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隋朝國祚短暫，大運河完成幾乎緊随已是覆亡，但其對後世影響深遠。唐朝以後，中國南北方富力傾斜與依賴方向已經鑄定，于北方——政治、南方——經濟兩基本地帶被明顯分劃的态勢中，大運河所發生連結與均衡作用，避免了十三世紀以來長久時間定都北京的中國再度南北分裂。

京杭大運河

交通為建設之母，庶政的根本，于今日已是常識。而交通運輸事業，以載重量衡量其重要性，今日而言，空不如陸，陸不如海（水運），也系共通認識。大運河向來引為隋炀帝損耗勞動力惡政，便必須重加評價。

山脈呈東西走向而地勢西高東低的中國地形，限制大河多向東流。以人定勝天精神，切割自然的東西向諸大河流，人工制造如此一條連結中國南北的長大運河，而且早在距今約一千三百年前已昂然出現，不得不歎佩為世界人類文明創造史與世界工程史上無與倫比的巨構。

其追随曆史上漢族中國再度大統一而自地圖上劃定的事實，也象征了大統一雄渾魄力，代表新漢族結束南北朝分裂曆史的紀念碑意味。

隋文帝與獨孤皇後

隋朝運河工事之始，隋文帝受禅第四年的開皇四年（584 年）發布最早開鑿廣通渠的诏命：

“朕君臨區宇，興利除害，公私之弊，情實憫之。故東發潼關，西引渭水，因藉人力，開通漕渠。量事計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曆渠道，觀地理之宜，審終久之義。一得開鑿，萬代無毀。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運，沿溯不停，旬日之功，堪省億萬。誠知時當炎暑，動緻疲勤，然不有暫勞，安能永逸。宣告人庶，知朕意焉”。

“不有暫勞，安能永逸”宣告，置之今日仍是堂堂的嚴正政治原則，隋朝—特别便是炀帝的開鑿大運河，受益以迄今日，則炀帝功績，安得以逞行幸江南遊樂私欲而浪費民力的評語，輕易一筆勾銷？

隋炀帝遊江南

開皇七年（587 年），又對四世紀之半東晉一度重開被放棄春秋之末吳王夫差溝通淮水（淮安附近）與長江（揚州）所作邗溝，而後又湮塞的山陽渎，再加複舊。

炀帝即位，乃有本格化大運河工事，分四段相續展開。四段運河長度，以華裡計算，南線通濟渠、山陽渎合二千餘裡，江南河八百餘裡，北線永濟渠二千餘裡，全工程的規模宏大可見。而南、北線合流基點，指向的便是東都洛陽，《隋書》炀帝紀大業元年條的記述：“開通濟渠，自（洛陽）西苑，引谷、洛水達于河（指黃河），自闆渚引河通于淮”。

隋朝運河四階段的開鑿，山陽渎系整修最早的邗溝舊路，通濟渠至隋朝殆已全不能通舟，所以有炀帝人工運河亦即通濟渠的重開，自汴州截直角改向東南流，大部分利用商丘至泗州間其時的睢水、渙水為新河道，距離大為縮短。

永濟渠與江南河，則炀帝時代全新的運河大工事。隋朝通濟渠或唐朝廣濟渠，以後至宋朝恢複汴河原名，再以後，以黃河流出的泥土淤塞日甚而放棄利用，加以十三世紀元朝以來國都确定建設于今日北京市，乃自山陽另開直接往北的新運河，接連永濟河北段，便是今日所見大運河的面貌。

隋朝國祚短暫，大運河完成，幾乎緊随已是覆亡。于中國全域富力由曆史始源地北方黃河流域，向南方的長江流域與再以南傾斜之途行進，其态勢明朗化，系賴大運河平衡南北經濟能率所推動，而最早蒙受大運河交通運輸實惠的，乃是唐朝。

《史記》貨殖列傳描繪秦漢“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裡”的美景，自漢末展開經曆魏、晉、南北朝的大波動期，間隔四、五百年而隋唐再統一中國南北，同一地區的全國政治、經濟心髒機能雖似舊，繁華的外貌也僅如昔日，外強中幹疲态從《通典》州郡四古雍州下附“風俗”記載，印象已至深刻：

