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國詩歌史的黃金時代，詩人似燦爛群星，詩篇如滿地紅霞。在這衆多的詩歌作者中，杜甫與白居易是比較有特别意義的兩位。

杜甫、白居易，這二位是唐詩，不，該當說是中國詩歌的二座高峰。他們的詩是中國詩歌，也是中國文化的瑰寶。

杜甫生于公元712年，白居易生于公元772年，兩人整整差了一個甲子六十年，可以說完全不是一個時代的人。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轉衰的年代，而白居易生活在中晚唐時期。

按照中國文化的正統話語，此兩位是典型的“同情民間疾苦”的詩人。代表作便是杜甫在43歲時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裡，寫下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極其驚世駭俗的詩句。37歲的白居易在終南山麓，看到拉着牛車、一臉土灰色的賣炭翁，寫下了“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的警句。

但是，對于社會底層人的生活疾苦，二者之間，還是有些許差别的。杜甫是親身感受，而白居易則是一時感懷。

特别他們的宦海命運完全不一樣，杜甫黯然地在宦海中出局，白居易雖然在宦海中沉沉浮浮，但能在宦海中走完了人生的路程。這是為什麼？

杜甫是中國詩歌史上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的詩歌形象真實地反映了安史之亂給社會、人民帶來的血淚和苦難，具有“詩史”的含義。宋以後，杜甫的地位極高，被推為集大成的詩人，衣被所及，曆代受他影響的人數不勝數。

然而在杜甫活着的時候，杜詩并沒有受到重視，直到中唐以後，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唐詩壇兩個最主要的流派——元白詩派與韓孟詩派都非常推崇杜甫。元稹、白居易對杜甫的寫實之作更是全力推崇，其中白居易說得尤為具體。

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認為李白的作品，才華出群，不同凡響，是人們無法可比的，認為李白才大好奇，但于美刺諷谕之義，十無一焉。而杜甫之詩貫通古今，格律運用純熟，做到了盡善盡美，超過了李白。這裡，白居易将注意力投向了杜甫的寫實諷時之作，說明他繼承杜甫寫實傳統的意識是非常明确的。

最重要的是，白居易不僅研究了杜甫的詩篇，更是認真地研究杜甫的官場起伏和坎坷人生。

因為，杜甫46歲時和白居易37歲時都曾擔任過左拾遺，兩人的官運完全不一樣。

左拾遺為八品谏官，一個古代官職。主要作用是撿起皇上遺漏的政策決策失誤，隸屬谏诤機構。唐代行政法典《唐六典》規定，左拾遺設在門下省，序在左散騎常侍、谏議大夫、左補阙之後，意思是國家有遺事，拾而論之，是國家的重要谏官。左拾遺同左補阙共同掌管供奉諷谏，凡發布诏令辦理政務，有與時勢不相适應、與正道不相符合的，大則當廷上谏，小則封書上奏，并負責向國家推薦賢才良臣。

左拾遺就是杜甫的官場滑鐵盧。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第二年六月，潼關失守，唐玄宗倉皇逃往成都。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靈武，是為唐肅宗。公元757年至德二載四月，郭子儀大軍來到長安北方，被叛軍扣押在長安的杜甫，冒險從城西金光門逃出，穿過對峙的兩軍到陝西鳳翔，投奔唐肅宗，“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五月十六日，被唐肅宗授為左拾遺，故世稱“杜拾遺”。

不料杜甫很快因營救房琯，觸怒唐肅宗。房琯事件是杜甫為官生涯的轉折點，在這次事件中，杜甫的表現可以說是個政治白癡。

十月，房琯率軍與叛軍作戰時損兵折将，這給當時在水深火熱中的唐肅宗以沉重打擊。房琯與杜甫交情深厚，留有《得房公池鵝》、《别房太尉墓》等詩篇。杜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親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但“帝自是不甚省錄”，從此之後，唐肅宗對杜甫不再重用。

公元758年乾元元年唐肅宗曆數房琯的罪責，将他貶為邠州刺史，杜甫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

杜甫擔任左拾遺僅一年，從此永遠離開中央朝廷，很快成為體制外的人員，接下來杜甫的人生就隻剩下了漂泊。杜甫詩寫得好，但是做官，他真的不是那塊料。

左拾遺就是白居易的官場起點。公元807年，白居易任進士考官、集賢校理，授翰林學士。公元808年白居易任左拾遺，迎娶楊虞卿從妹為妻。任左拾遺時，白居易認為自己受到喜好文學的皇帝賞識提拔，故希望以盡言官之職責報答知遇之恩，當他接受這個官職還隻有十天的時候，在奏疏中誠懇地說：授官以來，僅将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惟思粉身，以答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白氏長慶集》卷五十八奏狀《初授拾遺獻書》。

上任不久，公元808年元和三年冬到元和四年春，天大旱無雨，唐憲宗因此欲降德音，白居易與大臣李绛上書建議“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唐憲宗都采納了，結果真的下了一場大雨。

白居易感激唐憲宗的虛懷納谏，欣然作詩《賀雨》：“皇帝嗣寶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上心念下民，懼歲成災兇……”。并希望“君以明為聖，臣以直為忠。敢賀有其始，亦願有其終。”

為了感恩，白居易頻繁上書言事，并寫大量地反映社會現實的詩歌，希望以此補察時政。

公元809年，元和四年《宿紫閣山北村》生動揭露了禁軍欺壓百姓、為所欲為的醜惡行徑。

公元810年，元和五年《哭孔戡》歌頌孔子的第三十八世孫孔戡“賢者為生民”的氣節。

公元810年，元和五年《登樂遊園望》則巧妙諷刺了小人得志、志士沉淪的奢靡景象。

白居易上書言事多獲接納，然而有時候他言事的風格，曾令唐憲宗感到不快，而向宰相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緻名位，而無禮于朕，朕實難奈。”李绛認為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勸谏唐憲宗廣開言路。兩年後的公元810年，白居易改任京兆府戶部參軍，811年母親陳氏去世，離職丁憂，歸下邽。814年回長安，授太子左贊善大夫。

同樣都是擔任左拾遺，杜甫與白居易有着根本的差别，這也是他們官運的分水嶺。

上任後，杜甫沒有遞送上任投名狀，也沒有書寫感恩詩，隻知道為朋友兩肋插刀，踩了政治高壓線。而白居易不但有《初授拾遺獻書》和《賀雨》等等，而且時刻不忘感謝皇恩。

這就是白居易悟出的政治智慧，也是官場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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