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講過《論語》以後，又引起大家研究《孟子》的興趣，希望再講《孟子》。其實，講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學，我是很膚淺的，過去所講的《論語》，也隻是為了時代的需要，東拉西扯地講了一大堆廢話，想不到大家還很愛好，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新舊文化交流互變的沖擊時代，隻好采取配合時代趨勢的方法來研究。我也隻是提出個人的看法，貢獻大家作參考。至于怎樣去深入，自古以來，關于《孟子》的著述非常多，還是需要大家自己努力去探讨、去尋求。

提到《孟子》這部書，也是非常有趣的。當我還在童蒙的時代，等于現在小學三四年級的時期，就開始接受家庭和老師的督促，要讀《孟子》了。那時候讀書，還要背誦得來，老師每天教一節，明天就要站在老師的前面一字一句地朗朗背誦上口，要背得很清楚很熟悉，不能有錯，錯了要受罰，甚至用戒方打手心。當時并不注意内容的講解，隻要認得字，讀得來，背得清楚。這一節背好了，老師再教第二節。

這裡有一點要順便說明的，這也是曆史時代轉化演變的資料，就中國文化史的演變來看，雖說是小事情，卻有關大題目。我們那個時代，還承受清朝末年的遺風，社會是舊式的社會，是典型的古老農村社會。印刷還不發達。《孟子》啊，《論語》啊，也有一章一章分開來賣，并不一定要買全部的書。記得我在開始讀《孟子》的時候，是先讀《離婁》這一篇的。

我們那時代稱呼老師叫“先生”，并不叫老師。學工學商的老師叫師父，也不叫老師。戒方就是上古時代所謂的“夏楚”，是老師們處罰學生的鞭答。這種處罰很有用處，說句良心話，現在想起來，還蠻可愛的，并不像現代人所說的那樣可怕，更不會有什麼妨害自尊心等等麻煩的副作用。當然，這些道理很難講，隻能說古今時代不同，思想、教育、觀念等都不同，不能一概而論。不過，過去曆史上無論是哪方面的成功人物，差不多都經曆過戒方式的嚴格教育，可是并沒有妨礙他們的偉大成就和偉大人格。對嗎？當然，過分的體罰我也是不贊成的。

我們在童年時代，開始讀《孟子》的時候，所有的内容，講解的要點，究竟是說些什麼？老實說，都是似懂非懂，似是而非的。教我的老師，也是當時的名儒，在前清有功名，後來還受清廷的保送，出過洋，到過日本留學。我們是請他到家裡教書，管吃管住，對他恭恭敬敬。那種家庭教師，在清代，就叫做“西席先生’”。大體說來，實在還不錯。至少，在受到尊敬方面，比現在好得太多了。可是他教我們讀《孟子》時，也是不大詳細講解。我呢？當小孩的時候，讀書也不太用心，正好引用陶淵明先生的話來遮羞，所謂“好讀書，不求甚解”。

當時的老師、宿儒和大人們都說，在前清要考功名，非熟讀此書——《孟子》不可。當然四書都要讀熟，不過，無論考不考功名，文章要作得好，便要熟讀《孟子》。什麼“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韓愈啊！柳宗元啊！蘇東坡啊！他們都是從《孟子》的文章裡鑽出來，才有那樣偉大的成就。當然喔！

什麼莎士比亞啊！培根啊！叔本華啊！與孟子并不相幹。因為那個時候的大人先生們，嘴裡或筆下引用的名言，大多是這些傳統文化中大儒名人的話。若是現在如此引用，便成落伍。隻有引用莎士比亞他們，才算時髦。我認為，這種現象不是代溝的關系，隻能說是古今中外、新舊文化溝通時期的銜接現象而已。

後來我們進了洋學堂——就是現代化的學校，正碰上“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推翻舊文化，幾乎是舉國若狂，大家跟着鬧了一段短時期，對于傳統文化的舊文學，一再吵着要廢除。慢慢地，我們這些基本上從舊式教育出身的，對這些書本，也漸漸地淡漠起來。

