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來沒有把自己看得那麼重要，以至于非要把我的生平向他人講述不可。在我鼓起勇氣寫這本以我為主角，或者更确切地說，以我為中心的書之前，所發生的許許多多的事件、災難和考驗，已遠遠超過以往一代人所經曆的。我讓自己站在前面，僅僅是作為放幻燈片時的解說員；時代提供了圖景，我無非是對這些圖景加以解釋而已，因為這并非我個人的經曆，而是我們整整一代人的經曆——幾乎沒有任何一代人像我們這樣，命運的負擔如此沉重。我們中間的每個人，即使是年紀最小或是最微不足道的，無不在心靈深處被歐洲大地上幾乎是無休止的火山般的激蕩所震撼。我很清楚，在千千萬萬人中間，沒有任何人具備像我這樣的優越條件：我是奧地利人、猶太人，也是作家、人道主義者與和平主義者，恰恰站在震蕩最激烈的地方。震蕩三次摧毀了我的家園和生存的條件，使我徹底脫離了與過去的一切聯系。震蕩戲劇性地把我抛入一片荒漠，在此境中我清醒地認識到：“我不知道要奔向何方。”

但是，我并不抱怨，恰恰是流離失所的人才能夠獲得一種新含義的自由，隻有與一切失去聯系的人才會無所顧忌。因此我希望，我至少能具備完成一部真正反映時代的作品所必需的首要條件：公正和無偏見。

由于我脫離了原來的根系，甚至脫離了養育根系的土地——像我這樣公正的人在哪個時代都是罕見的。一八八一年，我出生在一個強大的帝國，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國，可是在如今的地圖上已找不到它：它無聲無息地被沖刷掉了。我是在維也納長大的，那是一座有兩千年曆史的、多個國家曾在此建都的城市，在它淪為德國的一個省會之前，我像罪犯似的逃離了它。在那裡，我用母語寫的文學作品被燒成灰燼，而在我身處的這個國家，我的書成了上百萬人的朋友。因此，我不再有任何歸屬，所到之處不過是作為一個陌生人，充其量也不過是朋友；就連我心中選擇的故鄉歐洲，在同室操戈的第二次自相殘殺之後，在我心中業已消失。與我的願望相悖，我見證了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敗，而野蠻獲取最大的勝利；過去從沒有過像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曆，道德從如此的精神高度墜落到如此低下的地地步——我這樣說絕非出于高傲，而是飽含着恥辱。從我剛萌發胡須到胡須變白這短短的時間跨度之内所發生的急劇轉換和變化，遠遠超過以往十代人所經曆的。我們中每個人都感到：變化有點太大了！我居然一會兒攀登向上，一會兒節節衰落，我的今天和昨天是多麼不同啊！有時我認為，好像我的生活不隻有一種，而是有完全不同的許多種。因為在我身邊經常發生這樣的事，當我提到“我的生活”時，我情不自禁地問自己：“這是哪一種生活？”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生活，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生活，又或者是今天的生活？我還不時感覺到，當我想到“我的家”時，我并不能立刻知道，是在巴斯的那個家，還是奧地利薩爾茨堡的那個家，抑或是維也納我父母的家。當我說起“在我們這裡”時，我不得不惶恐不安地提醒自己，對我家鄉的人來說，我早已不是他們中間的一員，就像我不是英國人或美國人一樣，我與他們并無有機的聯系；而在這裡，我還沒有完全成為他們中間的一員。我長大成人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以及介于兩者之間的世界，給我越來越多的感覺就是，它們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每當我同年輕的朋友談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事情時，我從他們驚異的提問中發現，對我來說不言而喻的事，對他們來說已經成了曆史，變得不可思議。我潛藏的内心本能認為，他們的發問是正确的。因為，在我們的今天、昨天和前天之間，所有的橋梁都已被拆除。甚至在今天，我也不能不對我們能把如此龐雜的事情壓縮在我們這代人短促的時間裡而感到驚奇，特别是當我把這種生活——誠然充滿極度難堪和不安——與祖輩的生活相比較時，更是如此。我的父親，我的祖父，他們看到過什麼？