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和我的家鄉》裡面，大家似乎已經形成了一個共識，那就是，《神筆馬亮》的故事，是觀衆反響最好，喜劇效果最突出的一部分。

大銀幕，沈騰與馬麗的又一次“合體”，果然沒有讓我們失望。

在這個故事裡，大家被沈騰手繪的毛衣逗得前仰後合，也會被視頻聊天突然卡住搞得爆笑不止。

不過，距離上一次我們為這對“西虹市夫婦”發出的笑聲，其實已經過去了整整五年。

是的，《夏洛特煩惱》已經是2015年的事兒了。那時候，闫非和彭大魔是第一次執導大銀幕作品，沈騰和馬麗也是第一次出演“銀幕情侶”。

那個時候，闫非和彭大魔沒想到，沈騰和馬麗飾演的夏洛和馬冬梅竟然會為他們迎來比舞台劇更多十倍的笑聲和掌聲。

當然，他們更沒想到的是，當時一時興起取名的“西虹市”，竟會成為承載二人電影故事的一片銀幕樂土，在此後的幾部電影裡，甚至逐漸成為了具有鮮明特色的喜劇廠牌。

而“西虹市”這個喜劇廠牌，從他們創立運作開始，就已經帶有二人喜劇中輕松自如的意味了——把電影中“西虹市影業”的梗延伸到了銀幕之外。

“‘西虹市’這個地名是當初拍夏洛那會兒實在不知道該用哪個城市的名字就編了一個諧音，大家記住了就一直用着了。”他倆回憶“西虹市”的起源，諧音梗裡帶着股無心插柳的自在。

也正應了那句無心插柳柳成蔭。用着用着，從《夏洛特煩惱》到《西虹市首富》再到這次《我和我的家鄉》之《神筆馬亮》，“西虹市”的邊界正在不斷拓展，在東北廣闊的黑土地上，逐漸生長出獨屬于闫非和彭大魔的喜劇果實。

“西虹市”被他倆變成了“喜劇塑料大棚”，肥沃的黑土地上，四季開花結果，他們種啥長啥，觀衆看啥笑啥。

“西虹市”對這兩位導演來說，是他們小的時候在東北某個城市裡，曾經背着書包放學回家的路上，雨過天晴出現彩虹，小孩們邊走邊打鬧、沒心沒肺的日子，是一個充滿幸福的城市。而這個城市，正在成為他們的喜劇烏托邦。

