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是王安石誕辰一千年的日子。本文試圖從一個全新的視角，呈現一個宰相之外更加真實的王安石。從他關于鄉情、親情和友情的人生底色中，來尋找他性格養成的人生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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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欽

千百年來，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文學家王安石一直是一個頗有争議的人物，喜歡他、欽佩他的人稱其為“11世紀最偉大的改革家”，不喜歡他、貶損他的人說他沽名釣譽，用激進的改革将北宋推向了衰敗的深淵。到底是怎樣的成長經曆磨煉出了衆說紛纭的王安石？他不修邊幅、不近人情、毫無機趣而又殚精竭慮、銳意改革的背後，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生底色在做精神支撐？

王安石畫像

廬舍深處美少年

鐘愛故土好山河

距今一千年前的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十一月十二（即公曆12月18日），王安石出生在臨江軍府治清河縣（今江西省樟樹市）一個書香門第。當時，他的父親王益是臨江軍判官。再過50年，當王安石位極宰相權傾一時，其家世被人總結出“一門八進士” （叔祖王貫之、父親王益、哥王安仁、弟王安禮、王安國、堂弟王沆、兒子王雱和王安石本人均是進士出身）的光耀。

王安石出生在一個人丁興旺的多子女家庭，上有兩個哥哥安仁、安道，下有四個弟弟安國、安世、安禮、安上和三個妹妹。兩個哥哥為父親前妻徐氏所生，後都在30多歲時英年早逝。母親吳氏是金溪（今江西撫州市金溪縣）烏石岡人，也出身于詩書衣冠之家，優渥的家境讓吳氏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吳氏的母親即王安石的外婆黃氏也是一位有文化的婦女，且兼喜陰陽數術之學。

臨江是一座曆史悠久的古城，自唐朝武德八年（625年）建鎮已有近1400年的曆史，曆史上曾為軍、路、府署所在地，商貿發達，交通便利，史稱“舟車孔道，四達之地”，傳聞最盛時“城内三萬戶，城外八千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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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的臨川縣城東面有一個大丘陵，是城裡最高的地方。這個大丘陵當年曾經是鹽車卸車的地方，因此又叫作鹽埠嶺。王安石的老家就在鹽埠嶺下。從王家往東走100步左右，就有一座名叫大中祥符的道觀，站在這座依溪而建的道觀極目遠眺，東南的山水風物盡收眼底。它收存了少年王安石與族中長輩和兄妹們遊玩的歡聲笑語，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意氣風發。及至多年後，王安石作《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時，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家鄉的大好河山：

臨川之城中，東有大丘，左溪水，水南出而北并于江。城之東以溪為隍。吾廬當丘上。北折而東百步為祥符觀。觀岸溪水，東南之山，不奄乎人家者可望也。安石少時固嘗從長者遊而樂之，以為溪山之佳，雖異州，樂也，況吾父母之州而去吾廬為之近者邪！雖其身去為吏，獨其心不須臾去也。

臨川之城中，東有大丘，左溪水，水南出而北并于江。城之東以溪為隍。吾廬當丘上。北折而東百步為祥符觀。觀岸溪水，東南之山，不奄乎人家者可望也。安石少時固嘗從長者遊而樂之，以為溪山之佳，雖異州，樂也，況吾父母之州而去吾廬為之近者邪！雖其身去為吏，獨其心不須臾去也。

少年時的王安石在這裡流連風景，吟詩作畫，心中想到的，和每一個追求功名的年輕人一樣，通過勤學苦讀，有朝一日博取功名利祿。也是在這裡，他聽聞了少年神童方仲永的傳奇故事。然而幾年之後，在舅舅家的飯桌上，見聞了泯然衆人矣的方仲永，無限傷痛地寫下了今天我們熟知的《傷仲永》。

