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晚年在陝西藍田辋川隐居，購宋之問的藍田山莊，經營辋川别業。他與友人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舊唐書》）。王維言其辋川别業有遊止二十處，兩人各賦二十首五言絕句結成《辋川集》。“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的鹿柴，“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的竹裡館……“無不入畫，無不有詩。”（元趙孟頫語）

多傳王維畫《辋川圖》于清源寺壁上。唐朱景玄在《唐代名畫錄》中稱《辋川圖》，“山谷幽盤，雲水飛動，意出塵外，怪生筆端。”至宋代，《辋川圖》真迹雖已毀成謎，但王維畫名尤盛。宋代《辋川圖》摹本不斷，以郭忠恕臨本最有代表性。此後元代有唐棣、王蒙、趙孟頫、商琦等，明代有仇英、文徵明，清初王原祁等摹本流傳。

如今在辋川可以找到一棵銀杏樹，據傳是王維手植。辋川山莊已不可見，但王維為後世營建了一座言說不盡的精神家園。

▌宋人摹《辋川圖卷》局部

大家都唱“南山南”

王維的辋川莊位于終南山，他在詩中自封“南山翁”。

史籍中，終南山常簡稱作“南山”。姜太公在這裡釣過魚，老子在這裡講過《道德經》，李廣在這裡打過獵，邵平在這裡賣過瓜。“壽比南山”的南山是終南山，“伐薪燒炭南山中”的賣炭翁是終南山人。

史之南山未必都是終南山，終南山之外亦有南山。比如《詩經》，提到南山的詩共十首。毛詩批注就說，齊風裡的南山是齊南山，曹風的南山是曹南山，剩下的才是周南山，也就是終南山。

“種豆南山下”的陶淵明，隐居在廬山，悠然所見的南山應是指廬山。唐代李白、白居易都在廬山隐居過。

陶淵明“南山種豆”，效仿的是漢代楊恽。楊恽位列九卿，後被罷官，隐居故裡，因和友人信中有“南山種豆”等句，疑似腹诽朝廷，而被腰斬。楊恽是陝西華陰人，隐居的南山應該是華山。他是司馬遷的外孫，太史公著罷《史記》，把原稿“藏于名山”，說是藏在楊恽的華山家裡。

唐代文人在終南山建别業是風潮。原因很簡單，一是風水好，二是離長安近。王維有詩“北阙獻書寝不報,南山種田時不登”，廟堂在北，山居在南，兩點一線構建了一條唐代文人的“終南捷徑”。那時大家都愛唱“南山南”，不過有人面北謀入世，有人朝南求出世。南山隐居未必意味着逃避，也可以看做一種抵抗的态度。“甯栖野樹林，甯飲澗水流。不用坐粱肉，崎岖見王侯。”王維在《山居秋暝》中表明的處世姿态，并非常說的風輕雲淡。

長安居不易，南山同樣居不易。杜甫早年本有“故将移住南山邊”的心願，終歸被逐出長安，遂唱“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漢唐之後，政治重心東移，開始“西北望長安”，但是南山仍然是一種精神象征，延續後世。如清代戴名世，著《南山集》，号南山先生，一生所願，是歸隐修史。未及歸隐，就因南山案發，被殺于市。

王維隐居是吃空饷？

晚年王維隐居山間，說是半官半隐。宋之問為《藍田山莊》做詩，将這種半官半隐稱為“吏隐”：“宦遊非吏隐,心事好幽偏。”

“吏隐”怎麼看都有點像“吃空饷”。唐代真的會為官員“吃空饷”開綠燈？不能簡單畫等号。

一是皇上帶頭。唐玄宗、中宗好宴遊。《全唐詩話》載，“凡天子飨會遊豫,唯宰相、直學士得從……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欽慕。”大臣韋嗣立就是好榜樣，他在終南山建有山莊，中宗禦駕親臨，與群臣寫詩唱和，開心之餘立封韋嗣立為逍遙公。所以建造别業、吟遊唱和自是上行下效。

二是制度使然。明代胡震亨在《唐音癸簽》說，當時朝廷“法禁頗寬，恩禮從厚”，假期很多，鼓勵“假日經濟”，提倡宴樂，不僅有旬假，還設有所謂三大節，會發過節費。“吃空饷”或許是修帶薪假。

三是情懷需要。白居易有詩《中隐》，說“終歲無公事，随月有俸錢”，似自得亦似自嘲。當官做事不做事，都不耽誤抱着個當隐士的心，時不時感懷一番。美國學者斯蒂芬·歐文研究唐代官員的隐士情結，認為這是當時文人的“角色扮演遊戲”：“詩人可以扮演起一個隐士的臨時角色,這與終生的抉擇劃清了界限。”

▌（明）仇英《辋川十景圖》（局部）

王維的辋川别業，還稱作辋川莊。唐代别業，稱呼繁雜，有莊園、莊田、莊墅、别墅、墅等，稱莊尤多，宋代史學家胡三省就把“别業”一詞注釋為“莊”。唐代是否有類似歐洲的莊園制經濟，衆說不一。但從王維詩文來看，辋川别業有田地果園，亦可耕樵漁讀，并非隻是詩人度假休閑的遊園。不論王維是不是在吃空饷，但他絕不是坐吃山空。

