去寫。”

大師交出的作品通常都不再好意思去要求返工修改,隻有王新蓮寫的《遠方》反反複複寫了幾遍,交出一版Bossa Nova的《遠方》。

《回聲》的音樂一切圍繞三毛的文字展開,作曲編曲并不遷就于傳統的音樂架構,帶着實驗的性質打破常規,使得這張專輯非常藝術化。

三毛的“回聲”,為什麼是“恫吓”?

專輯命名“回聲”是三毛的主意,回聲的英文Echo也是三毛的英文名。“她那時候說她天天在看《印度之旅》那個電影,《印度之旅》裡面講的也是一種回聲。”齊豫回憶,當她看到三毛在專輯文案第一句寫着“回聲是一種恫吓,它不停息地深入人心,要的不過是一個證明”,有些意外:“我真的是有點看不懂,我沒有想到她會講回聲是一個恫吓。”

在三毛進錄音室錄旁白的時候,她們就看到了這個說法,齊豫回憶:“她全部都念過一遍,在家裡寫好了,在現場又有寫、又有改、又有念。她把那個《印度之旅》跟她的故事,跟這張專輯,合在一起了。《印度之旅》講的就是在一個山洞裡面發生的事,裡面有回聲,對主人公來說是成為一個夢魇還是什麼,是一個講心理的故事。”1985年是三毛丈夫荷西去世後的第六年,後來三毛又去南美遊學、出書,齊豫對三毛的“恫吓”有了一些解讀:“她再次回去看,把這所有的意念全部都放在一起了,所以它是一個恫吓。”

三毛的哭,是在家裡而不是錄音室

雖然平靜的心湖又激起滂沱,但三毛在錄音室并沒有哭。不少報道裡寫到三毛邊哭邊寫邊錄,“我記得是沒有哭啦!”齊豫澄清:“我真的是記得她就是說她後來回去聽《今世》她哭了,是在家裡哭,不是在現場。”

潘越雲回憶,她們在錄歌的時候,通常三毛是不在現場的。“我們其實在配唱的時候,除了制作人、錄音師、歌手,都盡量不要有任何人在,連老闆來得也很少。因為在錄音的時候,它是一個創造的過程,所以不要被打擾,也不要受影響。”三毛隻在錄口白的時候出現在錄音室。三毛會在家裡先寫好現場要念的素材,齊豫和王新蓮就小心翼翼地在錄音室為一詞一句提出修改意見。“再想想還有什麼,什麼樣的詞呢?”齊豫模仿當時的狀态,“她就說好,‘想想,不好不好,這樣不好,再來一次再來一次。’她有的時候是寫好了念一念,我們會放回來給她聽,她也會覺得這個聲音、這個語氣好不好,她說‘不好不好,再來一次再來一次’,哈哈哈我們聽到好多‘再來一次’。”

工作狀态下,三毛并沒有情緒的宣洩,所以那些寫三毛在錄音室哭的文字,大多是虛構的煽情。哭的反倒是齊豫和王新蓮,尤其在聽三毛講故事的時候。

三毛常常說,“我生病了”

三毛的書裡透着樂觀,齊豫也以為她像書裡那樣是容易平複的人,當年見偶像的興奮,讓她們沒顧忌偶像内傷是否已徹底平複,“那個時候我們隻是為了自己想要再聽到這個東西,想要再寫出這個東西,但完全沒有想到,因為其實我們對她并不熟悉,我們也不知道每個人受傷的程度是不一樣的,每個人平複的方式或者時間也不一樣。”

潘越雲有着自己的觀察:“我沒有覺得她是很外放的一個人,我覺得她是個很感性的人,其實她講話、聊天哪,就好像一個人在講故事一樣。那一段時間去她家,她最常講的一句話——我從來都沒有說過——她常常講:我生病了,我生病了。她一直說她生病了,但我們沒有去問生什麼病,這個話我的印象很深刻,但我覺得作家很感性是正常的,所以也沒有想很多,但是她常講我生病了。”

齊豫透露,其實當時三毛有跟她們講自己身體欠佳的狀況,的确是生了病。

一些拍攝往事

那是當時最寬的八線道大馬路

《夢田》的MV裡,齊豫和潘越雲都卷發披肩,任微風撩動發絲,潘越雲鏡頭前唱着,齊豫從遠遠的馬路中間走來,身後是穿梭的汽車,藍皮的卡車透露着久遠的年代感,齊豫說:“我覺得很帥!”那條路是台北當時剛建好的承德路,是當時最寬的八線道大馬路,在MV中象征着都會景觀。

“導演的攝影機就架在那裡,就是要拍我們跟一些車潮交錯的感覺,現在想起來是蠻危險的。現在不可能了,馬上會被檢舉的。”潘越雲說。

落地窗對着喜馬拉雅山

在做《回聲》之前,齊豫與潘越雲隻是欣賞彼此的作品,但并不算熟識。“我覺得默契還蠻重要的,不了解反而不重要。”潘越雲回憶,齊豫早年在美國留學,使得兩人隻在非常偶爾的演唱會打過照面,因為做這張專輯,才熟絡起來。

齊豫也說,她們個性或許迥然不同,她是開朗活潑,而潘越雲内斂低調,但這并不影響她們在音樂上的配合。

專輯推出後,台灣電視公司出錢請齊豫和潘越雲到尼泊爾拍電視特輯,齊豫回憶,大部分素材都在一個湖邊拍攝。

因為預算有限,台視安排她們住同一間客房,“我們住的房間,那個落地窗外面,就是喜馬拉雅山。”潘越雲至今記憶猶新,一旁的齊豫笑起來:“這就得靠她的記憶,這個部分我就不記得……”

不過不喜歡吃羊肉的潘越雲在尼泊爾通常都餓着肚子,“那邊也有牛肉,都有啦,比較少,在那個地方還有一個中華飯店!找到一個有炒飯炒面的地方去吃。”齊豫順着回憶也扒出了一些記憶。

當年沒有化妝師,造型自己做

杜達雄,這位跟滾石密切合作的設計師兼攝影師,執掌了《回聲》專輯的視覺設計,封面和宣傳照都由他拍攝。齊豫和潘越雲稱他“阿杜”。齊豫回憶:“阿杜的思想比較前衛,那時候用這種叫monotone,就是一個顔色,單色系,他選擇用這樣的方式來拍照。”

“你知道嗎?這發型是我們自己做的。”潘越雲指着《回聲》專輯封面的照片。齊豫回憶起這場沒有化妝師的造型:“妝都是自己化的,衣服啦,耳環也自己做的。頭發自己剪的,自己燙的。”她把腰間的挂墜硬是改成了耳墜,造型誇張地耷拉在頭兩側,頭發胡亂一綁,蓬松地堆在頭頂,“阿潘還有一個裝飾在上面,我根本就是把頭發往前全部一弄,從來沒有弄過,這是第一次把它全部往上一搗鼓。”齊豫的頭發當時長及臀部。

采寫:南都記者 麻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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