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央視春晚舞蹈《隻此青綠》，确實驚豔。評論多說，青綠體現了大宋風雅。《隻此青綠》取色于北宋王希孟的名畫《千裡江山圖》，《千裡江山圖》是青綠山水畫，不過宋代論畫更重水墨山水，青綠倒往往被認為匠氣或俗氣。

（南宋）趙伯骕《萬松金阙圖》卷

清代張庚說：“畫，繪事也，古來無不設色，且多青綠。”魏晉之前以人物畫為主流，山水畫在隋唐時達到鼎盛。隋代展子虔《遊春圖》是現存最早的青綠山水畫。

值得注意的，青綠山水分大青綠和小青綠，《千裡江山圖》是大青綠，是重彩，不能誇淡雅。元代湯垕稱贊唐代畫家李思訓的著色山水，“用金碧輝映，自為一家法”。因此金碧輝煌源自青綠，不是土豪金。一般認為，金碧是青綠山水設色在用石青、石綠之外，又多了泥金一色。另有觀點認為，金碧和青綠是一回事，如明唐志契《繪事微言》說，金碧就是青綠，“蓋金碧者，石青石綠也，即青綠山水之謂也”。

宋代時文人畫興起，蘇轼提倡詩畫一體，推崇王維的破墨法。文人畫以“墨戲”自娛，“運墨而五彩具”。明代董其昌把畫家分為南北兩派。北派之祖是李思訓，南派之宗是王維。水墨向南，青綠向北。此後，青綠山水式微，中國畫水墨南傾。

董其昌南北劃分不科學，畫家創作并非“隻此青綠”或“隻此水墨”。宋初山水大家董源被認作南派，但“一樣着色，皴文甚少，用色濃古”；元代趙孟頫《鵲華秋色圖》，畫上青綠讓董其昌大呼“鵲華秋色翠可食”。元代錢選畫青綠亦重“士氣”，其《題金碧山水卷》有詩“我亦閑中消日月,幽林深處聽潺湲”，當青綠由濃轉淡，一樣顯隐士之氣。

明代文徴明說得公道：“餘聞上古之畫，全尚設色，墨法次之，故多用青綠。中古始變為淺绛，水墨雜出。以故上古之畫盡于神,中古之畫入于逸。均之，各有至理，未可以優劣論也。”宋時文人所輕的，真的是青綠？或許隻是怕被叫做“畫工”。

王維為什麼不“設色”？

晉代傅玄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放在宋代，文人近墨，畫師近朱又近墨。

丹青泛指繪畫。究其本義，一般認為是指繪畫用的顔料丹砂和青雘（huò）。“青”字有分歧，有認為青就是空青、石青等綠色顔料，也有認為是黑色或藍色的。

青綠山水，現存最早的畫迹在敦煌莫高窟。于非闇先生在《中國畫顔料研究》一文中說：“它（敦煌壁畫）的色彩特征，是善于使用青和藍。在色彩的表現上，喜歡使用強烈的色調，雄健朗爽，有山林的趣味。主色是礦物質的彩色，輔色是用胭脂、藍澱、草綠等植物質顔料。配合的間色，有的使用銀朱、黃丹合粉。”根據于非闇的分析，以深淡明暗來分，敦煌壁畫中青可分七樣，石綠可分五種。

談論繪畫風格演化，不能忽視顔料、筆墨和紙張上的工藝進步。

以顔料為例，隋唐以來，青綠山水大盛，正是因為植物、礦物或化學合成的顔料均出現并被廣泛使用。石綠上罩些藤黃，變作嫩綠，鉛粉上以胭脂淡染，而成粉紅。到了宋代，畫一朵牡丹，要經過“三礬八染”。先染一次作底子，上一道淡礬水，再染三次，再上淡礬水。最後染到八次，色彩已足，“若聞香氣”，再上一次礬水，這樣就保持了它永不變色。設色工藝之複雜可見一斑。

古代繪畫顔料配比，被畫工（或是叫畫師）視為不傳之秘，尤其是曆代畫院裡的畫師們。關于畫工的記載，《莊子》最早。《莊子》中畫工被稱為“史”：“宋元君将畫圖，衆史皆至。”宋元君請來畫師，隻有一位姗姗來遲，作畫時“解衣般礴，臝（裸）”。宋元君大贊“可矣,是真畫者也”。“般礴”一詞音盤薄，指兩腿伸開而坐。隋唐之前多壁畫，“畫龍點睛”就是點在牆上的。從實際情況揣測，畫工若要是在牆壁作畫，脫光了可能是怕設色時弄髒衣物。