終于，在答應不發他們照片，不影響他們低調地創作、遛彎兒、去澡堂子搓澡之後，我們跟這兩位來自“西虹市”的導演聊了聊他們的“西虹市喜劇”。

在《神筆馬亮》裡，馬麗和沈騰是西虹市裡的一對夫妻，倆人都是老師，馬麗飾演的秋霞教摔跤，沈騰飾演的馬亮教畫畫，仍舊是女強男弱、“靠實力說話”的家庭關系。

雖然闫非彭大魔說這個故事的初衷是“希望能完成這個單元故事，沒想做成沈騰和馬麗的系列故事”，但是顯然，觀衆對馬麗和沈騰這對組合的熱情，已經不是他們能夠控制的了。

我們願意相信，從某個角度上看，這個故事是對《夏洛特煩惱》中夏洛與馬冬梅愛情故事的延續。

兩個故事放在一起，我們在銀幕上看到了一對東北夫妻，從相識相愛到生兒育女的過程。

之所以說兩個故事可以放在一起，除了兩位主角一緻以外，更是因為它們真的太“東北”，或者說太“西虹市”了。那種典型的東北夫妻生活中的精髓，全都被他倆拿捏得死死的。

一個咋咋呼呼、說一不二的老婆，一個放棄掙紮、百依百順的老公。一個“虎”，一個“彪”。

兩位導演的能力不僅在于熱熱鬧鬧地把故事講了，逗得我們哈哈大笑。

更在于，他們能找準時機，把“虎”和“彪”之下的真情剝開給你看，一瞬間，那種藏在“哈哈哈”之下的深情和守護，讓所有來不及收回的笑聲都凝成了眼淚。

就像是，那個穿着玩偶服裝在向日葵花田裡跑得滿頭大汗的沈騰，鏡頭慢下來的一瞬間，就是我們從笑到淚轉換情緒的一瞬間。

這種瞬間性的呈現，找到了笑與淚之間的情感裂隙，恰如其分地給我們留下了情感交錯的時機。我們看着銀幕從笑到淚的一刹那，也是我們走進人物内心的一刹那。

對于創作者來說，這是一種不可多得的控制力。它來源于經驗、天賦、潛意識，甚至也可能是來源于最直接的感動。

“我們想講一個關于奉獻的故事，在東北采訪了很多扶貧書記，開了兩場座談會，聊的很深入，他們不是教科書裡的人物，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都有來自生活的壓力和煩惱，卻樂此不疲地奉獻着，還把奉獻視為收獲，這股勁兒特别動人，讓我們有了講故事的欲望。”

他們講述了《神筆馬亮》這個故事的起點。從這種被感召的原點開始，二人用最原始的講故事的欲望，講述了一個帶着喜劇色彩卻又含着深情的故事。

難得的是，在講故事的過程中，他們清楚地知道喜劇的“長”與“短”，“真正的扶貧遠沒有故事裡講的那麼輕松，但是我們覺得用輕松的表達方式更容易讓觀衆接受這些可愛的人。”

相較于正劇，喜劇或許在故事的深度與厚度上存在短闆，但就像他們說的那樣，喜劇能讓這些主人公快速地被我們看到、被我們愛上。

如果我們把闫非彭大魔的喜劇稱為“西虹市喜劇”，那我們幾乎可以很快發現，“西虹市喜劇”中的每一個故事，都有着非常強的戲劇設定。

在《夏洛特煩惱》中，這個設定是“如果一個人能夠穿越回學生時代重新追愛”；《西虹市首富》的設定是“如果要在一個月内花光十個億”。

《神筆馬亮》雖然由于主題的原因，對農村生活的呈現會更多一些，但故事本身仍然是在一個強設定的情境中發生的——如何在中國農村假裝自己在俄羅斯列賓美術學院。

他們把這些“強設定”稱為是憋出的一些“壞招兒”，“這些“壞招兒”一旦形成就會帶來有喜感的故事模式，錯位，隐瞞，詭計什麼的。”

其實這并不是我們從第一個創作者嘴裡聽到“壞招兒”這個詞兒了，而這些“壞招兒”往往是最靈的，就像我開頭說的，誰看到沈騰給自己楞畫了一件毛衣“穿”在身上，會不笑出聲兒呢？

這種隐瞞、詭計，說白了，就是一個創作者在創作過程中的靈感迸發，和天生的那股子“機靈勁兒”。

巧的是，在《我和我的家鄉》五個故事裡，所有創作者幾乎都用了“強設定”的方式來增強喜劇效果，“可能是大家在創作上都湊巧憋着壞”，他倆樂了。

他們說自個兒“憋着壞”，這個“憋”字兒很對，因為其實很多喜劇點子，還真是一點點“憋出來”的，每隔幾分鐘就會出現的笑料和段子，并不是憑空出現的，要一遍遍設計和打磨。但讓人意外的，是這些一點點“憋出來”的笑料，随時可能需被舍棄。

“喜劇中所謂的‘小技巧’其實就是認真對待‘假定性’。不要告訴自己拍的是喜劇，避免用一些自以為搞笑卻和情節無關的手段。”

他倆這話裡，似乎藏着喜劇在“有招”與“無招”之間的秘密。這個秘密的本質是電影人對故事的重視永遠要優先于對某一個段子、某一個包袱的偏愛。

他們說自己也沒法完全避免，“一想到特别好玩的點子就容易上頭”，但即使如此，倆人在創作中還是互相提醒着要盡量做到為情節流暢取舍有度，“最近比較偏愛一些打破常規氣氛的處理。”