不過，凡事若是從童子功開始學的，始終很難忘情的，盡管時代不同，在思想觀念的領域裡，它的确占了很牢固、很重要的席位。可是後來的新教育、新課本，由初中、高中到大學，一直到現在，我發現仍然沒有完全離開過舊文化。尤其是《孟子》，幾乎每一級學校裡的國文課本，都要選上幾段重要的文章。青年人盡管不重視，但對孟子的文章還是讀過，反感歸反感，讀還是要讀。也正因為如此，才能保持曆史文化于不堕。現在面對這麼多的先生們，由我來講《孟子》，實在有點戰戰兢兢，不大好意思，這真叫作“班門弄斧”，當着内行耍外行，自耍活寶。

現在我們為了要研究《孟子》這本書，我覺得應該先了解一下孟子當時所處的時代，和當時現實社會的環境，就會覺得并不枯燥。而且對孟子的人品和風格，也更有一層深刻的認識。那麼才會知道後世的人，為什麼把孟子承繼在孔子之後，稱他作“亞聖”，不是沒有道理的。

我們都知道，遠距我們現在大約二千五百年前，我們的曆史上，出現一個非常紊亂的時代，也可以說是我們曆史文化轉變的偉大時代。當然，這隻是站在我們現在的立場，事不幹己，無切膚之痛地加個評論而已。如果我們也生長在那個時代，在那種痛苦悲憤的現實環境裡，大概就不會說這是個偉大的時代了。這個時代，也就是有名的春秋戰國時期。春秋、戰國，這兩個名詞所包涵的時代，都有幾百年之久，如果我們用人物作中心代表來講，孔子是春秋時期，孟子卻是到了戰國時期了。春秋時期也罷，戰國時期也罷，這兩個銜接起來有五百多年的時代，卻是我們民族最痛苦的階段，打打殺殺，亂作一團。

可是在後世看來，這個時期，則是百家争鳴，諸子挺秀的時代，也為我們後世子孫奠定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礎。這深厚的文化，一直流傳到現在，也會一直延續到未來。

我們知道，孔子當時親身經曆了痛苦時代的憂患。他在晚年，有系統地整理了中國文化的寶典，删詩書、訂禮樂之外，他又集中精力，根據他本國魯國的曆史資料，開始著作了一部最有名的曆史和曆史哲學的書——《春秋》。

在這部書裡，記述了東周以來兩百多年的政治、社會、軍事、經濟、教育等等變亂的前因後果，同時也包涵了對于曆史人文、文化哲學的指示——如何是應該？如何是不應該？怎樣才是正确的善惡？怎樣才是正确的是非？

我們先要大概了解一下春秋時代的大題目。那個時代侵略吞并的戰争，綿延繼續了兩百多年，由西周初期所建立的“封建”的文化基礎，開始逐漸地被破壞，社會的紊亂、經濟的凋蔽，所給予人們的痛苦，實在太多。

現在我們簡單引用董仲舒的話，便可知道那個時代亂源的要點：

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之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

董仲舒認為，在那個時代，各國諸侯之間的霸業，都不培養道德的政治基礎，因此政治道德衰落，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誰也不相信誰，彼此不敢輕易親近，所謂“德不足以親近”。對于文化的建立，更是漠不關心，隻顧現實，而無高遠的見地。國與國之間，沒有像周朝初期那樣遠道來歸的國際道德關系，所以說：“文不足以來遠”。因此隻有用戰争來侵略别人。但是他們每次在侵略的戰争上，卻加上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說自己要侵略别人，而是找些借口來發動戰争，這就是“斷之以戰伐為之者”。這便是孔子著《春秋》的動機和目的，也是孔子著《春秋》最痛心疾首的中心重點，“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他說，春秋時代幾百年的戰争，都是沒有道理的。所以也有人說，春秋無義戰。

但《春秋》這部書并不是非戰論，它特别強調中國文化的戰争哲學是為正義而戰，所謂“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複仇。”例如在春秋二百多年之間，大小戰争不計其數，隻有兩次是為複國複仇的戰争，那是無可厚非，不能說是不對的。所以他說：

