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講過《論語》以後,又引起大家研究《孟子》的興趣,希望再講《孟子》。其實,講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學,我是很膚淺的,過去所講的《論語》,也隻是為了時代的需要,東拉西扯地講了一大堆廢話,想不到大家還很愛好,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新舊文化交流互變的沖擊時代,隻好采取配合時代趨勢的方法來研究。我也隻是提出個人的看法,貢獻大家作參考。至于怎樣去深入,自古以來,關于《孟子》的著述非常多,還是需要大家自己努力去探讨、去尋求。
提到《孟子》這部書,也是非常有趣的。當我還在童蒙的時代,等于現在小學三四年級的時期,就開始接受家庭和老師的督促,要讀《孟子》了。那時候讀書,還要背誦得來,老師每天教一節,明天就要站在老師的前面一字一句地朗朗背誦上口,要背得很清楚很熟悉,不能有錯,錯了要受罰,甚至用戒方打手心。當時并不注意内容的講解,隻要認得字,讀得來,背得清楚。這一節背好了,老師再教第二節。
這裡有一點要順便說明的,這也是曆史時代轉化演變的資料,就中國文化史的演變來看,雖說是小事情,卻有關大題目。我們那個時代,還承受清朝末年的遺風,社會是舊式的社會,是典型的古老農村社會。印刷還不發達。《孟子》啊,《論語》啊,也有一章一章分開來賣,并不一定要買全部的書。記得我在開始讀《孟子》的時候,是先讀《離婁》這一篇的。
我們那時代稱呼老師叫“先生”,并不叫老師。學工學商的老師叫師父,也不叫老師。戒方就是上古時代所謂的“夏楚”,是老師們處罰學生的鞭答。這種處罰很有用處,說句良心話,現在想起來,還蠻可愛的,并不像現代人所說的那樣可怕,更不會有什麼妨害自尊心等等麻煩的副作用。當然,這些道理很難講,隻能說古今時代不同,思想、教育、觀念等都不同,不能一概而論。不過,過去曆史上無論是哪方面的成功人物,差不多都經曆過戒方式的嚴格教育,可是并沒有妨礙他們的偉大成就和偉大人格。對嗎?當然,過分的體罰我也是不贊成的。
我們在童年時代,開始讀《孟子》的時候,所有的内容,講解的要點,究竟是說些什麼?老實說,都是似懂非懂,似是而非的。教我的老師,也是當時的名儒,在前清有功名,後來還受清廷的保送,出過洋,到過日本留學。我們是請他到家裡教書,管吃管住,對他恭恭敬敬。那種家庭教師,在清代,就叫做“西席先生’”。大體說來,實在還不錯。至少,在受到尊敬方面,比現在好得太多了。可是他教我們讀《孟子》時,也是不大詳細講解。我呢?當小孩的時候,讀書也不太用心,正好引用陶淵明先生的話來遮羞,所謂“好讀書,不求甚解”。
當時的老師、宿儒和大人們都說,在前清要考功名,非熟讀此書——《孟子》不可。當然四書都要讀熟,不過,無論考不考功名,文章要作得好,便要熟讀《孟子》。什麼“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韓愈啊!柳宗元啊!蘇東坡啊!他們都是從《孟子》的文章裡鑽出來,才有那樣偉大的成就。當然喔!
