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團購之前，五環外沒有人習慣在網上買生鮮，人們最愛光顧的地方還是菜市場。

那時，菜市場還是個充滿煙火氣、市井氣的地方，不買菜也會去逛逛。

社區團購興起之後，氣氛就變了。

關于這種變化，我印象最深的有兩件事：

一是小時候看《馬大帥》，“遼北地區著名狠人”範德彪去菜市場買茄子，非要“換根身強體壯的”，結果和廣坤媳婦海燕發生口角，最終上演了互吐口水大戰。

另一個是2020年12月29日，一個出生于1998年就職于“多多買菜”的女孩，淩晨一點半倒在了烏魯木齊零下20度的寒冬裡。生前，她在公司内部通訊軟件上寫的簽名是：

我為多多守邊疆。

社區團購曾被認為是 “十年一遇的大機會”“将重塑中國互聯網格局”。據 Euromonitor 統計，當時中國每年超過 11 億噸生鮮農産品，僅 9% 在線上銷售。互聯網要改造的是中國線上化率最低的行業，他們的目标像星辰大海：

美團王興最初認為這門生意有千億規模，後來很快又把這個數字調整成了“萬億”。

而這一切，随着反壟斷“九個不得”新規出台，按下了暫停鍵。

上個月，我跟一位互聯網大廠的朋友聊天，這位朋友在公司社區團購部門分到了股票，因為反壟斷後市值暴跌，手上股價縮水到隻剩原來6分之一，在公司内部也被迫接受了兩次調崗。

作為從業人員，他對社區團購的看法和外界是不一樣的，比如他給我舉了這樣一個例子。

今年上半年，上海4、5月份疫情嚴重連續靜默時，應該每個上海人都能感覺到，其實送外賣、送快遞不僅是一門生意了，也發揮了類似“微信、支付寶”的一樣的基建作用，是組成中國互聯網基礎設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朋友看來，社區團購未來同樣會成為互聯網基礎設施的一環。為什麼要反對、阻止一種效率更高的新事物？為什麼要抵抗不可逆的曆史浪潮呢？

我說因為有可能會造成不公平，讓一部分菜販失業。

但朋友當即反駁道，隻為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受損，就拒絕發展，拒絕把蛋糕繼續做大，難道就一定是正确的嗎？

“在汽車發明之前，英國倫敦大約有10萬人靠當馬夫、車夫和馬糞清理工來養家糊口，而當時的倫敦一共才有200多萬人。為了阻止汽車代替馬車，自己面臨失業，當時倫敦的馬車公司和馬車夫先後進行過上千次的罷工和抵制，但曆史的車輪還是滾滾向前了。”

4月25日，美團優選發布公告稱，北京地區自提點停止服務。在此之前，美團優選已經開始從西北地區撤退。行業第一名這一舉動，宣告了這門生意正式進入尾聲。

社區團購如大浪襲來，又如大浪退去，我們到底得到了什麼，又失去了什麼？

說實話，當時在朋友一連串的追問下，我心中并沒有确切的答案。因為這麼多年下來，公平和發展始終像一對不可兼得的矛盾：

如果抛開發展來談公平，那麼公平将毫無意義，如果抛開公平來談發展，那麼有一部分人始終會成為那個代價。

9月份的一天，我掃開了一輛共享單車，從酒仙橋一路騎到三源裡市場，決定自己去2年前受社區團購影響最大的地方看看。

我去那天是工作日，中午菜市場人并不多，處處散發着一股慵懶氣息：有踩着拖鞋來買魚的老外，有一口京片子忙着講價的北京大媽，也有正坐在椅子裡打盹兒的菜販。

我在一個攤位前買了幾個西紅柿，遞給賣菜小販時，我發現她的眼睛幾乎從頭到尾沒離開過iPad，聽聲音像是在看某部宮鬥劇。

這種歲月靜好的煙火氣，退回兩年前在大多數菜市場是見不到的，因為當時小販們正提心吊膽、人人自危。

據澎湃新聞報道，2020年，國内菜市場銷量下滑了近三分之一，一些風險抵禦能力差的小販，在商鋪租金、人力和産品積壓腐爛的三重壓力下，短短幾個月内就被擊垮了。

與菜販怨聲載道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年入局社區團購的互聯網大廠正高歌猛進。

2020年，優選是美團創始人王興最重視的業務，他曾多次出現在優選的雙周會上旁聽，就具體問題提問，接見各路創業者。據晚點LatePost報道：

“優選負責人陳亮如點菜一般點兵，拿着美團買菜的員工名單圈人，瞬間劃走了3900多人，僅用18天就拉起了一支隊伍。”

劉強東則在公司高管會上宣布，将親自帶領京東打赢社區團購這一仗，不管是哪個省拿到地區第一名，直接發2000萬元獎勵給相應負責人。

當時已經卸任拼多多CEO的黃峥，把多多買菜定義為“拼多多人的試金石”，不僅集結了拼多多六分之一的員工，還親自飛往南昌等地一線調查。滴滴組建的橙心優選團隊，在成都辦公室挂起橫幅，上書八個大字：

“除了勝利，别無選擇。”

不管是當初的外賣大戰，還是前幾年的網約車大戰，巨頭們入局後第一件事總是先燒錢。這套方法論已經駕輕就熟：先燒錢補貼，跟同行打價格戰，然後用低價幹掉對手，接着壟斷市場漲價。

進入社區團購後自然也不例外，0.49元/斤的土豆、5.99元/20個的雞蛋，互聯網巨頭們把融來幾十億上百億資金砸入市場，作為微小個體的菜販隻有目瞪口呆的份兒。曾經從“千團大戰”中走出的勝利者美團，僅2020年第四季度，就在優選業務上戰略虧損了高達30億元。