今（指春秋時代）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伐侵攻不可勝數，而複仇者有二焉。

關于曆史文化的破壞，政治道德的沒落，則更嚴重。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人倫文化的道德基礎，幾乎都被那些有霸權的上層領導分子破壞完了。為什麼那個時代會造成這樣的紊亂？

以孔子的論斷，都是根源于文化思想的衰落，人們眼光的短視，重視現實而忽略了文化發展中的因果。所以孔子在《易經·坤卦》的文言中便說：“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後來的董仲舒，發揮了孔子的思想，便說：“細惡不絕之所緻也。”所謂細惡，便是指社會人士缺乏遠大的眼光，對于平常的小小壞事，馬虎一點由他去，久而久之，便造成一個時代的大紊亂了。

我們現在不是講《春秋》，而是介紹孟子所處的時代背景，追溯它的遠因，順便提到《春秋》。繼春秋時代吞并侵略的紊亂變局，又延續了兩三百年，便是我們曆史上所謂的戰國時期。紊亂的情形，比春秋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各個強國的諸侯重現實，社會的風氣更重現實，苦隻苦了一般的老百姓。

在那樣現實的時代環境中，孟子始終為人倫正義，為傳統文化的道德政治，奔走呼号，絕對不受時代環境的影響，而有絲毫轉變。所以，他所繼承孔子的傳統精神，以及中國文化道德政治的哲學觀念，和孔子的文化思想一樣，也成為由古到今，甚至将來的颠撲不破的真理。為什麼他會有這樣遠大的影響？這正是我們研究探讨的主題之一。

在前面，非常簡單地提到戰國時期的時代環境。現在我們先來看一下司馬遷寫《史記》的編導手法，在他的筆下如何描寫孟老夫子，這是非常有趣的事。

本來寫傳記，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生平事迹，應該分開來，單獨地寫。但是司馬遷往往會把一兩個人的列傳合起來寫，或者連帶幾個人寫成一堆。難道他是為了節省稿紙，節省筆墨嗎？不是的，他是把曆史上同一類型的人和事，或者類同之中又完全相反的人和事，配合起來寫成一篇。我們讀了，可以作一強烈的對比，在互相矛盾、相反相成中找出道理，可以自求啟發，從曆史經驗的鏡子中，反映出立身處世的準則。

因此，司馬遷寫孟子，是拿和孟子有相同類型的荀子寫作一篇，叫做《孟子荀卿列傳》。在這一篇裡，他又舉了很多與孟子、荀卿類型相反的人物，相互輝映。

看來他好像偷懶省事或者是認為那些人不足以另作一篇傳記似的。其實不然，一個文人筆下的傳記文章，如果有意亂扯，加上文字渲染的話，小題大作，大可洋洋灑灑，各自構成專篇。可是司馬遷的風格，是有他的哲學的、學術的中心思想，他絕不願意亂來。

所以，他在這篇文章中帶出了戰國當時一大堆的有名諸子，并非是漫不經心地随意而為，實在是有他聰明絕頂、度金針而不落言诠的妙用。我們讀《史記》，幾乎和《春秋》三傳一樣，任何一字一句，絕不可以輕易放過。甚至《史記》中任何一個表，都不是随便繪制的。

他寫孟子、荀子，同時又連帶寫出與孟子相同時代中的風雲人物，如商君（鞅）、吳起、孫子、田忌。又說“齊有三驺子”，當然極力描寫三驺子中的另一位談天文、說地理、講五行之學，大受當時人們所重視、尊敬，不像對孟子那樣的冷落、凄涼的——驺衍。

從驺衍以次，又說：“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予、田驕、驺爽之徒。”到此先告一段落。當然，也包含了同一時代性的人物關系。

再以後便寫荀子（卿），由荀卿而連帶說到莊子、墨子、公孫龍、劇子、李俚、屍子、長廬、籲子等等。不過加上一句“自如孟子至于籲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雲。”我們要注意他這句“不論其傳”一詞的涵義，很有深度，也頗有味道。