什麼莎士比亞啊!培根啊!叔本華啊!與孟子并不相幹。因為那個時候的大人先生們,嘴裡或筆下引用的名言,大多是這些傳統文化中大儒名人的話。若是現在如此引用,便成落伍。隻有引用莎士比亞他們,才算時髦。我認為,這種現象不是代溝的關系,隻能說是古今中外、新舊文化溝通時期的銜接現象而已。
後來我們進了洋學堂——就是現代化的學校,正碰上“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推翻舊文化,幾乎是舉國若狂,大家跟着鬧了一段短時期,對于傳統文化的舊文學,一再吵着要廢除。慢慢地,我們這些基本上從舊式教育出身的,對這些書本,也漸漸地淡漠起來。
不過,凡事若是從童子功開始學的,始終很難忘情的,盡管時代不同,在思想觀念的領域裡,它的确占了很牢固、很重要的席位。可是後來的新教育、新課本,由初中、高中到大學,一直到現在,我發現仍然沒有完全離開過舊文化。尤其是《孟子》,幾乎每一級學校裡的國文課本,都要選上幾段重要的文章。青年人盡管不重視,但對孟子的文章還是讀過,反感歸反感,讀還是要讀。也正因為如此,才能保持曆史文化于不堕。現在面對這麼多的先生們,由我來講《孟子》,實在有點戰戰兢兢,不大好意思,這真叫作“班門弄斧”,當着内行耍外行,自耍活寶。
現在我們為了要研究《孟子》這本書,我覺得應該先了解一下孟子當時所處的時代,和當時現實社會的環境,就會覺得并不枯燥。而且對孟子的人品和風格,也更有一層深刻的認識。那麼才會知道後世的人,為什麼把孟子承繼在孔子之後,稱他作“亞聖”,不是沒有道理的。
我們都知道,遠距我們現在大約二千五百年前,我們的曆史上,出現一個非常紊亂的時代,也可以說是我們曆史文化轉變的偉大時代。當然,這隻是站在我們現在的立場,事不幹己,無切膚之痛地加個評論而已。如果我們也生長在那個時代,在那種痛苦悲憤的現實環境裡,大概就不會說這是個偉大的時代了。這個時代,也就是有名的春秋戰國時期。春秋、戰國,這兩個名詞所包涵的時代,都有幾百年之久,如果我們用人物作中心代表來講,孔子是春秋時期,孟子卻是到了戰國時期了。春秋時期也罷,戰國時期也罷,這兩個銜接起來有五百多年的時代,卻是我們民族最痛苦的階段,打打殺殺,亂作一團。
可是在後世看來,這個時期,則是百家争鳴,諸子挺秀的時代,也為我們後世子孫奠定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礎。這深厚的文化,一直流傳到現在,也會一直延續到未來。
我們知道,孔子當時親身經曆了痛苦時代的憂患。他在晚年,有系統地整理了中國文化的寶典,删詩書、訂禮樂之外,他又集中精力,根據他本國魯國的曆史資料,開始著作了一部最有名的曆史和曆史哲學的書——《春秋》。
在這部書裡,記述了東周以來兩百多年的政治、社會、軍事、經濟、教育等等變亂的前因後果,同時也包涵了對于曆史人文、文化哲學的指示——如何是應該?如何是不應該?怎樣才是正确的善惡?怎樣才是正确的是非?
我們先要大概了解一下春秋時代的大題目。那個時代侵略吞并的戰争,綿延繼續了兩百多年,由西周初期所建立的“封建”的文化基礎,開始逐漸地被破壞,社會的紊亂、經濟的凋蔽,所給予人們的痛苦,實在太多。
現在我們簡單引用董仲舒的話,便可知道那個時代亂源的要點:
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之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
董仲舒認為,在那個時代,各國諸侯之間的霸業,都不培養道德的政治基礎,因此政治道德衰落,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誰也不相信誰,彼此不敢輕易親近,所謂“德不足以親近”。對于文化的建立,更是漠不關心,隻顧現實,而無高遠的見地。國與國之間,沒有像周朝初期那樣遠道來歸的國際道德關系,所以說:“文不足以來遠”。因此隻有用戰争來侵略别人。但是他們每次在侵略的戰争上,卻加上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說自己要侵略别人,而是找些借口來發動戰争,這就是“斷之以戰伐為之者”。這便是孔子著《春秋》的動機和目的,也是孔子著《春秋》最痛心疾首的中心重點,“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他說,春秋時代幾百年的戰争,都是沒有道理的。所以也有人說,春秋無義戰。
但《春秋》這部書并不是非戰論,它特别強調中國文化的戰争哲學是為正義而戰,所謂“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複仇。”例如在春秋二百多年之間,大小戰争不計其數,隻有兩次是為複國複仇的戰争,那是無可厚非,不能說是不對的。所以他說:
今(指春秋時代)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伐侵攻不可勝數,而複仇者有二焉。
關于曆史文化的破壞,政治道德的沒落,則更嚴重。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人倫文化的道德基礎,幾乎都被那些有霸權的上層領導分子破壞完了。為什麼那個時代會造成這樣的紊亂?