這個後來在他詩文中叫“廬舍”的地方，王安石終其一生，在那裡生活居住的時間也十分有限：兩歲時，随父親到新淦，3到4歲時到廬陵，5到8歲時到新繁，9歲到汴京，10到12歲到韶州。王安石後來對臨川“廬舍”真正留下印象，還是在祖父病逝時，随父親回老家丁憂的那段時光。那時，王安石在故鄉度過了少年時期13到15歲的少年時光。也正是在那個有所感知的年歲，他對故鄉的山山水水，風土人情和一草一木，有了很深的感情，才會在多年後含茲念茲。

《臨川先生文集》 宋刻元明遞修本 國家圖書館藏

慶曆二年（1042年），22歲的王安石在科舉考試中名列一甲第四名，授校書郎、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第二年，他到距自己老家很近的洪州出差，這讓離開臨川六年多的王安石興奮不已。于是急匆匆給上司寫了一份報告，希望公務完成之後，回鄉省親的同時完婚。在《憶昨詩示諸外弟》一詩，興奮之情溢于言表：

淮沂無山田封痺，獨有廟塔尤峨巍。

時時憑高一怅望，想見江南多翠微。

歸心動蕩不可抑，霍若猛吹翻旌旗。

騰書漕府私自列，仁者恻隐從其祈。

淮沂無山田封痺，獨有廟塔尤峨巍。

時時憑高一怅望，想見江南多翠微。

歸心動蕩不可抑，霍若猛吹翻旌旗。

騰書漕府私自列，仁者恻隐從其祈。

也是在這首《憶昨詩示諸外弟》的長詩中，王安石表達了要見高堂的急切願望：“還家上堂拜祖母，奉手出涕縱橫揮。出門信馬向何許，城郭宛然相識稀。”

此次回鄉省親後，王安石再也沒有回過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在命運的起轉沉浮中，卻陰差陽錯将後來客居的江甯（今南京）當成了故鄉。在那裡，他累計度過了生命的三分之一時光，在長達22年的歲月中，見證着江甯的日升日落，草木榮枯。

數度辭官非沽名

忍謗負重為親人

父親王益為官清正廉明、剛直不阿，一直想做出一番對社稷有貢獻的事業，但終其46歲的生命，也隻做了幾任知縣和知州，盡管官做得不夠大，政績也不太顯赫，但其秉公執法、說一不二的性格，還是赢得了很好的政聲和尊重。“居高身自遠，非是藉秋風”，王益當知縣第一任是在新淦縣，在他離任30年後，該縣的官員還念念不忘他的政績。

“一以恩信治之，嘗曆歲不笞一人”,父親王益這樣尊重人、愛護人的為官之道，同樣用于家庭對子女的教育之上。面對衆多子女，王益回到家中依然和藹可親，對孩子們疼愛有加，不管王安石兄弟姊妹如何吵鬧淘氣，都不會動手打罵，而是耐心細緻教育引導，“未嘗怒笞子弟。每置酒從容為陳孝悌仁義之本，古今存亡治亂之所以然，甚适”。對父母，王益又是孝順有加，中進士步入仕途宦遊之後的20多年，總是帶上父親東奔西走于各個任所。而對于親族友人的難事，也及時伸出援助之手，慷慨解囊助人于危難之中。

而母親吳氏呢，不僅沒有對父親王益前妻徐氏所生的安仁、安道兄弟另眼相待，而是更加關懷，乃至她的子孫長大成人後，還有人不知道這件事。心地善良的母親有一個樸素的觀點，“隻有我愛這兩個孩子勝過自己親生兒女，家裡其他人才會對他們一視同仁”。甚至她對徐氏的家人，都像對自己的娘家人一樣親切自然。這多少有點像蘇東坡對亡妻王閏之的評價：“婦職能修,母儀甚敦。三子如一,愛出于天。”多年後，面對安仁、安道兩兄弟早逝後留下的破碎家庭，吳氏不僅對兩個寡居的兒媳婦疼愛有加，而且不顧年老體衰，親自養育失去父親的孫子孫女。

少年王安石就在這樣一個雖然清貧但充滿溫情，雖然不斷遷徙但總是洋溢着書香的大家庭中成長。故鄉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和風土人情，就這樣在他腦海中紮根生長。草蛇灰線，伏脈千裡，後來發生的很多次王安石不可思議的辭官不就，實際上早已埋下伏筆。

