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元代或是更早之前西方琺琅工藝就已經十分的成熟了,成吉思汗西征掠回的工匠中就有不少景泰藍工藝者加上中國本土的的傳統嵌絲工藝相結合就成為了中國響譽世界的景泰藍工藝品。
掐絲琺琅與我國曆史悠久的玉器、漆器、青銅、陶瓷等相比,曆史要短暫得多,見于文字著錄則更少。明初曹昭《格古要論》中首次記錄了琺琅工藝的淵源、特點和用途,“以銅作身,用藥燒成五色花者,與佛郎嵌相似,嘗見香爐、花瓶、盒兒盞之類,多為婦人閨閣中用,非士大夫清玩也。又謂之鬼國窯,今雲南人在京多作酒盞……内府作者細潤可愛”。《格古要論》是研究我國早期琺琅器的唯一的一部重要文獻。
因文獻記載過于少而簡單,老一輩專家通過對現存掐絲琺琅器的排比、分析與研究,推斷出我國最早的掐絲琺琅實物為元代制品。元代琺琅器器形端莊大方,構圖舒朗流暢,釉色明豔溫潤,具有寶石般的半透明光澤。唯原配琺琅器較少,大部分被後人改裝過,存量稀少,彌足珍貴。右圖的掐絲琺琅纏枝蓮紋碗、掐絲琺琅花果紋盤的釉色就具有元代琺琅的特征。
元代的景泰藍的實物是在近些年來學者們對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琺琅器進行學術研究時的新發現,其中僅僅有三件已經被确認的元代景泰藍分别是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元代晚期的制品獸耳三環樽、勾蓮鼎式爐、纏枝蓮象耳爐,學者們一般認為許多古代器皿在同一個曆史時期一般都是通用在多種工藝中的。
這一研究的發現使一些與其他同時代的相近的琺琅器從原有認為的學術觀點當中剝離了開來,從而使景泰藍的研究提高到了一個新的台階,國内的學者們所研究的學術觀點與國外的學者們就成果而言尚有一定的差距。
蒙古人重視工匠,在長期的征戰過程中搜虜被統治地區的工匠并廣設工場來發展元代的手工業,西元1219年成吉思汗攻擊大食國,每每攻下一城,往往僅保住工匠,餘盡殲滅,并分遣工匠于諸隊、或賞其諸子諸妻諸将、或召赴蒙古營中工作、或遣送蒙古。元蒙統一全國後,随着對外交流的增多,許多身懷絕技的工匠紛紛來到中國,阿拉伯工匠帶來了燒造掐絲琺琅的技術和主要原料。
當時的掐絲琺琅器可能是為皇家服務的,由于燒造技術的不成熟,故生産規模并不大,産品并不多。從現存的幾件元代掐絲琺琅器來看,中國工匠在學習、掌握燒造琺琅技術後,為符合中國統治者的審美趣味,生産出了具有民族風格的制品,但裝飾品方式仍保留着一些阿拉伯的藝術韻味。
尤其是日本對于景泰藍的學術研究是較為突出的,其實史書中早就有記載在元代雲南地區就有關于琺琅器的使用的明确記載,明代以後的景泰藍是在沿襲元代的制作技法并得以繼承和發展。景泰藍的這種稱呼主要是為稱呼掐絲銅添琺琅器,這是因為景泰藍的制作多數是以在捶好的胎體上經過掐絲成為圖案後,添以琺琅釉料而形成的工藝的簡稱。
景泰藍這個名詞使用的是比較晚的,在明景泰年間以前景泰藍大多稱為鬼國嵌和琺琅,景泰藍的名稱是由于明代景泰年間宮廷的重視使其揚名,又因釉料釉色多為蘭色,得名為景泰藍。元代的景泰藍特點是器型相對比較規矩、基本都擁有大氣的紋飾、凝重的色調,而且在紋飾線條上較為豪放粗犷,這與後世的掐絲細膩嚴謹有着明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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