最後，又孤零零地吊上一小節關于墨子的事，這是對墨子時代還待考證的附帶說明。如說：“蓋墨子，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并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我們讀《史記》，随處可以看到司馬先生這些巧妙、幽默，有高度啟發性，與睿智存疑等等的編導手法。所以說好好地仔細讀它，可以啟發慧思。

我們讀《孟子》一書，開宗明義的第一章《梁惠王》——孟子見梁惠王，一開始，便可以看到孟子當時一種受盡冷漠歧視的味道。同樣地，司馬遷寫孟子，首先也引用了這一段，然後才說到孟子的籍貫、出身、學曆，說明孟子是孔子的孫子子思的門人（至于說孟子并非子思的學生，則是另一考據的問題。司馬遷很可能弄錯了）。《史記》上的這篇也和《伯夷列傳》差不多，沒有太多的叙述就完了。隻說孟子闡述孔子的學說思想，作了七篇書，就是我們手裡拿到的這本《孟子》。

古今中外，許多被後世認為是多麼偉大，能影響幹秋萬世的人物，在當時，大多數都是那麼凄涼寂寞的。就因為他在生前不重視短見的唯利是圖，對自己個人，對國家天下事，都是以如此的人品風格來為人處世的。像孟老夫子那樣的人，如果當時稍微将就一點，自己降格以求，遷就一點現實，那便不同了。

更妙的是，司馬先生舉出驺衍來，與孟子當時的處境作一強烈的對比。

在孟子見齊宣王、梁惠王，陳述那些理論思想的時候，是如何地受到冷落，我們慢慢且看《孟子》的本文，便可知道。可是與孟老夫子同時代的驺衍他們，比起孟子所受的待遇，便大大不同了。

驺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其說闳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于無垠。……

是以驺衍重于齊。适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适趙，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喝石官，身親往師之。

我們讀了這段曆史資料，便可以看到與孟子同一時代的驺衍，也同孟子一樣去見過齊宣王、梁惠王。甚至還到過燕趙兩國，受到燕昭王無比的崇敬。他當時的聲望之高，所受各國諸侯們的歡迎款待，那種威風，那種排場，假如從重視現實虛榮的社會眼光來看，驺衍當時的威風架子實在擺足了。哪裡像梁惠王對待孟子那樣，毫不客氣地稱呼一聲“叟！不遠千裡而來。”滿不在乎的味道。至于齊宣王，對孟子也并不表示太大的歡迎。

可是驺行呢？“重于齊”，他在齊國極受尊重，連一般的知識分子稷下先生們，也連帶地受他影響，都受到齊王的敬重、優待。

驺衍到了魏國（梁），梁惠王親自到郊外去迎接他，等于現代，一個國家的領袖，親自到飛機場去迎接他一樣隆重。而且梁惠王以國賓的大禮接待驺衍，所謂“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就是當時現場實況的紀錄。

驺衍到了趙國，“平原君側行撇席”，趙國有名的權貴豪門平原君，不敢和驺先生并排走路，隻小心翼翼地側着半個身子在後侍從，比禮賓司的大禮官還在恭順。到了行館以後，請驺先生坐下，平原君親自用自己的衣裳把那個座位打掃清潔一下，表示恭敬。

可是這種情形，在古代文字的藝術上，司馬遷隻用了四個字，便描述得淋漓盡緻，他隻用“側行撇席”就夠了。由此看來，今古文學寫作的技巧藝術有如此的差别，所以現在從白話新教育入手的青年同學們，便要特别細心地去讀，去研究，不可以馬馬虎虎。

驺衍到了燕國，那更神氣了。當時鼎鼎有名的燕昭王，“擁彗先驅”，親自到國境邊界去接他，而且手裡還拿着清道用的掃把，表示作他學生一樣的為他開道。接到了王宮以後，“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請求作他的學生，願意和驺先生門下那些弟子同樣的受業。因此特别為了驺衍新建一座碣石宮來供養他，常常親自到驺先生所住的地方來聽課，和一般學生對待驺老師同樣的恭敬。