設色，主要靠畫工。因此丹青一詞又指畫工。如三國曹丕《與孟達書》“故丹青畫其形容，良史載其功勳”；李白《于阗采花》詩曰“丹青能令醜者妍，無鹽翻在深宮裡”。

吳道子、王維畫畫，常隻做勾勒，再由畫工們布色。張彥遠《曆代名畫記》載：“人家所蓄，多右丞指揮工人布色”“吳生每畫，落筆便去，多使琰和張藏布色”。唐玄宗懷念嘉陵江山水，吳道子授命畫于大同殿上，“一日而畢”。唐玄宗又命李思訓畫，李思訓則面壁數月才完成。“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迹，皆極其妙也。”吳道子“一日而畢”，一方面是本事大，一方面或因自己不設色。李思訓花了數月時間，又可見設色辛勞。

清代恽壽平在《南田畫跋》中說，以設色為易才是俗見：“俗人論畫，皆以設色為易，豈不知渲染極難”。“青綠重色，為秾厚易，為淺淡難，為淺澹矣，而愈見秾厚為尤難。”

魏晉南北朝時，繪畫開始用絹，此後逐漸由生絹過渡到熟絹，出現了“吳帶當風、曹衣出水”的人物畫高峰，吳帶指吳道子，曹衣指曹不興。湯垕《畫鑒》說：“唐及五代絹粗厚”，宋代制絹工藝進一步發展，青綠畫作多為絹本。

宋代文人崇尚水墨山水，一是可以省卻設色的麻煩，二是得益于筆墨紙硯的技術進步。以紙為例，紙在漢代雖已出現，但用于作畫較晚。唐代有韓幹《照夜白圖》和韓愰《五牛圖》用熟紙。五代時李後主心心念念的“澄心堂紙”也是熟紙，讓歐陽修贊為“滑如春冰密如繭”。

宋代文人開始用生紙，以米芾為代表。生紙利于水墨滲透，使所謂的“墨戲”成為可能。“作畫用墨最難，但先用淡墨積至可觀處，然後用焦墨、濃墨分出畦徑遠近，故在生紙上有許多滋潤處。”元代黃公望作《富春山居圖》，這是經驗之談。

畫工們“得罪”誰了？

唐宋之際，青綠山水應該算宮廷畫派。貴胄是主理人，畫工是打工人。

先說唐代。唐張彥遠認為“山水之變，始于吳，成于二李”。“二李”是李思訓和李昭道父子，出身李家宗室。李思訓官至右武衛大将軍，和其子李昭道并稱“大小李将軍”。唐代雖沒有官方畫院，但皇家招攬了大批畫家，吳道子入内供奉，“非有诏不能畫”。

唐有“二李”，宋有“二趙”。趙伯駒和趙伯骕兄弟都是趙氏宗親，八王趙德芳一脈。其父趙令穰（ráng）同樣畫青綠山水，“汀渚水鳥，有江湖意”。董其昌說，趙令穰有王維墨法，“在宋時諸王孫中畫品最高”。到了宋末元初，這一脈又出了名氣更大的趙孟頫。

宋代立翰林圖畫局，因五代時叫翰林圖畫院，故野史筆記都稱“畫院”。王希孟18歲時繪《千裡江山圖》，是宋徽宗手把手教出來的畫工。此畫用了半年畫完，“未幾死，年二十餘”。

宋代以蘇轼為首的一批文人重墨采，并非瞧不上宮廷審美、故意唱反調。比如王诜（shēn），乃當朝驸馬爺，畫《煙江疊嶂圖》，是青綠山水名家，和蘇轼、米芾等交遊甚深，沒見瞧不上。

歸根結底是階層問題。“士人畫”應該比文人畫的提法更準确。元代畫家吳鎮雲說：“墨戲之作，蓋士大夫詞翰之餘，适一時之興趣。”董其昌有“士氣”說：“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為之。樹如屈鐵，山似畫沙，絕去甜俗蹊徑，乃為士氣。”

士大夫們以畫自娛，自要立旗。如張彥遠《曆代名畫記》中說：“自古善畫者，莫匪衣冠貴胄高逸之士，振妙一時，傳芳千祀，非闾閻鄙賤之所能為也。”

蘇轼從不掩飾對“畫工”的嫌棄。《淨因院畫記》中說：“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又跋漢傑畫山二首》中說：“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隻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便倦。”北宋畫家孫知微，“雖以畫得名，然恥為人呼畫師”，隻蘇轼說他“工匠手爾”。

王維有詩“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閻立本可不以“今身畫工”為榮。唐太宗遊春苑，見奇鳥，急召閻立本。閣内傳呼“畫師閻立本”，閻立本作畫之際，狀若跑堂的，倍感“躬厮役之務，辱莫大焉”。回家告誡兒子，不要學畫。《舊唐書》隻詳寫他這一事。

