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幾篇因獵捕麻雀被判刑的刑事判決書在網上被炒的沸沸揚揚，一時之間議論紛紛。其中一篇刑事判決（來源于中國裁判文書網）内容為被告人李某某以獵捕麻雀為目的，在自家院内西側，架設粘網獵捕麻雀，捕到一隻麻雀并扔掉。法院審理後審定李某某違反狩獵法規，在禁獵區使用禁止的工具進行狩獵，情節嚴重，其行為已構成非法狩獵罪，因認罪認罰，從寬判處罰金人民币壹仟元。除此之類，還有類似的幾篇已經公開的刑事判決，都是因狩獵麻雀被判了刑。網上之所以一時議論群起，無非是認為這些判決結果和廣大群衆的樸素認知都較大的差距，僅僅因為一兩隻麻雀定人刑罰，有違刑法的謙抑性。然而，從網上公布的裁判情況來看，這樣的判決不僅是一兩篇，而且公檢法對所認定罪名都一緻，被告人也認罪認罰，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不能僅僅歸于機械辦案，而應當認識到這中情況出現其背後存在一些深層次的問題。

一是過去司法機關内部一些不合理的考核、評查和責任追究機制引發的倒逼現象。在檢察系統内部，案件評查重點就是不捕、不訴案件。一份無罪判決則直接影響到公檢法三家的考核，并要追究相關辦案人的責任。實際中基層公檢法三家的工作量都較大，除了辦案任務之外，還有其他繁雜的綜合事務，導緻一些地方的司法工作人員長期超負荷工作，為了避免案件評查和不捕、不訴可能增加的工作量以及可能引發的責任追究風險，實踐中過往一些地方一直是對于所辦案件能捕則捕，能訴則訴，而法院對于作出無罪判決也是慎之又慎。

二是長期以來我國客觀存在的司法解釋泛化問題，導緻基層辦案過程中存在一些機械适用司法解釋的現象。誠如張明楷教授所言，隻有憑着良心解釋刑法，才不至于違反刑法的正義理念。但實踐中，由于基層辦案人員法律素質高低不一，為了統一法律适用标準，方便辦案人員适用法律，兩高頒布了大量的司法解釋。上述麻雀案中就是适用了相應的司法解釋，司法解釋中對非法狩獵的情節嚴重直接予以明确，辦案人員隻要直接适用司法解釋就好了，這樣做既方便也保險，畢竟談良心之前先得保住飯碗。案件翻查的時候，可不是一句刑法的謙抑性就可以解釋清楚為啥放着司法解釋不用而選擇不訴、不認定構成犯罪的。

三是辦案人員長期養成的思維定式，重視入罪，輕視出罪。長期以來缺乏對于出罪理論的系統研究。就上述案例，有人認為應當直接适用刑法總則“情節顯著輕微”，不構成犯罪。這一觀點就如同民事案件中直接适用顯示公平原則來否定合同效力一樣，并非出罪的正确路徑。這種觀念也顯示出實踐中辦案機關對出罪理論缺乏應有的關注和研究。就麻雀案，可以從違法認識性、有責性、期待可能性等上尋找合理出罪理由而非直接适用總則的規定。

當前，少捕慎訴慎押已經成為了一項司法政策，某種程度上也是對上述存在的這些問題的回應，毫無疑問，這一司法政策無論在人權保障、社會關系修複、司法資源節約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價值和意義，然後具體的推進和落實還有待于不斷在實踐中解決上訴深層次的問題。

作者：王立星

編輯：王晨偉

責編：李鵬

主編：姚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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