我們讀了司馬遷這幾句書，可以看到他用簡短的文字，就把戰國時期享有盛名的學者之光榮事迹，紮紮實實地記述下來，而且特别隻附帶寫在孟子和荀子的傳記裡，這豈不是一種極高明的編導手法？拿當時極受尊敬的驺衍，和備受冷落的孟子作強烈的對比，給大家看。這是曆史時代的悲劇？還是人生的悲劇？抑或鬧劇？或者是現實榮華和千古盛名的對照呢？這就要大家自己去深思，去自我啟發了。

我們在座的，以及社會上各方面，許多人都在感歎這個社會、這個時代，太重現實。其實，在任何時代，任何地區，人活在世間，就要生存；漸漸地，慢慢地，不知不覺就會重視現實。感歎别人重視現實的我們，在基本的生活和生存條件上，老實說，有時又何嘗超越現實？何嘗不重視現實呢？隻是角度不同，觀點不同，程度不同而已。

可是卻有極少數的人，他始終漠視現實，為崇高的理想而努力，放棄自我而為天下人着想，不顧自己短暫一生的生活現實，而為千秋萬代着眼。因此，也就受到人們一種超越的崇敬，稱他為“聖人”了。

這個道理，其實不用我們來說，司馬遷在《孟子》這篇傳記裡，已經很巧妙地透了消息。他在本篇裡評述驺衍說：

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

在全文裡，他說驺衍先用陰陽玄妙的學術談天說地，講宇宙人生與物理世界因果交錯的事，玄之又玄，妙之又妙，聽的人各個為他傾倒。其實驺衍這套學術，就是中國上古理論物理科學的内涵，也是上古科學的哲學内涵，如未深入研究，也不要随便輕視。

不過，以司馬先生的觀點看來，驺衍他的本意，也和孟子一樣，深深感慨人類文化的危機，尤其當時國際間政治道德的衰落，社會風氣的奢侈糜爛，他為了要有所貢獻，希望改變時代，隻好先推一套容易受人歡迎、接受的學術出來，玩弄一下。其實，他的本意，還是歸乎人倫道義，所謂“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他那些談陰陽、說玄妙的學術，隻是建立聲望的方法而已。所謂“始其濫耳”。

當時那些王公大人們，一開始接觸到驺先生的學術思想，驚奇得不得了，都願意來接受他的教化。等到驺衍真正要他們以人倫道德來作基礎的時候，他們便又做不到了。

這種現象，你隻要看看秦始皇、漢武帝他們的求仙求道、求長生不老的曆史故事，以及當代一般學各種宗教神秘學人們的作為，便可了解“千古皆然，于今尤烈”。

再從輕松一點的角度來講，也正如清人趙翼的感慨，一個人若是要求文學藝術的成就，往往和現實生活發生沖突，産生矛盾不安的心理。因此，他的《論詩》中說：“詩解窮人我未空，想因詩尚不曾工。熊魚自笑貪心甚，既要工詩又怕窮。”

司馬遷的論述觀點還沒有完，他又說：

其遊說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轲困于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代纣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面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柯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柏欲内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裡奚飯牛車下而纓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驺衍其言雖不軌，倘亦有牛鼎之意乎？

這裡劈頭第一句話，就說驺衍在那個時代，“其遊說諸侯見尊禮如此”，受到國際間尊重的情形，有上面所說的種種榮寵。跟着便說驺衍當時的情形，哪裡像孔子周遊列國時，還在陳蔡之間，受到餓肚子的遭遇；又哪裡像當時的孟子，始終在齊梁之間受到窮困的苦惱。

但是，話又說回來，世界上的人和事都很難說，有的人一味重視現實，有的人卻輕視現實。例如周武王以仁義作号召，結果讨伐纣王以後，自己做起皇帝來了。所以像伯夷、叔齊他們，覺得這種假仁假義是很可恥的事，甯可餓死在首陽山，也不下山來吃他周朝的飯。