17歲時，王安石随補官為江甯判的父親到任所，沒承想，後來5年的江甯生活，塑造了王安石的世界觀。随着年歲的增長，閱曆的增加，見識的提升和交往之人素養的不一樣，王安石開始苦苦思索人生的重大命題：生命的價值是什麼？到底是追求一個人的功名利祿還是努力為社會做出一些有益的事？那個每天呼朋引伴的少年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端坐書齋如饑似渴獲取知識的剪影。“為己是學者之本，為人是學者之末”的理念，由此在内心種下。通過上下求索，王安石已經确立了超越世俗價值觀的人生目标。多年後，王安石在詩中袒露了這段心迹：

丙子從親走京國，浮塵坌并缁人衣。

明年親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矶。

端居感慨忽自寤，青天閃爍無停晖。

男兒少壯不樹立，挾此窮老将安歸。

吟哦圖書謝慶吊，坐室寂寞生伊威。

材疏命賤不自揣，欲與稷契遐相希。

丙子從親走京國，浮塵坌并缁人衣。

明年親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矶。

端居感慨忽自寤，青天閃爍無停晖。

男兒少壯不樹立，挾此窮老将安歸。

吟哦圖書謝慶吊，坐室寂寞生伊威。

材疏命賤不自揣，欲與稷契遐相希。

說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王安石年輕時走上科舉之途，竟是為了解決一家人生計的無奈之舉。19歲時，一場突然的家庭變故，讓潛心攻讀的王安石不得不從書本抽身，直面慘淡的現實:父親突患急病離世，年僅46歲。斯時，最小的弟弟安上還在襁褓之中，祖母已經75歲高齡，大哥安仁科舉未第，尚在一州縣任學官，二哥安道還沒步入仕途，家中失去了唯一的經濟來源，一大家子生存面臨巨大的困難，連安葬父親的能力都沒有，更不要說扶柩還鄉了。

居喪盡孝期間，王安石不得不思考贍親養家的重任，不是長子的他，在現實的家境面前，實際上自覺和不自覺地擔起了長兄的擔子。對于仕宦之家的子弟，科舉考試無疑是一條好的路徑，但此時，奮發圖強的王安石“為己之學”才剛剛拉開大幕，追逐功名利祿并不是他内心的意願，但現實必須讓他做出這樣的選擇。在此後的歲月中，他向友人虞醇如是感慨：

辍學以從仕，仕非吾本謀。

欲歸諒不能，非敢忘林丘。

臨餐恥苟得，冀以盡心酬。

萬事等畫墁。雖勤亦何收？

揚揚古之人，彼職乃無憂。

感子撫我厚，欲言隻慚羞。

辍學以從仕，仕非吾本謀。

欲歸諒不能，非敢忘林丘。

臨餐恥苟得，冀以盡心酬。

萬事等畫墁。雖勤亦何收？

揚揚古之人，彼職乃無憂。

感子撫我厚，欲言隻慚羞。

在給友人張太博的書信中，說得更加直白：“中不幸而失先人，母老弟弱，衣穿食單，有寒餓之疾，始怃然欲出仕。”

幸運的是，22歲的王安石在慶曆二年（1042年）參加科舉考試不僅高中，還以優異的成績名列一甲第四名，而他的大哥安仁到了37歲才中進士，但幾個月後就病死了。

王安石一生有兩項事在史冊上留下了身後名：一是發動了轟轟烈烈的“熙甯變法”，二是一生累計辭官多達30多次。在基層地方官員任上，面對調他到京城令同事們羨慕的敕書，一次次地堅辭拒絕，辭得最多的一次任職，居然辭了8次。下面，我們來看看王安石的辭官軌迹圖：