以孔子的論斷,都是根源于文化思想的衰落,人們眼光的短視,重視現實而忽略了文化發展中的因果。所以孔子在《易經·坤卦》的文言中便說:“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後來的董仲舒,發揮了孔子的思想,便說:“細惡不絕之所緻也。”所謂細惡,便是指社會人士缺乏遠大的眼光,對于平常的小小壞事,馬虎一點由他去,久而久之,便造成一個時代的大紊亂了。
我們現在不是講《春秋》,而是介紹孟子所處的時代背景,追溯它的遠因,順便提到《春秋》。繼春秋時代吞并侵略的紊亂變局,又延續了兩三百年,便是我們曆史上所謂的戰國時期。紊亂的情形,比春秋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各個強國的諸侯重現實,社會的風氣更重現實,苦隻苦了一般的老百姓。
在那樣現實的時代環境中,孟子始終為人倫正義,為傳統文化的道德政治,奔走呼号,絕對不受時代環境的影響,而有絲毫轉變。所以,他所繼承孔子的傳統精神,以及中國文化道德政治的哲學觀念,和孔子的文化思想一樣,也成為由古到今,甚至将來的颠撲不破的真理。為什麼他會有這樣遠大的影響?這正是我們研究探讨的主題之一。
在前面,非常簡單地提到戰國時期的時代環境。現在我們先來看一下司馬遷寫《史記》的編導手法,在他的筆下如何描寫孟老夫子,這是非常有趣的事。
本來寫傳記,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生平事迹,應該分開來,單獨地寫。但是司馬遷往往會把一兩個人的列傳合起來寫,或者連帶幾個人寫成一堆。難道他是為了節省稿紙,節省筆墨嗎?不是的,他是把曆史上同一類型的人和事,或者類同之中又完全相反的人和事,配合起來寫成一篇。我們讀了,可以作一強烈的對比,在互相矛盾、相反相成中找出道理,可以自求啟發,從曆史經驗的鏡子中,反映出立身處世的準則。
因此,司馬遷寫孟子,是拿和孟子有相同類型的荀子寫作一篇,叫做《孟子荀卿列傳》。在這一篇裡,他又舉了很多與孟子、荀卿類型相反的人物,相互輝映。
看來他好像偷懶省事或者是認為那些人不足以另作一篇傳記似的。其實不然,一個文人筆下的傳記文章,如果有意亂扯,加上文字渲染的話,小題大作,大可洋洋灑灑,各自構成專篇。可是司馬遷的風格,是有他的哲學的、學術的中心思想,他絕不願意亂來。
所以,他在這篇文章中帶出了戰國當時一大堆的有名諸子,并非是漫不經心地随意而為,實在是有他聰明絕頂、度金針而不落言诠的妙用。我們讀《史記》,幾乎和《春秋》三傳一樣,任何一字一句,絕不可以輕易放過。甚至《史記》中任何一個表,都不是随便繪制的。
他寫孟子、荀子,同時又連帶寫出與孟子相同時代中的風雲人物,如商君(鞅)、吳起、孫子、田忌。又說“齊有三驺子”,當然極力描寫三驺子中的另一位談天文、說地理、講五行之學,大受當時人們所重視、尊敬,不像對孟子那樣的冷落、凄涼的——驺衍。
從驺衍以次,又說:“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予、田驕、驺爽之徒。”到此先告一段落。當然,也包含了同一時代性的人物關系。
再以後便寫荀子(卿),由荀卿而連帶說到莊子、墨子、公孫龍、劇子、李俚、屍子、長廬、籲子等等。不過加上一句“自如孟子至于籲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雲。”我們要注意他這句“不論其傳”一詞的涵義,很有深度,也頗有味道。
