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講到，在赫西俄德的《神譜》中，普羅米修斯是狂妄的提坦神的代表，是既定神族秩序的擾亂者。在《工作與時日》中，赫西俄德之所以引入普羅米修斯的故事，在于解釋人類匮乏的原因、勞作的必要性及不幸的根由。由此看來，恰恰是普羅米修斯“對宙斯的違抗緻使人類遭受必死的命運和種種不幸。”（【法】居代·德拉孔波編：《赫西俄德：神話之藝》）

總之，在赫西俄德的筆下，宙斯是正義和秩序的維護者，他才是真正的勝利者。

但到了後來，事情發生了反轉——普羅米修斯變成了大無畏的革命者、人類的解放者，而宙斯則成了專制暴君的典型。

最早為普羅米修斯的這一偉大形象進行奠基的是古希臘三大悲劇作家之一——埃斯庫羅斯（公元前 525年-公元前 456年）。

令人惋惜的是，他的三聯劇（《盜火的普羅米修斯》《被縛的普羅米修斯》《解放的普羅米修斯》）佚失了兩出，隻剩下了《被縛的普羅米修斯》。

通過此劇，埃斯庫羅斯為普羅米修斯在世人心中奠定了那無比高大的殉道者的形象。而且，悲劇家賦予了普羅米修斯能夠和宙斯抗衡的一個緻命武器——作為先知者，他知曉宙斯和哪位女神生下的孩子将取代神王地位的秘密。（這個故事，以後詳述）

正如伊利亞德所說：“埃斯庫羅斯以進步的主題取代遠古黃金時代的神話，他認為普羅米修斯是教化人類的最偉大的英雄。”（［美］米爾恰·伊利亞德：《宗教思想史》第一卷《從石器時代到厄琉西斯秘儀》，吳曉群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218頁。）

之後，柏拉圖（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在《普羅泰戈拉篇》一書中，認為人類的匮乏不是起源于宙斯對普羅米修斯盜竊的懲罰，而是根于生存技能的遲到和共同體内政治智慧的欠缺，他借普羅米修斯的故事說明政治技藝及美德是可以傳授的。

正如斯蒂格勒所說：“由普羅泰戈拉講述的普羅米修斯神話和赫西俄德版本相對比，具有一個全新的背景。政治的問題已經成熟。”（【法】貝爾納·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愛比米修斯的過失》，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

到了現代——

歌德曾創作《普羅米修斯》一劇，普羅米修斯被塑造成一個人類的偉大創造者。

拜倫在短詩《普羅米修斯》中，普羅米修斯是一個敢于抗争，并最終打破枷鎖的英雄。

雪萊在長詩《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中，普羅米修斯成為一位敢于推翻神界暴君的浪漫主義英雄。

馬克思說他最喜愛的希臘悲劇就是埃斯庫羅斯的《被縛的普羅米修斯》，并在其博士論文中稱普羅米修斯是“哲學曆書上最高尚的聖者和殉道者”。在馬克思看來，普羅米修斯集中展示了自我意識的絕對性和自由。

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一書中将普羅米修斯看作是一個集“日神精神”與“酒神精神”于一身的人物，并進一步把普羅米修斯的故事與《聖經》的原罪故事對立起來，視其為雅利安民族的精神财産。

大緻說來，這就是普羅米修斯形象的演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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