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是孟子“外王學”的核心，也是中國傳統政治理念的核心原則之一。細究之下，我們可以發現，“民本”思想在孟子哲學體系中包含着三個面向：終極性面向、主體性面向與教化面向。

　　“民本”的終極性面向。孟子“民本”思想的首要之義在于，以“民”作為國家或王朝政治合法性的第一準則。例如，在《孟子》全書開篇孟子與梁惠王的對話中，梁惠王求教“利國”之道，孟子直截了當地講出“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朱子解釋說：“當是之時，天下之人唯利是求，而不複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梁惠王》章乃是孟子論及政治哲學的主要篇章，朱子認為“仁義”乃是總括“一章之指”，有着“拔本塞源”的根本性意義。孟子對梁惠王講的“仁義”乃是愛民保民的仁政之義。在與齊宣王的對話中，他再一次強調了施行“仁義”的意義。在他看來，将政治的核心理解為權力問題，在政治實操的層面上将國家視為權力共同體，這樣的觀點是片面的。權力結構作為政治形式，應當承擔道義至上的價值理念，國家的實質是一個倫理共同體，其核心是“保民而王”。

　　孟子之所以将“保民”視為政治問題的核心，就事實方面來說是出于曆史的警示，就理論層面來說是出于中國傳統的“天人觀”。從曆史的角度看，孟子的觀點來自周人對導緻殷商滅亡因素的總結。《尚書》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商王朝不敬天德，導緻“民用大亂喪德”，這才使得“天”降下懲罰，喪失了天下。在孟子看來，“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相應地，商湯、周武之所以能夠得天下，“地方百裡而王”，就在于他們能夠“施仁政于民”。

　　殷周朝代更叠，周人關于前代滅亡的反思總結中孕育出了“敬天保民”的觀念，成為孟子“民本”思想的曆史淵源。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其中也孕育着早期“天人觀”的萌芽：将“天”與“民”相提并論。《孟子·萬章上》引《尚書·泰誓》“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一句，正是這一觀念的經典表達。《尚書·泰誓》還說：“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民乃是“天”所降生，而“君”“師”隻是上天用來輔助自己愛護人民的媒介。這種“天—民—君”的政治結構，不允許君主直接獲得權威性，他必須通過“保民而王”将自身的意志與人民的意志統一起來，權威才能确立。

　　“民本”的主體性面向。單純地以“天”來确立“民本”的終極性，屬于哲學理論建構或價值導向。孟子的“民本”思想除了終極性的一面，還包含具體政治實操中主體性的一面。在他看來，人民不隻是國家治理的客體，而是和“君”“諸侯”等并存且深度互動的政治主體。

　　《孟子·離婁下》篇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這裡雖然是在說“臣”，但它代表的是君權的對立面，包含了整體的“臣民”。孟子在強調“保民而王”時就指出，人民會以“去”“就”的方式對君主進行回應，既會因君主行王道而歸之，也會因君主不行為君之道而去之。作為有選擇的主體，人民的“歸之”“去之”實際上代表了天下的得與失。《孟子·萬章上》論及堯舜禹禅讓，孟子提出“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的主張。他解釋到，堯舜禹的禅讓是“薦人于天”，而能否得天下則要看“天”受不受。按照孟子的說法，“薦人于天”實際上就是“暴之于民”，“天受之”實際上就是“民受之”。

　　梁襄王向孟子詢問“一天下”之道，孟子回答“不嗜殺人者”能統一天下。他說：“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齊宣王向孟子詢問王道，孟子回答說：“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誰能禦之？”孟子認為，君王要平治天下，依靠強權暴力是行不通的。但若能行“仁義”之政道，愛民保民，則能以無可抵禦之勢“一四海”“王天下”。通過将仁政與強權暴力對比，充分說明了人民力量的強大。孟子清楚地意識到，政治不是君主的個人獨裁，而是多元主體之間的互動。這種互動形成的穩定政治生态，制度化地表達為“禮”，對君、臣、民作了政治和道義上的雙重規定，“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國家就能安定興旺。

　　“民本”的教化面向。“民”在哲學的層面上達于天，又能以“去”“就”的不同方式發揮自身的主體性力量，在理論和現實的雙重意義上處于根本性地位。在孟子看來，所謂的聖人、賢人，其實本質上亦是“民”，隻不過是其中出類拔萃的那一部分。孟子說：“麒麟之于走獸，鳳凰之于飛鳥，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類也。聖人之于民，亦類也。出于其類，拔乎其萃。”孔子也說：“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蓋因自身出于“民”“人”之同類，故而必須承擔起義務，宣揚王道政教、平治天下。

　　孟子說：“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聖賢之所以是聖賢，一方面在于他們的“出類拔萃”“先知先覺”，更重要的一方面在于他們以自身的覺知來啟蒙與教化大衆，這是聖賢先天所禀受的義務。儒家有強烈的入世情懷，強調“學而優則仕”，以至于“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但儒家推崇的啟蒙與教化，不同于救世主式拯救，二者有着根本的區别。如前文所說，聖人本身便來自于“民”“人”，故而教化本質上是人民内部的自我覺知。教化也因此是屬人的、在世的，而非屬天/神的、宗教的。儒家教化采取的是以政載道、以政行教的方式，概言之就是“富庶教”。《論語·子路》：“子适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國家通過良好的政治治理，首先實現人民的安定和富足，然後推行倫理道義的教育和民風民俗的轉化。

　　孟子繼承了“富庶教”的理念，并提出“恒産恒心”說。他認為：“若民，則無恒産，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對于人民大衆而言，如果不能先滿足其物質生活條件，而強求道德教化，是不現實的。因此，孟子提出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的基礎上“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概言之，雖然孟子在以人民為本的同時，也承認社會曆史的差異性結構，承認有“勞心者”“勞力者”的分化。但究其根本而言，他強調要以王道仁政推行教化啟蒙，彌合這種差異和分化。在孟子的思想中，“民本”不僅體現為人民是政治合法性的來源、政治的互動主體，更體現為政治在于行教化，“民”就是政治的目的。這三個面向構成了孟子“民本”思想的立體結構。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天津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裘兆遠 劉培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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