31歲時，在鄞縣任上做出出色成績聲名遠播的王安石兩次辭謝朝廷炙手可熱的京官崗位的召試。一是通過考試進入館閣任職，另一個是參加學士院考試。這兩個崗位雖然都清貧沒有實權，但選拔任用卻十分嚴格，按照宋朝慣例，“名臣賢相出于館閣者十常八九”。可以說，無論是入館閣還是學士院，都是獲得通往高級官員的捷徑，一向為士人所看重，但王安石辭謝的理由是：“祖母年老，先臣（父親王益）未葬，二妹當嫁，家貧口衆，京師難住。”王安石的辭謝說得情真意切，當時的他已經像父親一樣承擔起全家大部分的經濟重任，除了一家十幾口人的日常開銷，還要思考操心弟弟妹妹的婚嫁，日子過得緊巴巴，如果到了物價昂貴的京城，更是捉襟見肘。兩次辭謝後，王安石改殿中丞，通判舒州。

34歲時，舒州任滿的王安石面對恩師歐陽修推薦他破格擔任群牧司判官，仍極力推辭。後經歐陽修不斷勸說，才勉強上任。在群牧司判官任上，面對皇帝下诏破格授予他集賢校理的職銜，王安石四次辭謝，并振振有詞地說了一大堆理由，“分有所不敢受，名有所不敢居”。如果違心接受了朝廷的這項使命，“不獨傷臣私義，固以上累國體”。日後被稱為“拗相公”的固執性格，由此可見一斑，朝廷也隻好收回了成命。

39歲，王安石在度支判官任上，積極獻言改革，寫出了洋洋灑灑上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在石沉大海般沒有得到回應後，又寫成《拟上殿劄子》，進一步闡述自己的政治主張。這些改革的立場都沒有得到朝廷的任何回應，卻收到了朝廷加官晉爵的诏令：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王安石，同修起居注。面對又一次從天而降的意外驚喜，王安石在長達八個多月時間任與辭的拉鋸戰中，不但陸續上了七八次辭章，甚至跑進廁所躲閣門吏送來的任命書，最後隻好服從朝命。

40歲，王安石正月奉送遼使回國還京後，四月诏同修起居注，固辭；八月，任開封府舉人試主考官，十一月再诏同修起居注，繼續堅辭。

……

縱觀王安石一生為官，除基層每個崗位對朝廷的任命都欣然前往之外，京官除了任知制诰和參知政事沒有辭讓外，面對其他崗位的任命都是高度一緻的态度：辭，固辭，堅辭不任！

從31歲到40歲，在長達10年的時間裡，王安石甯願做一名基層官員，也不想做京官，一次次的辭官，官卻越做越大。這讓王安石的仕宦之路毀譽參半，面對一次次難得的升遷機會卻總是說“不”，這讓很多不理解的同僚認為是以退為進，是沽名釣譽，随之而來的是對他的各種攻擊和質疑。隻有極少數真正理解他的朋友，諸如曾鞏之類的才可以說出不一般的見解：“辱書說介甫事，或有以為矯者，而歎自信獨立之難，因以教鞏以謂不仕未為非得計者。”

筆者綜合分析王安石家庭的實際情況，個人理解王安石辭官的客觀原因正如他所陳述的一樣，一方面是家族兄弟姊妹多達10人，另一方面他自己的子女也有6個（三子三女，長女和次子早夭），京城再好都可望而不可即。正如當年白居易未成名時在長安求職，一個老前輩語重心長對他說的，“長安米貴，居大不易”。

而在這10年中，王安石先後安葬了父親，為90高齡病逝的祖母送終，處理了兩兄一嫂暴病身亡的家族後事，為兩個弟弟安國、安禮完婚，送大妹、二妹和大女兒出嫁……王安石作為一個基層官吏家族的主心骨，這些婚喪嫁娶的重大事宜，全要他操心操勞，而青少年時父母知書達理、相敬如賓的耳濡目染，讓他養成了孝悌擔當的傳統美德。正如他給歐陽修的一封信裡如是坦言：“某所以不願試職者，向時則有婚嫁葬送之故，勢不能久處京師。所圖甫畢，而二兄一嫂相繼喪亡，于今窘迫之勢，比之向時為甚。”