接着，司馬遷又以孔子為例：衛靈公有一次問他軍事方面的事情，孔子閉口不答。孔子并不是不懂軍事，隻是不願意再加重他們軍國思想的野心而已。

同樣地，梁惠王在出兵侵略趙國之前，也向孟子請教過，結果，孟子避開正面的問題，隻告訴他周代的先祖——大王（古公亶父）的一段故事。古公亶父原本定居在豳（又作邠），由于政治清明，人民生活非常安樂。後來受到戎狄的侵犯，國人憤慨，要起而對抗。但是古公亶父卻不忍心戰場上的殺戮，于是忍痛離開自己的鄉土、國業，改遷到歧山山下。大多數的豳人，由于愛戴他的德政，也都随他遷居。而後經由季曆、文王的發揚光大，各地人民自動前來歸附，竟擁有了三分之二的天下。到武王時，很輕易就取代了殘暴的纣王，而改國号為周。

司馬遷接着說，孔子、孟子他們，并不是不懂得怎樣去“阿世苟合”，向時代風氣妥協，為了自己本身的現實利益，随便去迎合别人的意見。實在是非不能也，是不肯為也。所以甯可為真理正義窮困受苦，也不願苟且現實，追求那些功名富貴。因此，他們所講的那些天理人倫、政治道德的理想，對于現實社會，就好比拿一個方形的塞子，要把它放進一個圓形的孔中一樣，彼此都是格格不入的，哪裡能夠達到救世濟人的目的呢？“持方枘而内圓鑿，其能入乎？”

随後司馬先生又舉例：商湯時代，伊尹不得志的時候，為了實現他的理想，想盡辦法，去作商湯的廚師。因此受到商湯的賞識，請他當輔相，發展了他的抱負，使商湯成為曆史上的名王，他自己也達到實現理想的目的，而名留千古。

又像春秋末期的百裡奚一樣，在他窮困的時候，隻幫着那些趕牛車的人喂牛，混口飯吃。但結果他利用了喂牛的機會，而受到秦缪公的重視，請他當輔相，因此使秦始皇的上代富強起來。

這些過去曆史上的人物也不錯啊！為什麼呢？有理想，有抱負，尚未得志時，不妨将就别人一點，先取得别人的信任，肯與你合作以後，才慢慢地引導他們走上大道。“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那也是一種處世的辦法啊！

比如像驺衍，他當時的學術、言論、思想，雖然看起來很怪，不合于學問的大道，好像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但是他因此受到國際間的重視。所以，這也許是他一種入世處世的方法。他最終的目的，是要引導當時那些執政者，慢慢地走上仁義道德的政治路線。那麼，他的用心，也便同伊尹的拿菜鏟和百裡奚的喂牛一樣，都是别有苦心的了！

至于說，究竟是孔子、孟子那種嚴正的作人處世的态度對呢？還是驺衍他們那種立身處世的方式對呢？碰到這種問題，司馬遷往往不下一個肯定的結論，這是很有趣味、也很高深的人生哲學的問題。有矛盾，也有相輔相成的作用。是與非，由讀者自己去作答案。司馬先生的手法，往往就是如此的高明。把一切正反兩面的資料，都放進孟子的傳記裡，陳列擺設在你的眼前，而且也加上說明。你買了票，參觀了這些資料以後，你要的是哪一樣，但各取所需，各憑所好了。不過，此中含有真意，不可随便，不可馬虎。

附帶地再說明一下，他在這篇《孟子荀卿列傳》裡，最後說到荀子，他有同孟子一樣的理想，但是作人處世的方向又同中有異。荀子的晚年，就到了南方的楚國，當了楚國的屬地蘭陵（山東）地方的首長——蘭陵令。後世發展成為世家大族。

人生遭遇，有幸與不幸，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雖日天命，豈非人事哉？司馬遷又不作肯定的評語，這等于你坐上公共汽車，或在公共場所，往往看到“銀錢行李，各自小心”的警語一樣有味道。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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