最後這一句“打破常規”，忽然就讓人想到《神筆馬亮》的最後，馬麗站在觀景台上聲情并茂地發表演說，“他為了滿足人民、回族人民……”在玩兒了一個諧音梗之後，在音樂與表演氣氛的烘托下，我們的情緒逐漸向着感動傾斜。

而就在感動的淚水搖搖欲墜之際，沈騰“這是觀景台又不是主席台”的提醒，瞬間打破了原有的情緒氛圍，笑聲再次獲得勝利。

一張一弛之間，是這兩位導演自如遊走在喜劇風格與故事情節之間的腳步。當然，也保不齊什麼時候就會有“馬失前蹄”的危險。

“每一個好點子都可長可短，看怎麼表達，越短就越需要在故事上有一把能瞬間抓住觀衆的鈎子，能勾住多久就看表達能力了，我們這個幸虧是短片，再長也就露怯了。”剛一準備誇獎，倆人就感慨着幸好是短片，沒讓我們看到他們在這個故事上露怯的時候。

跟很多崇拜“笑中帶淚”的創作者不同，闫非和彭大魔說自己從來沒有在創作中追求過這個東西，“我們希望觀衆們走進西虹市有幸福感，走出電影院有幸福感”。

坦白講，在得到這個回答的瞬間，我是有些驚詫的。因為放眼全行業的喜劇創作者，似乎大都在追求“笑中帶淚”的喜劇，似乎對于喜劇而言，隻有笑還不夠，必須要讓人又笑又哭才算本事。

但他們笃定的回答，也讓我們不由地重新思考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喜劇到底是什麼？

二人說：“喜劇的内核是諷刺，是用樂觀的心态去反思生活。笑中帶淚是觀衆的觀看感受，不應該是喜劇創作者的創作标準。觀衆可以哭出來是因為作品中的某一個橋段和他産生了某種情感共鳴。情感共鳴是任何類型作品都應該具備的，它涵蓋喜怒哀樂在内的人類所有情感，‘哭’隻是其中一種情緒而已。”

就像是他倆說喜劇的創作起點每一次都不一樣，“有時候從人物出發，有時候從一個好玩的瞬間出發，也有時候從一次感動出發。”

而不管是從哪一個起點開始，每一次出發或許都将抵達不同的喜劇的終點，也确實應該抵達不同的終點。

不管是長片還是短片、小劇場還是大銀幕，喜劇的答案從來不是隻有一種。而在“笑”與“哭”的藝術評級裡，“笑”也從并不意味着膚淺、眼淚也并不意味着高貴。

就像他倆說的，“‘哭’隻是一種情緒而已”，而觀衆的幸福感才是他們當前對喜劇的追求。

在“西虹市”的喜劇烏托邦裡，闫非和彭大魔打造的喜劇宇宙，才剛剛向我們展示出它的樣子。

在不久的将來，“西虹市”的喜劇廠牌下，一定會有更多“西虹市民”登上銀幕，有更多來自“西虹市”的笑聲等着我們去收割。

而在“西虹市”這個“大廠牌”下，他們仍然堅持着自己的“小生活”——很少接受采訪、很少四處露臉亮相。

因為對于創作者而言，平凡普通的日常生活往往是創作靈感的來源。所以他們像往常一樣撸串兒、逛街、去澡堂子搓澡，讓自己的生活與創作都始終保持最真實的狀态，解構一切虛無的贊美與吹捧。

在結尾，我本來很想誇一下他二人的喜劇理念，但是做喜劇的人，似乎天生習慣自我解嘲，“對一切表揚都感到羞愧和臉紅”，那就這樣吧。認真生活的人必将獲得生活豐厚的回賞，于他們，是靈感，于我們，是笑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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