唐高宗時，閻立本官居右相。當時姜恪因戰功任左相，有人打趣說“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正史認可的是文韬武略，丹青這門技藝隻配列入“雜記”。

畫工們有緣丹青，無緣汗青。吳道子世稱畫聖，後世畫工們尊為祖師爺，《舊唐書》《新唐書》都沒傳。明代仇英和沈周、唐寅、文徵明同列“明四家”，可他出身漆工，《明史》不收畫“西廂”的。

宋徽宗時優待畫院職官，賜服绯紫，帶佩魚。翰林圖畫局，雖然名義上有翰林兩字，實際歸内侍省主管。内侍省管什麼的？“備灑掃之職、役使雜品者，隸内侍省”。畫工們仍是“店小二”。

士人畫是“寫”什麼的？

詩畫并論，孔子是第一人。子夏和孔子讨論《詩經·衛風·碩人》，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繪事後素”很難解，至今沒有定論。

蘇轼觀王維《藍田煙雨圖》有感“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開“詩畫一體”之說。此外，“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都是東坡名論。據統計，唐代詩人題畫詩才共有260首左右，宋代有4450多首。蘇轼一個人就寫了157首題畫詩，他所作《題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是目前發現的最早一首畫内題詩。

蘇轼說吳道子畫得好是好，但還是畫工（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對王維頂禮膜拜（斂衽無間言）。在唐代，王維口碑遠不及吳道子。《唐朝名畫錄》中，以“神、妙、能、逸”四品給本朝畫家排座次。吳道子是位列神品上的惟一一人。王維列妙品上，十名開外。

王維真迹，宋時已難覓。蘇轼所見《藍田煙雨圖》，可能是摹本。沒見過幾幅真畫，就這麼引流？原因隻能說，要立旗，就必須找個旗手。唐代畫畫最好的詩人，隻能是王維。吳道子不會寫詩，杜甫不會畫畫。

什麼是士大夫畫？清代王翚回答說：“隻一‘寫’字盡之。”寫什麼？曆代畫論，有說寫“意”的，有說寫“逸”的。繞來繞去，标準答案應是“寫詩”，會寫詩的才是“真畫者”。

錢锺書先生在《中國詩與中國畫》中說，詩畫并非一律。古人論畫時重“虛”，愛王維；論詩時則重“實”，愛杜甫。“總結起來，在中國文藝批評的傳統裡，相當于南宗畫風的詩不是詩中高品或正宗，而相當于神韻派詩風的畫卻是畫中高品或正宗。”

蘇轼《與二郎侄》，本可作“繪事後素”妙注：“凡文字，少小時需令氣象峥嵘，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絢爛之極也。”為什麼論畫時，就不提先學“絢爛”？

詩畫本可以一律。唐詩宋詞，青綠之色俯拾皆是。單說王維《辋川集》。“萦渟澹不流，金碧如可拾”“綠堤春草合，王孫自留玩”“空闊湖水廣，青熒天色同”……這一句句，都可畫青綠山水。水墨之道，是把主觀情感投射于畫中，而畫中色彩超脫于客觀色彩之外。若以水墨畫意論唐代詩人，李賀才該是首選，“鬼燈如漆點松花”，水墨都開花了。

宋徽宗時，畫工們要考職稱的。題目都是詩句，如下是滿分答卷:試題“竹鎖橋邊賣酒家”，畫工們都從酒家處着筆，隻有一人畫上，“在橋頭竹前挂一酒簾而已”；又有畫題“踏花歸去馬蹄香”，别人都畫馬上看花，一人卻“于落紅徑上寫數蝴蝶飛逐馬後”；有試題“嫩綠枝頭紅一點”，别人都把功夫放在“花木妝點”上，一人卻在“獨危亭缥缈綠楊隐映之處，畫一美人憑欄而立”。誰說畫工不知詩？

青綠山水讓今人喝彩，可見餘韻不絕。曆代畫工自有史筆，傳寫故事。明時謝肈淛之論，可為畫工們正名：“宦官婦女，每見人畫，辄問甚麼故事，談者往往笑之。不知自唐以前，名畫未有無故事者，蓋有故事，便須立意結構，事事考訂，人物衣冠制度，宮室規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勢向背，皆不得草草下筆，若非今人任意師心，魯莽滅裂，動辄托之寫意而已也。”草草下筆，不是寫意，那是五毛錢特效。

（原标題：宋代文人不待見青綠？）

來源：北京晚報 作者：五柳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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