另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或許是，王安石自17歲開始确立成就聖賢人格的人生定位後，既然現實決定了不能退隐山野，那在仕途上就要有強烈的救世之心，而當時京城的繁文缛節，遠沒有在基層實踐中為老百姓實打實服務，那麼立竿見影地實現救世理想。

青春年少攜衆遊

去國還鄉思舊友

“不苟言笑、不近人情、不可思議、不修邊幅、不近女色”等關鍵詞，是王安石留給我們的曆史形象。千百年來，人們說起王安石，最容易想到的是他針對變法铿锵有力、六親不認的沖鋒号角——“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人們的普遍認知中，他沒有生活情趣，既不幽默也不風雅，不像蘇東坡那樣和三教九流的人都能相處，他變法中用的人很多都是溜須拍馬、落井下石的小人，生活中沒有三兩知己，遇到困難沒有肝膽相照的朋友。

《王安石變法》油畫 國家博物館藏

實際上，這是對王安石很深的誤解。

生活中的王安石變法之前也交了很多知心朋友，他和朋友之間也有詩酒唱和，他的朋友在危難之時也是可以兩肋插刀的。隻是王安石志不在于成為名滿天下的文壇盟主，而是想用經世緻用的改革為承平日久、被冗兵冗員冗費所困擾的社稷開出理想的“藥方”。因此，他志同道合的朋友，更多是同時代基層機關體系的同僚，而不是文人騷客，他的朋友也沒有多少像蘇東坡的“蘇門四學士”“蘇門六君子”一樣留下千古文名，自然也就不被大家熟知。恰恰相反，王安石之所以能問鼎宰相之位，除了自身突出的政績和獨特的經濟眼光外，和朋友的賞識與推薦密不可分。

田況、李不疑、孫侔、曾鞏都是王安石早年結交的朋友，曾鞏與王安石保持了一生的友誼，而田況與王安石的是通判江甯的朋友，嚴格說還有着輩分之差，在少年王安石的心中，卓爾不群手不釋卷的田況，不僅是長輩，更是神一般存在的高人。後來田況成為京城一名谏官時，王安石還保持着和田況的通信，這樣的情商，你能說王安石不善于結交朋友嗎？而孫侔是王安石剛入仕途，授校書郎、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時在揚州認識的鄰居，也是那種品格高潔莊重嚴肅的好青年，這樣的人，往往和王安石會一見如故。在知鄞縣（明州州府所在地）任上，王安石與明州學問造詣精深、不求聞達于官場的“五先生”楊适、杜醇、王緻、樓郁、王說結為同道中人，不僅常常書信往來，有時還相聚研讨經義。和周邊兩浙路轄區内的知縣林肇、謝景初、謝景溫、丁寶臣、韓缜等都是氣息相通、秉性相投的好友，大家經常交流治縣富民心得。後來，謝景初、謝景溫兩兄弟還将妹妹嫁與了王安石的六弟王安禮。凡此種種，誰又能說王安石不與衆同遊？

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的母親去世，在江甯丁憂的近三年時間裡，為很多千裡迢迢趕來登門求教的年輕人解惑，諸如蔡京、鄭俠、彭汝砺、陸佃、蔡淵、王據等都是其弟子，至于有的後來在曆史上興風作浪，有的讓變法改變方向，卻是始所未料的。除了設帳講學外，王安石還和道教朋友李士甯、佛教朋友惠南禅師、寶覺禅師保持着密切聯系，正是在儒釋道三者的融會貫通下，接連遭受喪母、失妹、亡友等沉痛打擊後，能從世俗事物中解脫出來，化悲痛為力量，直面莫測的命運。