最後,又孤零零地吊上一小節關于墨子的事,這是對墨子時代還待考證的附帶說明。如說:“蓋墨子,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并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我們讀《史記》,随處可以看到司馬先生這些巧妙、幽默,有高度啟發性,與睿智存疑等等的編導手法。所以說好好地仔細讀它,可以啟發慧思。
我們讀《孟子》一書,開宗明義的第一章《梁惠王》——孟子見梁惠王,一開始,便可以看到孟子當時一種受盡冷漠歧視的味道。同樣地,司馬遷寫孟子,首先也引用了這一段,然後才說到孟子的籍貫、出身、學曆,說明孟子是孔子的孫子子思的門人(至于說孟子并非子思的學生,則是另一考據的問題。司馬遷很可能弄錯了)。《史記》上的這篇也和《伯夷列傳》差不多,沒有太多的叙述就完了。隻說孟子闡述孔子的學說思想,作了七篇書,就是我們手裡拿到的這本《孟子》。
古今中外,許多被後世認為是多麼偉大,能影響幹秋萬世的人物,在當時,大多數都是那麼凄涼寂寞的。就因為他在生前不重視短見的唯利是圖,對自己個人,對國家天下事,都是以如此的人品風格來為人處世的。像孟老夫子那樣的人,如果當時稍微将就一點,自己降格以求,遷就一點現實,那便不同了。
更妙的是,司馬先生舉出驺衍來,與孟子當時的處境作一強烈的對比。
在孟子見齊宣王、梁惠王,陳述那些理論思想的時候,是如何地受到冷落,我們慢慢且看《孟子》的本文,便可知道。可是與孟老夫子同時代的驺衍他們,比起孟子所受的待遇,便大大不同了。
驺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其說闳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于無垠。……
是以驺衍重于齊。适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适趙,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喝石官,身親往師之。
我們讀了這段曆史資料,便可以看到與孟子同一時代的驺衍,也同孟子一樣去見過齊宣王、梁惠王。甚至還到過燕趙兩國,受到燕昭王無比的崇敬。他當時的聲望之高,所受各國諸侯們的歡迎款待,那種威風,那種排場,假如從重視現實虛榮的社會眼光來看,驺衍當時的威風架子實在擺足了。哪裡像梁惠王對待孟子那樣,毫不客氣地稱呼一聲“叟!不遠千裡而來。”滿不在乎的味道。至于齊宣王,對孟子也并不表示太大的歡迎。
可是驺行呢?“重于齊”,他在齊國極受尊重,連一般的知識分子稷下先生們,也連帶地受他影響,都受到齊王的敬重、優待。
驺衍到了魏國(梁),梁惠王親自到郊外去迎接他,等于現代,一個國家的領袖,親自到飛機場去迎接他一樣隆重。而且梁惠王以國賓的大禮接待驺衍,所謂“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就是當時現場實況的紀錄。
驺衍到了趙國,“平原君側行撇席”,趙國有名的權貴豪門平原君,不敢和驺先生并排走路,隻小心翼翼地側着半個身子在後侍從,比禮賓司的大禮官還在恭順。到了行館以後,請驺先生坐下,平原君親自用自己的衣裳把那個座位打掃清潔一下,表示恭敬。
可是這種情形,在古代文字的藝術上,司馬遷隻用了四個字,便描述得淋漓盡緻,他隻用“側行撇席”就夠了。由此看來,今古文學寫作的技巧藝術有如此的差别,所以現在從白話新教育入手的青年同學們,便要特别細心地去讀,去研究,不可以馬馬虎虎。
驺衍到了燕國,那更神氣了。當時鼎鼎有名的燕昭王,“擁彗先驅”,親自到國境邊界去接他,而且手裡還拿着清道用的掃把,表示作他學生一樣的為他開道。接到了王宮以後,“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請求作他的學生,願意和驺先生門下那些弟子同樣的受業。因此特别為了驺衍新建一座碣石宮來供養他,常常親自到驺先生所住的地方來聽課,和一般學生對待驺老師同樣的恭敬。
