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的電視截屏顯示，卡邁勒·阿蔔杜勒-馬魯夫·馬希将軍（左）宣誓，蘇丹國防部長伊本·奧夫（右）觀禮。|新華社發

在經曆了4個多月的抗議和總統巴希爾與反對派的複雜博弈後，蘇丹形勢終于在4月11日發生質變。當天下午，蘇丹國防部長穆罕默德·艾哈邁德·伊本·奧夫發表電視講話，宣布革除巴希爾的一切職務，由軍事委員會在兩年的過渡期内接管權力，同時宣布解散立法和行政機構，暫停實施憲法，進入緊急狀态，實施宵禁等。

在蘇丹軍隊最終倒向示威民衆後，長達30年之久的“巴希爾時代”宣告終結，更為耐人尋味的是，巴希爾政權建立和終結的方式都是軍人政變。

“巴希爾時代”的終結已确定無疑，但積重難返的蘇丹所存在的積弊并不會就此而消散。聯想到不久前黯然下台阿爾及利亞總統布特弗利卡，以及8年前下台的突尼斯總統本·阿裡、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利比亞領導人卡紮菲、也門總統薩利赫，相似的曆史在阿拉伯國家一幕幕重演。

阿爾及利亞、蘇丹躲過了8年前的中東政局動蕩，但布特弗利卡和巴希爾8年後失敗的原因依然與8年前相似，2011年開始的中東政局動蕩之漫長或許遠超人們的判斷。

無論是布特弗利卡，還是巴希爾，在8年的時間裡為應對政局動蕩的沖擊不可謂不努力，但毫無疑問，他們并未（或許也無能力）革除其國家治理存在的沉重積弊。從這種意義上說，蘇丹“變天”依舊折射出了許多阿拉伯國家的痼疾。

獨立60多年發生4次成功的軍事政變

4月11日，在蘇丹喀土穆，人們聚集在街上。|新華社發

自蘇丹于1956年1月1日擺脫英國殖民統治獲得獨立後的63年裡，曆次政權更叠都是通過政變完成的。1969年5月25日，尼邁裡通過軍事政變上台，改國名為蘇丹民主共和國；1985年4月6日，達哈蔔軍事政變上台，改國名為蘇丹共和國；1989年6月30日，巴希爾軍事政變上台，成立“救國革命指揮委員會”（簡稱“革指會”）。由此算來，此次蘇丹國防部長奧夫領導的政變，已經是這個國家60餘年曆史中的第四次政變，當然還不包括不計其數的未遂政變。

在曆次政變後，蘇丹都建立了以個人集權、長期執政為特征的威權統治，始終未能形成事實上的權力交接的民主程序。以巴希爾為例，他在1989年上台後，随即采取解散議會、内閣及地方政府，取締一切政黨，停止一切非官方新聞機構活動等舉措。他本人擔任救國革命指揮委員會主席，并同時擔任國家元首、總理、武裝部隊總司令和國防部長。在其後30年的時間裡，巴希爾于1993年改任蘇丹共和國總統并兼任政府總理，後又于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連任總統，并謀求參加2020年大選。

從整個阿拉伯世界來看，埃及、利比亞、也門、叙利亞、伊拉克、阿爾及利亞等國家政權都是在民族獨立革命的過程中或革命後，由軍官發動政變建立。這些政權多采取強人政治和軍人政治等模式，并形成事實上的國家領導人終身任職。

阿拉伯軍人政權的權力交接或在軍人集團之間和平交接（如埃及），或通過軍人政變的方式非正常更叠，其執政者也大多成為“革命”對象。這是8年前中東政局動蕩中的典型現象，但這種怪相并未徹底終結，埃及塞西政權的建立仍具有軍人政變的色彩，而終結巴希爾政權的依然是軍人政變。

評價阿拉伯世界的軍人政權和軍人政變是一個複雜的政治學問題，它自然有維持社會秩序等正面作用，但遺憾的是，它在權力穩固後并未尋求建立正常的權力秩序。因此，“巴希爾時代”結束了，但結束“巴希爾時代”的軍人政變在阿拉伯國家可能還遠未結束。

多種複雜矛盾糾結，政經積弊積重難返

4月11日，在蘇丹喀土穆，士兵們聚集在街上。|新華社發

蘇丹劇變與8年前中東政局動蕩的一大共性是經濟持續惡化。8年前，腐敗肆虐、兩極分化嚴重、青年人口比例較大與高失業率、高通脹率、高貧困率等經濟與社會問題的交互作用，構成了導緻阿拉伯國家群體性動蕩的直接誘因。

這些因素在蘇丹幾乎無一例外都存在。在南蘇丹于2011年獨立後，由于石油收入銳減，以及蘇丹内部及其與南蘇丹曠日持久的沖突，蘇丹經濟可謂雪上加霜。近年來，蘇丹始終面臨食品、燃料短缺，通脹嚴重等經濟困難，其通脹率在2018年高達80%，面包等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達3倍。因此，人們也把蘇丹的抗議稱為“面包革命”。

但是，經濟和民生的困境還僅僅是蘇丹危機的表象。如果說經濟發展長期困難，始終無法找到适合自身的發展道路，是導緻巴希爾政權垮台的重要原因，那麼其更深刻的根源則在于統一與分裂、宗教與世俗、獨立與依附等多種複雜矛盾的存在，使蘇丹始終不具備發展的内外環境。而矛盾的本質是發展與安全、改革與穩定的矛盾。

從統一與分裂的矛盾看，南北蘇丹的數次内戰直至南蘇丹獨立後依舊沖突不斷，地方武裝反叛力量多如牛毛，使蘇丹鮮有片刻安甯。南蘇丹獨立不僅導緻蘇丹分裂，更重創蘇丹經濟。

從宗教與世俗的矛盾看，尼邁裡政權和巴希爾政權都曾利用伊斯蘭力量推行伊斯蘭化，而在雙方矛盾激化後又強力打壓，導緻蘇丹一度成為伊斯蘭極端勢力的大本營之一。蘇丹因與“基地”組織頭目本·拉登有染，長期遭美國制裁，使其國際環境嚴重惡化。

從對外關系中獨立與依附的矛盾看，蘇丹曾一度追随蘇聯，後又在處理與西方關系上多有搖擺，或因長期遭西方制裁而難以融入國際社會，或在轉向西方後成為美國操控的對象。

阿爾及利亞和蘇丹的事态表明，阿拉伯國家固有的政治和經濟積弊在中東政局動蕩8年後仍未得到足夠緩解，更談不上根治。因此，2011年的中東政局動蕩作為阿拉伯曆史轉型中的一個“長周期”還遠未結束，類似的動蕩也還會重演。

作者：劉中民（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所長）

編輯：吳姝

責任編輯：陸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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