他們一輩子過着單調的生活，生活方式一成不變，沒有飛黃騰達，也不會跌落深淵，沒有震蕩，也沒有危險，生活中隻有一點點焦慮和一種不易覺察的漸變；這種生活安甯又平穩，生活節奏始終如一，時間的波浪把他們從搖籃送到墳墓。他們從生到死都是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同一個城市裡，甚至同一座房屋裡；外面的世界發生的事僅僅停留在報紙上，并不會來敲他們的房門。在他們的一生中，也會時不時在什麼地方發生戰争，但用今天的規模來衡量，充其量不過是一場小仗，發生在遙遠的邊境上，聽不到大炮聲，半年之後就煙消雲散，被人忘卻，成為曆史上不起眼的一頁；一成不變的生活又重新開始。可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生活一點兒也不會重複，過去了的生活再也不會回來，也留不下任何痕迹。我們這一代人最大限度地經受的苦難，比過去落到一。而今天，我們這些六十多歲以及比我們略微年長一點的人，什麼事情沒見過、沒經曆過、沒遭受過？凡是能想象出來的災難，我們從頭到尾一一飽嘗過，苦難至今尚無盡頭。我自己就是兩次人類最大戰争的同代人，甚至還有過兩次不同戰線上的經曆，一次站在德國一邊，一次站在反對德國的一邊。戰前我享受過最高度最完整的自由，可是戰後卻嘗到了數世紀以來最大的不自由。别人贊美過我，也責備過我，我自由過，也不自由過，我富有過，也貧窮過，《啟示錄》裡那幾匹蒼白的大馬全都闖入我的生活，這就是：戰争和饑馑、通貨膨脹和暴政，疾病和政治流亡。我目睹各種群衆思潮，如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插圖]，尤其是那個不可救藥的瘟疫——毒害了歐洲文化繁榮局面的民族主義的産生和蔓延。我成了一個手無寸鐵、無能為力的見證人，目擊人類想象不到地倒退到早已被人遺忘的野蠻時代中去，這是一種有自覺綱領的反人道主義的野蠻。在我們經曆了若幹世紀以後，又看到了不宣而戰的戰争和集中營，看到了嚴刑拷打和大肆掠奪，以及對不設防城市的狂轟濫炸。所有這些獸行都是我們在以往的五十年裡所未曾見過的，但願我們的後人不再容忍這些暴行發生。但是，十分荒謬的是，我在這個道德上倒退了一千年的時代裡，也看到了人類在技術和智力方面取得的意想不到的成就，一躍超過以前幾百年所取得的業績：飛機征服了天空；在一處說的話一秒鐘就傳遍全球，從而縮短了世界空間的距離；原子分裂戰勝了最險惡的疾病。昨天所不能做的事，如今幾乎每天都可以做到。在我們的時代之前，人類作為一個整體，既沒有露出魔鬼般的嘴臉，也沒有創造出驚人的奇迹。另外，一個人必須永遠服從國家的要求，作為最愚蠢政治的犧牲品，去适應最離奇的變化，盡管他竭力保護自己，還是不可避免地被卷進去。自始至終經曆過這個時代的人，或者說，被驅趕、被追逐的人——我們很少有喘息的機會——他們所經曆的比前人多得多。就在今天，我們正處在新舊交替的轉折關口，所以我讓我的回憶暫時在一個特定的日期結束。這樣做并非沒有意圖，因為一九三九年九月的一天，标志着造就我們這些六十歲的人的時代徹底結束。如果我們用自己的見證給後代留下那個分崩離析的時代的真實情況，哪怕是一星半點，也算是沒有完全枉度一生。我非常清楚，我是在一個對我極為不利但又極具時代特征的環境下寫這些回憶的。時值戰争，我客居異鄉，缺乏任何幫我回憶的材料。在我的旅館房間裡，我手頭沒有一本自己的書。沒有記錄，也沒有朋友的信件。我無處問詢，因為世界各國之間的郵路已經中斷，或者說由于審查制度而受到了阻礙。我們每個人都過着與世隔絕的生活，好像數百年前尚未發明輪船、火車、飛機和郵電時一樣。所以，關于我過去的一切，僅僅是憑我腦中的記憶。記憶以外的其他一切，眼下無法找到，或者已經遺失。我們這一代人學到了一種極好的技巧：對失去的絕不緬懷。也許，資料和細節的欠缺正是我這本書的得益之處。因為在我看來，我們的記憶不是把一個純粹偶然的事件記住，而把另一個純粹偶然的事件忘掉的機理，而是具有整理和明智舍棄的能力。人的一生中所忘掉的一切，本就是應該忘卻的，這是人的内在本能早已決定了的。唯有我自己想要記住的事，才好為别人保存下來。所以，這裡叙述和選擇的，不是我的回憶，而是為他人所作的回憶，但這些回憶至少反映了在我的生命進入冥府之前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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