我們讀了司馬遷這幾句書,可以看到他用簡短的文字,就把戰國時期享有盛名的學者之光榮事迹,紮紮實實地記述下來,而且特别隻附帶寫在孟子和荀子的傳記裡,這豈不是一種極高明的編導手法?拿當時極受尊敬的驺衍,和備受冷落的孟子作強烈的對比,給大家看。這是曆史時代的悲劇?還是人生的悲劇?抑或鬧劇?或者是現實榮華和千古盛名的對照呢?這就要大家自己去深思,去自我啟發了。
我們在座的,以及社會上各方面,許多人都在感歎這個社會、這個時代,太重現實。其實,在任何時代,任何地區,人活在世間,就要生存;漸漸地,慢慢地,不知不覺就會重視現實。感歎别人重視現實的我們,在基本的生活和生存條件上,老實說,有時又何嘗超越現實?何嘗不重視現實呢?隻是角度不同,觀點不同,程度不同而已。
可是卻有極少數的人,他始終漠視現實,為崇高的理想而努力,放棄自我而為天下人着想,不顧自己短暫一生的生活現實,而為千秋萬代着眼。因此,也就受到人們一種超越的崇敬,稱他為“聖人”了。
這個道理,其實不用我們來說,司馬遷在《孟子》這篇傳記裡,已經很巧妙地透了消息。他在本篇裡評述驺衍說:
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
在全文裡,他說驺衍先用陰陽玄妙的學術談天說地,講宇宙人生與物理世界因果交錯的事,玄之又玄,妙之又妙,聽的人各個為他傾倒。其實驺衍這套學術,就是中國上古理論物理科學的内涵,也是上古科學的哲學内涵,如未深入研究,也不要随便輕視。
不過,以司馬先生的觀點看來,驺衍他的本意,也和孟子一樣,深深感慨人類文化的危機,尤其當時國際間政治道德的衰落,社會風氣的奢侈糜爛,他為了要有所貢獻,希望改變時代,隻好先推一套容易受人歡迎、接受的學術出來,玩弄一下。其實,他的本意,還是歸乎人倫道義,所謂“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他那些談陰陽、說玄妙的學術,隻是建立聲望的方法而已。所謂“始其濫耳”。
當時那些王公大人們,一開始接觸到驺先生的學術思想,驚奇得不得了,都願意來接受他的教化。等到驺衍真正要他們以人倫道德來作基礎的時候,他們便又做不到了。
這種現象,你隻要看看秦始皇、漢武帝他們的求仙求道、求長生不老的曆史故事,以及當代一般學各種宗教神秘學人們的作為,便可了解“千古皆然,于今尤烈”。
再從輕松一點的角度來講,也正如清人趙翼的感慨,一個人若是要求文學藝術的成就,往往和現實生活發生沖突,産生矛盾不安的心理。因此,他的《論詩》中說:“詩解窮人我未空,想因詩尚不曾工。熊魚自笑貪心甚,既要工詩又怕窮。”
司馬遷的論述觀點還沒有完,他又說:
其遊說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轲困于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代纣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面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柯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柏欲内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裡奚飯牛車下而纓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驺衍其言雖不軌,倘亦有牛鼎之意乎?