“秦開鄭渠，溉田四萬頃；漢開白渠，複溉田四千五百餘頃，關中沃衍，實在于斯。聖唐永徽（650—655）中，兩渠所溉唯萬許頃；洎大曆（一個世紀後的766—779 年）初，又減至六千二百餘頃，比于漢代，減三萬八九千頃。每畝所減石餘，即僅校四、五百萬石矣”。

李白《憶秦娥》隐隐透露出關中的衰落

憶秦娥

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

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别。

樂遊原上清秋節，鹹陽古道音塵絕。

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阙。

相對方面，《史記》貨殖列傳提示“不待賈而足”的南方驚人經濟潛力，卻便以四百年分裂南方的注力開發，而産業經濟飛躍成長，南北朝分立之初的南方景觀，已系“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饑。會土帶海旁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土地，畝值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也。荊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棉布帛之饒，覆衣天下”。

待到南北統一時代唐朝來臨，基本産業農業于北方顯著的生産衰退，而唐高宗之後中樞又不斷擴大，俸祿給付數額随官員數不斷遞增，國用對南方的依賴度，惟有愈随時間愈與南方經濟發達速度，成正比例升高。國家公糧運儲的漕運重要性益益增大，乃出現《通典》食貨十漕運項大唐條所收錄引人注目的數字：

1.七世紀中的貞觀、永徽之際，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 2. 八世紀中的天寶中，每歲水陸運米二百五十萬石。僅唐朝中期以前百年間，關中的江南米谷需要量猛跳二十倍，大運河利用價值已如何突出可見。

後續的朝代，中國南北方富力傾斜與依賴方向已經鑄定，隻有任令惡化，全無扭轉能力，于北方—政治、南方—經濟兩基本地帶被明顯分劃的态勢中，大運河所發生連結與均衡作用，曆史界均加重視。但更重要的，尤在便以大運河此等功能，而避免了十三世紀以來，長久時間定都北京期的中國再度南北分裂。

然而，為後世立有殊勳的隋朝卻僅曆二世三十八年，短命覆亡。覆亡原因，《通典》的總結說明有二：

其一：“（大業初為隋之極盛，炀帝）承其全實，遂恣荒淫。登極之初，即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萬人（炀帝時代隋朝政治中心也因之移至東都洛陽，而非長安，為異于文帝時代）。導洛至河及淮，又引沁水達河，北通涿郡；築長城，東西千餘裡。皆征百萬餘人，丁男不充以婦人兼役，而死者大半。及親征吐谷渾，駐軍青海，遇雨雪，士卒死者十二三。又三駕東征遼澤，皆興百餘萬衆，饋運者倍之。又逆征數年之賦，窮侈極奢，舉天下之人，十分九為盜賊，身喪國滅，實自取之，蓋資我唐之速有天下也”。

其二：“大業以後，王綱弛紊，巨奸大猾，遂多私鑄，錢轉薄惡……，貨賤物貴，以至于亡”。

便是說，連續的勞役與兵役征發逾度，以及惡性通貨膨脹的并發症。農民群由怨尤而憤怒，铤而走險。大業九年（613 年），楊玄感造反震撼爆發，乃導引動亂事态一發不可收拾。

楊玄感非隋朝皇族成員，卻是擁高位、負盛譽的名門世族，其父越國公楊素，乃文帝重臣，平定江南陳朝的統帥部執行首腦，因之與名義的統帥晉王（炀帝）感情親密，晉王時代的炀帝也因與之相結，得其協力而被立皇太子登位，死後玄感繼承其父煊赫餘緒，自身又具才能，好賓客，為國内名士所傾向。

随着叛亂層次升高，指導權多移入地方豪族出身者與利用了鎮壓暴動之名的政府高位次野心家。不數年間，群雄割據态勢已成，而其時，炀帝正居江都離宮。618 年，炀帝在江都被側近少壯幸臣宇文化及（非被隋文帝盡殺的北周皇室宇文氏同宗）絞殺。

人力所制造世界最長距離交通大動脈，今日的南北大運河原型，又便自博有惡名的隋炀帝而實現。雖然，以其系犧牲役丁數字過巨，甚且動員了婦女才開鑿完成，向被曆史界與營建東都新洛陽城并太多離宮同列，歸納為惡政事實的舉證，但大運河的利用，對中國南北經濟調和與物資流通的嘉惠迄今，也必須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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