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紀傳體還是編年體?作者：陳其泰中華民族是曆史意識發達的民族相傳夏代、殷代已有史官西周以後，見于典籍記載的著名史官便代不乏人如宗周有史官史佚、周任、史伯、内史過等，春秋時期，晉有史臣董狐，齊有太史南史，《周禮·春官·序官》載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禦史之職，我來為大家講解一下關于漢書紀傳體還是編年體?跟着小編一起來看一看吧!

漢書紀傳體還是編年體

作者：陳其泰

中華民族是曆史意識發達的民族。相傳夏代、殷代已有史官。西周以後，見于典籍記載的著名史官便代不乏人。如宗周有史官史佚、周任、史伯、内史過等，春秋時期，晉有史臣董狐，齊有太史南史，《周禮·春官·序官》載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禦史之職。

古代的著名經典《尚書》是最早的官方曆史文獻的彙集。春秋時期有“百國春秋”，見于《墨子·非命中》篇。為孟子所稱道的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即是各國史書中之尤為著名者。

再其後，《竹書紀年》是戰國後期魏國史官撰成的編年體史書，記載自夏代至戰國時期史事。《世本》則是記載從黃帝到戰國末期事迹的史書，據學者研究，當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史官根據前代史官的記錄，相繼編纂而成。

由于至春秋、戰國時期，史官記載更加及時和周詳，故又出現了利用這些史料而撰成的私人著述，孔子《春秋》，即為依據魯國史《春秋》而修成的中國第一部私修史著，戰國時期産生的《左傳》、《國語》相傳都是魯國史官左丘明所著，也是依據春秋時期各國史官的記載而撰成的私人著述之名作。

先秦時期史官的設置和私人撰史的産生已經預示了此後中國史學将沿着兩大途徑發展：一是史官制度将更加發展和逐步完善，官修史書将産生更具規模的著作；二是才識過人之士将依靠官方史料為主、再加搜集其他史料，撰成體現本人曆史見解之作。兩者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相輔相成，共同彙成中國古代史學渾浩流轉、波瀾壯闊的長河。

西漢的司馬遷撰成《史記》，成為私人著史的一座豐碑，為後代學者所景仰贊歎。然則《史記》的偉大成功又與史官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系，司馬遷是以父子兩代世任史官的家學傳統為基礎，以武帝時期皇家金匮石室所典藏的曆史文獻為憑藉而著成的。司馬遷既然把中華民族自開辟以來的曆史如此卓越地作了系統的整理和生動清晰的叙述，這就為後代史官如何效法他，實現我們民族的曆史代代相承地記載下來、流傳下去，樹立了學習的榜樣，提供了思想的動力。

這種雙流并進的趨勢至東漢初年便已出現，既有繼承司馬遷優良傳統的私修史書的名作，而且史官的作用又更加得到重視，成為古代設館修史制度的發轫。東漢明帝、章帝年間，班固在其父班彪《史記後傳》的基礎上，撰成《漢書》一百卷，成為近兩千年間曆代“正史”的範本。

班固著史，又直接導緻他其後參預東漢官修本朝史。起先班固曾因修史緻禍，被人誣告私自改作國史下獄，然明帝得見其已成之稿而“奇其書”，召至洛陽，任蘭台令史（蘭台是東漢皇家藏書、校書之所），诏其續成所著《漢書》。明帝令班固“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 《後漢書》卷四〇《班固傳》，中華書局1965年版。]這是東漢官修當朝史《東觀漢記》的開始，此在中國曆史編纂學史上具有重大意義，證明新建的皇朝視修史為朝政大事，一方面要修前朝史，一方面要修當朝史，由此保證曆史記載的長期連續。

東漢自明帝至桓帝多次撰修《東觀漢記》，無疑是古代設館修史制度的肇始。“東觀”實有類于後代的史館。班固、劉珍、蔡邕等（見于史書者先後共二十七人）即為史官，當時隻稱“著作東觀”，尚未如後代授以“著作郎”之職。《東觀漢紀》共撰成一百四十三卷，雖因出于不同時期的衆人之手，又未經統一整理、編定，故有“記述煩雜”之譏，但其價值在于：“擁有大量的原始材料和私人難以掌握的各種資料，其後在三國、兩晉、南朝時期，私人撰著東漢史書者多達十家以上，其資料來源多取之于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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