在王安石的朋友圈中，有兩個人對他日後能成為宰相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一個是曾鞏，一個是韓維。曾鞏比王安石年長兩歲，建昌南豐（今江西南豐）人，兩家是親戚，輩分上曾鞏還高一輩呢。原因是曾鞏的表兄吳芮既是王安石的表舅，又是王安石的嶽父大人。盡管兩家是親戚，又都是江西人，但兩人都身不由己随各自的父親到處宦遊客居，他們的相識定交是在京城參加國子監的考試時。王安石首戰告捷，而曾鞏落榜，還要等到15年後，才與蘇東坡成為同年進士。多日的相交和傾談之後，在曾鞏眼中，王安石就是繼孟子、韓愈之後難得的儒學傳人，而在王安石的心中，曾鞏也是當世真正讓他傾慕敬重的賢人。衆所周知的是，曾鞏是當世翰林學士、文壇盟主歐陽修的得意門生，高人與高人之間的友誼是彼此欣賞彼此成就。曾鞏多次緻書歐陽修，鄭重向其推薦王安石：

鞏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稱文。雖已得科名，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于人，嘗與鞏言：“非先生（歐陽修）無足知我也。”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不可失也。

鞏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稱文。雖已得科名，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于人，嘗與鞏言：“非先生（歐陽修）無足知我也。”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不可失也。

《警世通言》“王安石三難蘇學士”插畫

這就是北宋士人的風骨：一個沒有考取功名的人向自己的恩師極力推薦已經步入仕途的人，希望他能得到更大的任用！就像還是少年沒有參加科舉考試的王安石，對他眼中佩服的長輩級朋友田況是否能為國家社稷做出重大貢獻很是期待一樣。接下來的事情就是我們所知道的，歐陽修不僅接受了弟子曾鞏對王安石的推薦，還附信對王安石早期的詩文進行了指導。後來，還推薦他破格做了群牧司判官，破格授予了集賢校理的職銜，擔任貢舉鎖廳試考官，經常參加自己朋友圈的雅聚。再後來，甚至想将文壇盟主的衣缽也“付托斯文”。在一篇希望朝廷重用王安石的奏章中，歐陽修這樣寫道：

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

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

可以說，歐陽修對王安石在京官嶄露頭角最初階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穿針引線和提攜作用，讓他早日結束了基層低級官吏的生涯，提前看到了北宋官場一個遼闊的世界。

王安石與曾鞏因政見之異在變法期間關系有所疏遠，但随着緻仕後退守江甯，兩人的交往明顯增多。深愛的四弟安國去世時，王安石将安國的遺文收集好後，委托曾鞏作《王平甫文集序》。而離開朝廷幾乎不再作命題文章的王安石，接到曾鞏的邀請後，撰寫了《重建許旌陽祠記》。元豐六年（1083年）二月，曾鞏兄弟扶母靈柩過江甯時，王安石前往吊唁，發現自己束的是紅腰帶，硬是換上了随從的黑腰束才上船祭唁，可見對朋友及其親人的尊重。此時的曾鞏也在病重之中，在接下來的日子，王安石經常去看他，不僅在病榻前噓寒問暖，還像少年時一樣交流思想觀念，針砭時弊，吟唱作對。兩個月後，曾鞏在江甯病逝，享年65歲，兩人的朋友關系延續到了生命的盡頭。

初到京城為官的日子，王安石除了參加以歐陽修為核心的社交圈，還和一些同輩朋友交往密切，不斷詩酒唱和，其中一位就是韓維。韓維比王安石長五歲，是王安石在鄞縣任時的好友韓缜的哥哥。韓氏一家是北宋頗有聲望的大族，父親韓億是北宋名臣，官至參知政事，育有八子，個個都是進士。韓維是第五子，斯時在京城擔任國子監主簿。韓維比王安石成名還早，景祐四年（1037年）參加進士考試順利通過禮部省試，恰在這時父親韓億被任命為參知政事，為避親嫌，韓維主動退出了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放棄了進士及第機會，後靠蔭封入仕。宰相文彥博、宋癢都認為其“好古嗜學，安于靜退”，聯名推薦他參加學士院考試，以期日後被朝廷委以重任，卻被韓維謝絕了。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相同的處事風格，使兩人很快就成了無話不說的朋友。

