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臨摹比較，書法創作中點畫的形與意，從表象上看，并沒有産生質的變化。比如顔真卿《勤禮碑》類型，強調點畫的橫細、豎粗，意态上強調點畫的厚重、飽滿。《石門頌》強調點畫的粗細基本均勻，一波三折，舒卷自然，野逸灑脫，意态上強調點畫的節奏感，韻律美及線性張力與彈性。再比如張瑞圖的方折、排疊，黃庭堅的遒勁;《大盂鼎》的精緻典雅，《散氏盤》的粗亂茫蒼，《毛公鼎》的厚重、端莊種種，都是建立在以“形”為根基的準則之上而對其“意”進行挖掘追加和再創造。

事實上，從審美立場看，書法創作或者說創造的對書法點畫形與意的設置情景、追加手段及完成的藝術效果是不同的。

書法的臨摹，以“準确”(也稱對臨、寫實臨摹)衡之，是以古典法帖為根基，依樣葫蘆，做古典“奴隸”，在強化外在形态“形似”的同時，力求其内在意态的意合。從某種意義上說，準确的臨摹是以“形似”為标尺衡定而兼顧意合。如孫過庭《書譜》中的“初學分步，但求平正”。準确臨摹階段，書寫者的筆意墨韻、個人情感、文化學識等都處于一個從屬(古典法帖)的位置。

原文：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轼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複齒缙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

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于達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于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于賦，何哉？終身雕篆，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馀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所須惠力法雨堂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轼方過臨江，當往遊焉。或僧有所欲記錄，當為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日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

元符三年（1100）五月，蘇轼由儋州内調，九月過廣州。謝民師以詩文求教，二人相處甚洽。此卷為蘇轼離廣州後寫給謝民師的第二封信。信中表達了自己的文學見解，特别闡發了藝術傳達的規律：一是要“文”，“言之不文，則行而不遠”；二是要“達”，“辭至于能達，則文不可勝用”。但藝術傳達是有條件的，這就是“使物了然于心”、“了然于口與手”。藝術傳達還要講求方法，他主張以平和的言辭抒情達意，“行于所當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就會“文理自然”。批評了揚雄“好為艱深之辭”、隻在雕篆上下功夫的作法。這些見解都是十分精當的。現存墨迹已阙文章篇首部分。

謝民師，名舉廉，新淦（今江西新淦縣）人。元豐八年（1085）進士，後在廣東任推官。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