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鞅之前，秦國是一個任人欺辱的弱國，所以秦孝公才在流芳千古的《招賢令》中說：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然而到商鞅之後，經過商鞅一系列努力，秦國就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強國，逼得以前的老敵人、一直看不起秦國的魏國也不得不低下高傲的頭顱，很委屈的割地求和。

曆史上也有這樣的公論：秦穆公以後，秦國一個非常重要的君王就是秦孝公，而秦孝公之所以重要，之所以為之後秦統一六國打下堅實的基礎，與商鞅的功勞是分不開的。

于此而言，商鞅之于秦國，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功臣，秦國如果沒有商鞅，沒有商鞅的變法，以後的強大自然無從談起。可就這樣的人，秦孝公一死，秦惠文王繼位，他也不想想這個“王”是怎麼來的，上任伊始，就将商鞅車裂，并夷三族，給予了極為嚴厲的懲罰。

殺了商鞅，就意味着商鞅錯了，可秦惠文王呢，殺了商鞅之後并不妨礙他“不改商君”之法，不改商君之法就等于承認商鞅的功勞，承認商鞅的功勞卻将人處以車裂的極刑。

互相矛盾的兩種做法在秦惠文王手裡居然高度統一，他這麼做究竟是為什麼呢？

公子虔、甘龍、杜摯等人是誰？

秦國老貴族，有盤根錯節的勢力，秦國秦懷公、秦靈公、秦簡公、秦出公、秦獻公時期五代朝政混亂甚至君王更替都是由秦國老貴族一手操縱。

勢力之大已經可想而知。

秦孝公父親秦獻公時期，已經着手仿照魏國改革，可就是因為一個簡單的“初租禾”，承認土地私有，便觸及了舊貴族的利益，引起舊貴族的反對，所以非但不敢深入，而且還将打敗韓、魏兩國之後奪得的土地分給舊貴族，以博得他們的歡心。

同時為了擺脫舊貴族的控制，還專門将國都從雍城遷到栎陽。

當時秦國舊貴族的勢力就這麼大，大到可以影響國家決策，大到連君王都得忍讓三分。

秦獻公就小小改革一下，便費了那麼大周折，那商鞅呢，獎軍功、廢井田、郡縣制等等，都是從根本上否定貴族特權，要将他們的利益連根鏟除。

也就是說，在商鞅手裡，舊貴族與商鞅之間已是不可調和的生死矛盾了。

這樣的矛盾，秦孝公活着的時候他還可以設法平衡，但秦孝公一死，新繼位的秦惠文王沒那麼大能力，這時候以公子虔、甘龍、杜摯等為首的舊貴族就開始發難，污蔑商鞅造反，等于掀開了矛盾的鍋子，讓秦惠文王和商鞅之間做個取舍。

那麼，二者之間該選擇誰呢？

秦惠文王是一代英主，所以他深深的明白：商鞅的作用在于商鞅之法，如今商鞅的改革已經完成，商鞅之法已經深入人心，留着他也沒什麼用處，卻會引起舊貴族的一緻反對，從而給秦國造成混亂。

這樣一來，秦惠文王便已成竹在胸，如果兩方必須舍棄一個的話，那就隻能是已經57歲，對秦國沒什麼大用的商鞅了。

原因就是這麼簡單，這麼無情。于是，為了秦國的利益，秦惠文王明知商鞅冤枉，但還是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将商鞅車裂，夷三族，以平息舊貴族的怨憤。

商鞅就這樣死掉，如同一根嚼的沒味的甘蔗，可商君之法，商君精神卻得以千古流傳，所以，他還是幸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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