神宗皇帝趙顼沒有登基之前做淮陽郡王、穎王時，韓維皆是王府的記事參軍，其工作能力和水平頗受其賞識，深得其信任，事事都向韓維請教。趙顼感慨其學識淵博時，韓維每每自謙說：“這些都不是我的主意，都是我的朋友王安石告訴我的。”也就是說，當神宗皇帝還未登基時，王安石的大名，就通過他的朋友韓維在其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韓維的眼中，王安石是一個有經世之志的難得大才，一旦放到重要的位置，就會有一番大作為。後來我們知道的決定王安萬石出将入相著名的延和殿之對，都是建立在韓維前期在神宗皇帝面前打下的良好鋪墊。

宋神宗畫像

當然，随着轟轟烈烈的變法大幕拉開，改革摧枯拉朽般進行後，曾鞏、韓維與王安石因政見不同而分道揚镳，漸行漸遠，甚至還因此而屢遭外放，但絲毫不影響他們作為高尚的人、正直的人的私德，以及他們的私人友誼。

熙甯九年（1076年）十月二十三，第二次罷相的王安石以使相判江甯府，回到他鐘愛的南京，度過生命最後的10年時光。緻仕後的王安石成了鐘山腳下一個普普通通平易近人的居士，他在這裡散步、喝茶、訪友、聊天、看山、看水、發呆、養神，過着普通而尋常的老年生活，有時是在老仆陪同下騎着毛驢随性遊玩，有時是自己一個人到田野農家、鐘山古道小憩，有時是幅巾杖履夜宿佛寺，與僧人道友談禅論佛，有時是獨坐書房著書立說，二十四卷本《學說》就是退休後修訂完成的。

至于因變法而結怨的友人和同僚，則是盡可能修複關系，表現在與蘇東坡和呂惠聊的關系上尤為明顯。王安石和蘇東坡都是北宋等量齊觀的文學家，但因為對變法的認知不同，兩人吵吵鬧鬧了一輩子，最後卻有了比鄰而居的想法。“烏台詩案”中，朝廷中衆多官員唯恐避之而不及時，已經罷相的王安石聞聽後卻馳書相救，言之铿铿力勸神宗皇帝：“豈有聖世而殺仕子乎！”後來蘇東坡結束近五年的黃州貶谪生活，繞道來看王安石，穿着便裝的蘇東坡來不及冠帶整齊，騎着毛驢的王安石已經等在他的舟船外，蘇東坡慌忙出船輯禮：“轼敢以野服拜見大丞相？”王安石則拱手笑道：“禮節豈是為我輩而設？”兩個高人之間不僅摒棄前嫌，還一起遊山玩水、詩酒唱和、抵足談心一個多月。對于王安石變法最為依靠的股肱大臣、後來官至副宰相後與他反目成仇、斷交長達八年之久的呂惠聊，在生命的最後三四年時光，兩人不僅恢複了通信往來，勾銷了往日恩怨，還相互贈送本地的土特産。元豐五年（1082年）八月，面對呂惠聊寄來的海産品，王安石回贈了兩籠新出的闆栗。後來得知呂惠聊以大學士身份知太原府，王安石在回信中，不僅說了自己年歲已高，雖無大病但身體已經走向衰敗的近況，還關切地詢問呂：“聞有太原新除，不知果成行否？想遂治裝而西也。”信中還對兩人在有生之年的相聚充滿了期盼：“猶冀未死間，或得晤語，以究所懷。”

“老年少歡豫，況複病在床。汲水置新花，取慰此流光。流光隻須臾，我亦豈久長。新花與故吾，已矣兩相忘。”這是王安石生前在病榻前留下的最後一首詩篇。由此可見，抛開政治家身份的王安石并不是冷血無情、不食人間煙火的刻闆官僚，而是一個如此普通，如此真實，如此鮮活的個體。他對于故鄉的眷戀，對于親情的看重，對于友人的牽挂，和我們普通人毫無二緻。“不可以一時之譽，斷其為君子；不可以一時之謗，斷其為小人”，《警世通言》的這句話，既可用于為王安石定其罪，也可為王安石正其名。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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