出人意料地是，最早站出來發聲抵制社區團購的，并不是菜販子，而是便利店和小超市老闆。

原因是社區團購的定價打亂了各地的零售體系。比如烏魯木齊一款當地産的白酒，傳統渠道進貨價一箱550元，而多多買菜的售價比别人進貨價還要低1元，除去給團長10%的傭金，每賣一箱淨虧55.9元。

賣的比人家進的還便宜，這還怎麼玩？于是拼多多進入烏魯木齊不到兩周，當地便利店和小超市老闆就自發組建起了“反社區團購聯盟”。

也是到這裡，外界才漸漸警覺，為什麼社區團購會被認為是“十年一遇的大機會”——原來這是一步“一魚四吃”的大棋。

賣各類生鮮的菜販子會失業幾乎所有人都能看出來，但生鮮其實隻是個開始，以社區團購模式先行者興盛優選為例，生鮮大約隻占了他所有品類的6成，還有4成包括了洗衣機、空調、彩電、飲料、零食、日用百貨等。

小超市、便利店老闆抵制社區團購，一方面是迫在眉睫的低價傾銷，另一方面一旦未來平台掌握了大數據，還能更精準地預測當地人對各種品類的需求量和喜好，對他們會是降維打擊。

所以菜販子先倒下，接下來便是便利店和小超市了，再然後倒黴的是經銷商體系。

過去一個廠家生産完産品，需要經過一套經銷商體系，比如省級代理、市級代理、縣級代理後，最終交到消費者手裡。而社區團購想把這個活兒也幹了，直接通過價格補貼，讓零售端陷入不降價就出不了貨的境地。

這也導緻了當時經銷商對廠家逼宮，包括衛龍辣條等知名企業，先後發通知不允許任何供貨商私自給社區團購平台供貨。對廠家來說，社區團購平台就像個大怪物：

一旦真的讓他們沖垮了自己苦心經營多年的經銷商體系，那麼日後壟斷了渠道的社區團購平台，跟廠家談判的态度要比經銷商強勢十倍。

第四層收割的就是用戶了。

當巨頭把其他玩家幹掉，對市場形成壟斷後，先前打價格戰燒掉的錢就需要有人來“報銷”了，漲價收割是必然，因為企業也不是真想做慈善。

複盤一下，社區團購的目标，是分别把菜販子、小超市老闆、經銷商體系的活兒“接管”，也就是把他們的工作變成互聯網公司的工作，這必然會導緻這三部分人失業。

與此同時，你會發現這個過程其實并沒有增加任何新的“需求”，老百姓每年吃的菜、買的空調、喝的啤酒，并不會因為這個活讓你來幹了，需求量就變得比之前更多了。

換句話說，蛋糕并沒有變大，隻不過吃蛋糕的人變了。而且實現這個目标的手段簡單粗暴，是消耗了大量社會資源，用資本市場的錢，低價傾銷把這三個環節上人的工作都搶走了。

這與汽車代替馬車有個本質不同，就是汽車真的是在成倍提高生産效率，幫助社會加速運轉，在做大蛋糕。舉個例子，比如說新疆有幾十台光伏設備壞了，而供貨商是上海某個廠家，如果這個廠家要派人騎馬去修的話，那這個損失可就大了，社會損失的财富要遠大于一個馬夫的工資收入。

2020年12月22日下午，市場監管總局聯合商務部發布“九個不得”新規，其中第一條就是：

“不得通過低價傾銷、價格串通、哄擡價格、價格欺詐等方式濫用自主定價權。”

從那時起，幾乎就注定了社區團購失敗的命運。因為除了低價傾銷外，我們這些互聯網平台相比它要替代的渠道，并沒有碾壓式的創新，并不能通過合法市場競争完成對其的替代。

在這麼多年的發展中國家經曆中，中國已經有太多人為做大蛋糕、提升效率做出了妥協，比如說我們的農民，比如說東北的下崗工人，他們并沒有深究公平與否，作為群體來說，他們所做的犧牲可能并不比社會上那些光鮮亮麗的人少，隻不過他們的付出是沉默的。

再退一步說，如果并沒有将蛋糕做大，憑什麼還要讓人民、讓數以千萬的從業者做出妥協？

揣着幾百億殺入社區團購的巨頭們，既然低估了國家反壟斷的決心，更低估了人們對不公平的厭惡。

尾聲

9月份的北京已經有點冷了，在菜市場逛到晚上，我發現路上的行人已經普遍穿上了長袖，隻有我穿着短袖短褲，像是一個闖入的外來者。

其實我本來就是北京的外來者，這裡的房價太貴了，我相信很多北漂都跟我一樣，未來大概率要離開這座城市。

而作為所謂的白領，現在每天吃着外賣，有沒有菜市場看起來好像跟我們關系不大。因為失業的是菜販、超市老闆和經銷商，有些人很難感同身受。

但是，年輕人遲早有一天會告别外賣，當面臨婚戀、住房、生育、養老等一系列壓力，生活中各種壓力傳導到每一天，其實就是吃喝拉撒。

除非有暴富的機會，我們每一個人，很快都會學着精打細算，會很快感受到超市特價區的蔬菜、雞蛋、豬肉帶給我們的吸引力。

到那個時候，能去居住地菜市場跟菜販砍砍價，買到真正新鮮便宜的蔬菜，不用擔心被巨頭壟斷後收割，對普通人來說：

這種公平是珍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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