王維經營的辋川山莊到底是一處還是兩處，以及王維晚年隐居辋川的時間，學界有争論。《雲仙雜記》中載王維居豪宅、有潔癖：“王維居辋川，宅宇既廣，山林亦遠，而性好溫潔，地不容浮塵，日有十數掃飾者，使兩童專掌縛帚，而有時不給。”有學者質疑，辋川别業規模有多大？二十個遊止的莊園掃的過來嗎？王維家境不算好。其父早亡，家裡人口不少，家産并不寬裕，營置辋川别業時，王維僅任品秩不高的左補阙，有财力賣這麼大一個莊子嗎？

《辋川圖》上的二十遊止是否可算園林景觀，姑且不論，《辋川圖》對後世園林的影響力是毋庸置疑的。後世建園，都有個“辋川”模闆。如清代所建曾園，原址是明代萬曆年間錢岱所築的“小辋川”。清代袁枚在南京建随園，景點排布參照辋川題名，“以效辋川雲”。康熙年間的大學士明珠在北京西郊建自怡園，園内取二十一景，目的是為了比王維的辋川多一景。

王維是二流畫家？

“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王維信佛，講輪回，自認上輩子應該是畫畫的。

王維繪畫，成南宗一派始祖，為明代董其昌所認定。董其昌認為，唐代禅宗應分南北二宗，畫壇也是分為南北二宗。北宗以李思訓父子為代表，南宗第一人則是王維，南宗畫即文人畫，“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畫禅室随筆·卷二》）。

唐代畫論，對王維畫的評價不能說不高，但并沒有達到宋明之高度。張彥遠作《曆代名畫記》，說王維畫“餘曾見破墨山水，筆迹勁爽”，不過又批評“人家所蓄多是右丞指揮，工人布色，原野簇成，遠樹過于樸拙，夏務細巧，翻更失真”。

何謂破墨？清代沈宗骞說：“以淡墨潤濃墨，則晦而鈍；濃墨破淡墨，則鮮而靈。故必先淡而後濃者為得，此即所謂破墨法也。”張大千先生曾言“潑墨易、破墨難”：“予年六十，忽撄目疾，視茫茫矣，不複刻意為工，所作都為減筆破墨。”

唐代朱景玄撰《唐朝名畫錄》，可視為唐代畫壇的“琅琊榜”。該榜單收錄唐代畫家共124人，分“神、妙、能、逸”四品。吳道子是神品上，獨居榜首。王維列妙品上，“故庾右丞宅有壁畫山水兼題記,亦當時之妙。故山水、松石,并居妙上品。”大緻來說，王維排在十名開外，二流之列。

王維繪畫在唐代為何被看低了一線？王世襄先生在《中國畫論研究》一書中指出，這是王維畫風與唐代以吳道子為首席的正宗畫派不同之故。“摩诘之破墨畫，必受禅家恬靜思想、水木琴書、高雅生活及文學修養三者之影響而成。不重表面，不重色彩，重在表現内性之作品。于唐代畫壇中，此等作風，定甚孤立，而不能為當時論者所了解。”

▌（清）金學堅《 辋川圖》

因詩成名，還是因畫成名？

一個有趣的現象，《舊唐書》說王維因詩成名，“維以詩名盛于開元、天寶間。”《新唐書》說王維是因畫成名。“維工草隸，善畫，名盛于開元、天寶間。”其後内容差不多，就是王維在長安洛陽得到諸如甯王、薛王等貴族豪強的歡迎，“拂席迎之”，“待之如師友”等。

《舊唐書》成書于後晉，《新唐書》編纂于北宋。王維的畫名，從北宋起，《宣和畫譜》載宋禦府收藏王維作品126件。宋代重畫，開國之初即設立翰林國畫院。到了徽宗年間，更是對畫人推出一系列優待政策，并以詩句入畫題，選拔畫人。

蘇轼對王維推崇備至，“味摩诘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诘之畫，畫中有詩”是東坡名論。後世對王維畫的評價，大多和蘇轼“詩畫一體”的見解保持一緻，如《宣和畫譜》所說：“觀其思緻高遠，初未見于丹青，時時詩篇中已自有畫意。”

作為東坡傳人，秦觀以自身經曆，把《辋川圖》推至新高度。在《書辋川圖後》一文中，秦觀說自己得了腸癖之疾，躺在床上看《辋川圖》，“數日，疾良愈”，沒吃藥就好了。清代詩人王士祯在《香祖筆記》中說《辋川圖》簡直是“特效藥”、“保健藥”：“蓋少湘（秦觀字少湘）觀《辋川圖》而疾愈；黃大癡、沈石田、文衡山輩皆工畫而享天年，人謂是‘煙雲供養’，則特健藥，宜矣。”

至元人《琅嬛記》（一說是宋人僞托）故事中，王維的畫技已成神技。《琅嬛記》載，王維曾為岐王畫了一大山石，岐王就是杜甫詩中“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的那個岐王，“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緻”，忽然一日，風雨雷電之後，大石飛走了，隻留空軸。到了唐憲宗的時候，大約百年之後，高麗使臣進獻了一奇石，石上有王維字印，經過鑒定，字印确實是王維真迹。

《辋川圖》，一如山水相間的辋川山居，今人已無緣得見。時代變遷，對王維詩畫格局的評價會有偏差，但是王維以山水詩畫共建的精神辋川，“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在各個時代都能獲得情感共鳴，現世依然。（責編：沈沣）

來源：北京晚報·五色土

作者 五柳

編輯：白杏珏

流程編輯：吳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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