這裡劈頭第一句話,就說驺衍在那個時代,“其遊說諸侯見尊禮如此”,受到國際間尊重的情形,有上面所說的種種榮寵。跟着便說驺衍當時的情形,哪裡像孔子周遊列國時,還在陳蔡之間,受到餓肚子的遭遇;又哪裡像當時的孟子,始終在齊梁之間受到窮困的苦惱。
但是,話又說回來,世界上的人和事都很難說,有的人一味重視現實,有的人卻輕視現實。例如周武王以仁義作号召,結果讨伐纣王以後,自己做起皇帝來了。所以像伯夷、叔齊他們,覺得這種假仁假義是很可恥的事,甯可餓死在首陽山,也不下山來吃他周朝的飯。
接着,司馬遷又以孔子為例:衛靈公有一次問他軍事方面的事情,孔子閉口不答。孔子并不是不懂軍事,隻是不願意再加重他們軍國思想的野心而已。
同樣地,梁惠王在出兵侵略趙國之前,也向孟子請教過,結果,孟子避開正面的問題,隻告訴他周代的先祖——大王(古公亶父)的一段故事。古公亶父原本定居在豳(又作邠),由于政治清明,人民生活非常安樂。後來受到戎狄的侵犯,國人憤慨,要起而對抗。但是古公亶父卻不忍心戰場上的殺戮,于是忍痛離開自己的鄉土、國業,改遷到歧山山下。大多數的豳人,由于愛戴他的德政,也都随他遷居。而後經由季曆、文王的發揚光大,各地人民自動前來歸附,竟擁有了三分之二的天下。到武王時,很輕易就取代了殘暴的纣王,而改國号為周。
司馬遷接着說,孔子、孟子他們,并不是不懂得怎樣去“阿世苟合”,向時代風氣妥協,為了自己本身的現實利益,随便去迎合别人的意見。實在是非不能也,是不肯為也。所以甯可為真理正義窮困受苦,也不願苟且現實,追求那些功名富貴。因此,他們所講的那些天理人倫、政治道德的理想,對于現實社會,就好比拿一個方形的塞子,要把它放進一個圓形的孔中一樣,彼此都是格格不入的,哪裡能夠達到救世濟人的目的呢?“持方枘而内圓鑿,其能入乎?”
随後司馬先生又舉例:商湯時代,伊尹不得志的時候,為了實現他的理想,想盡辦法,去作商湯的廚師。因此受到商湯的賞識,請他當輔相,發展了他的抱負,使商湯成為曆史上的名王,他自己也達到實現理想的目的,而名留千古。
又像春秋末期的百裡奚一樣,在他窮困的時候,隻幫着那些趕牛車的人喂牛,混口飯吃。但結果他利用了喂牛的機會,而受到秦缪公的重視,請他當輔相,因此使秦始皇的上代富強起來。
這些過去曆史上的人物也不錯啊!為什麼呢?有理想,有抱負,尚未得志時,不妨将就别人一點,先取得别人的信任,肯與你合作以後,才慢慢地引導他們走上大道。“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那也是一種處世的辦法啊!
比如像驺衍,他當時的學術、言論、思想,雖然看起來很怪,不合于學問的大道,好像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但是他因此受到國際間的重視。所以,這也許是他一種入世處世的方法。他最終的目的,是要引導當時那些執政者,慢慢地走上仁義道德的政治路線。那麼,他的用心,也便同伊尹的拿菜鏟和百裡奚的喂牛一樣,都是别有苦心的了!
至于說,究竟是孔子、孟子那種嚴正的作人處世的态度對呢?還是驺衍他們那種立身處世的方式對呢?碰到這種問題,司馬遷往往不下一個肯定的結論,這是很有趣味、也很高深的人生哲學的問題。有矛盾,也有相輔相成的作用。是與非,由讀者自己去作答案。司馬先生的手法,往往就是如此的高明。把一切正反兩面的資料,都放進孟子的傳記裡,陳列擺設在你的眼前,而且也加上說明。你買了票,參觀了這些資料以後,你要的是哪一樣,但各取所需,各憑所好了。不過,此中含有真意,不可随便,不可馬虎。
附帶地再說明一下,他在這篇《孟子荀卿列傳》裡,最後說到荀子,他有同孟子一樣的理想,但是作人處世的方向又同中有異。荀子的晚年,就到了南方的楚國,當了楚國的屬地蘭陵(山東)地方的首長——蘭陵令。後世發展成為世家大族。
人生遭遇,有幸與不幸,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雖日天命,豈非人事哉?司馬遷又不作肯定的評語,這等于你坐上公共汽車,或在公共場所,往往看到“銀錢行李,各自小心”的警語一樣有味道。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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