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殷商時期文學語言的代表文獻是殷商甲骨蔔辭、銘文和《尚書·商書》，這些文獻的語言可以稱之為“殷商古語”，特點是艱深古奧。西周時期存在兩套書面語言：一是沿襲前朝的“殷商古語”，另一是周人通過揚棄“殷商古語”并提煉周人口語而形成的“文言”。這兩套語言，一主一次，一雅一俗，一難一易，一因一革，區分十分明顯。西周銘文、周原甲骨蔔辭、《周書》《周頌》《大雅》語言因襲“殷商古語”，《周易》卦爻辭、《國語》中西周散文和《詩經》西周風詩則采用相對平易的“文言”。随着曆史文化條件的變遷，“殷商古語”逐漸走向衰落，“文言”因其接近時代、貼近生活、易懂易寫、便于交流而廣為接受，成為春秋戰國以後的主流文學語言。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商周文學語言的演變”(項目編号12BZW025)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陳桐生，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文學院教授，出版過專著《孔子詩論研究》等。

中國文學史上有兩個時期語言變化最大：一是在商周時期，中國文學語言在殷商起步并定型，形成了“殷商古語”艱深古奧的特色。西周時期，“殷商古語”繼續占據文壇主流地位，但亦有部分作品嘗試運用周人的“文言”。随着曆史文化條件的變遷，周人“文言”逐漸取代具有七八百年曆史的“殷商古語”，成為自春秋戰國至中國現代“新文化運動”以前的文學語言，這是中國文學語言第一次大變革。二是在中國現代“新文化運動”時期，“白話”取代“文言”。第二次文學語言大變革是由當時文壇領袖胡适、陳獨秀等人振臂提倡，它來得迅猛而劇烈，堪稱是一種“斷崖式”巨變。第一次語言變革則呈現出一個長期的、自然的、漸變的過程。惟其如此，第二次文學語言變革廣為人知，而第一次文學語言巨變卻少有人論及。因此，揭示商周時期中國文學語言的巨變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 中國文學語言的起點：殷商古語

什麼是文學語言?學術界将文學語言劃分為廣義和狹義兩個層次。“廣義的文學語言，泛指在民族共同語基礎上經過加工提煉而成的規範化語言，它包括文學作品的語言，也包括科學著作、政治論文和報紙雜志上所用的一切書面語言，以及經過加工的口頭語言。”“狹義的文學語言，是指文學作品的語言，即詩歌、小說、戲劇文學、散文等文學創作中的語言，以及人民大衆口頭創作中經過加工的語言。”①文學性和審美性是文學語言的兩大特性，“文學語言是對普通語言的語音、語義等的審美特性的運用、加工與升華”(《文學語言學》，第4頁)。本文所指的商周時期文學語言大都是在廣義層面上而言的。

殷商甲骨文是迄今為止最早的成熟的中國文字，因此我們将中國文學語言的起點定在商朝。現存殷商文獻有甲骨蔔辭、銅器銘文和《尚書·商書》，此外還有存在不少疑問的《詩經·商頌》。甲骨蔔辭與銘文是可靠的第一手殷商語言資料，而著于簡帛的《商書》和《商頌》就要複雜得多，因為它們在傳播過程中或多或少地經過後人的改動。《商書》中的五篇文章，《盤庚》(上、中、下)是古今學者公認的殷商文獻，但即便如此，《盤庚》中也有後人羼入的文字。其他四篇殷商文诰中也有周人的文字②。因此我們在論述時要特别謹慎小心，盡量避免将《商書》中的周代語彙作為殷商語言來讨論。情況最複雜的是《商頌》，古今學者對《商頌》有“商詩”和“春秋宋詩”兩說。從現有文獻來看，“宋詩說”遇到強有力的反證材料③；但如果将《商頌》視為商詩，它的語言難度又明顯低于《詩經·周頌》；若要将它視為周詩，文獻又不足以證明。為了行文的嚴謹，本文采用阙聞則疑的方法，暫不将《商頌》作為殷商語言的論述對象。

殷商文獻中有相當多的生僻詞語，語彙底色相當古老，殷商文法在大的方面與後世文言相近，但也有不少特殊之處。奇異的文字符号，古老艱深的語彙，具有特定含義的成語，大量的通假字、假借字，似通非通的語句，沒有規律的濃縮，間或出現的特殊文法，程式化的行文，還有因為甲骨斷殘和青銅器鏽蝕而造成的文字殘缺，這些因素使殷商文獻很難讀懂。殷商文獻語言與春秋戰國以後的語言差異甚大，為了區别起見，本文将殷商文獻語言以及西周時期仿古的文獻語言稱為“殷商古語”，将從周民族興起并逐漸流行的語言稱為“文言”。蔔辭、銘文、《尚書》文诰三者語言差異甚大，但它們仍然存在某些相同的時代特色，古奧艱深是“殷商古語”的共同點，其中各體文獻語言又有自己的特點。

甲骨蔔辭是殷商文獻中難度最大的語言。現存殷商蔔辭始于盤庚迄于帝辛。完整的蔔辭有叙辭、命辭、占辭、驗辭幾個部分，格式固定，有一套不易理解的占蔔術語。例如：“癸巳蔔，争，貞有白彘于妣癸，不左。王占曰：‘吉，勿左。’”④在這條蔔辭中，“有”通“侑”，是商代祭名。“左”意為“吉利”。不懂得“有”“左”就無法讀懂這條蔔辭。又如：“戊申蔔，貞：其品司于王出?”(《甲骨文合集》23712，第3038頁)“品”是商代祭名，“司”是神名。這條蔔辭貞問：在商王出去的時候，以品祭方式來祭祀司神好不好。蔔辭有一些屬于自己的特有詞彙，如未來名詞“羽”“生”，車馬單位名詞“丙”，語氣副詞“惠”“氣”“骨”，否定副詞“弱”“妹”，情态副詞“遲”“迅”，時間副詞“鼎”，範圍副詞“同”“曆”，介詞“邲”“攣”，連詞“兄”“氐”“延”，語氣詞“執”等，都不見于殷商其他文獻⑤。蔔辭中還有一些成語，如“茲蔔”“求年”“大啟”等等⑥。蔔辭文法與後來“文言”大體一緻，但也有一些特殊文法，例如，蔔辭以“勿”作為否定句代詞賓語前置詞，用“惠”提示賓語前置，将副詞“其”用在動詞和賓語之間，一個動詞帶三個賓語，等等(《甲骨文語法學》，第291—296頁)。

甲骨蔔辭具有某些文學因素，但對它的文學成就不能估計過高。蔔辭往往從東南西北幾個方位進行貞問，構成整齊的句子排列，例如：“癸卯蔔，今日雨?其自西來雨?其自東來雨?其自北來雨?其自南來雨?”(《甲骨文合集》12870，第1816頁)有些論者将這條蔔辭與漢樂府《江南》比附，視其為歌謠，其實四方貞問是蔔辭的格式要求，與《江南》隻是偶然的形式巧合，雖然這類蔔辭句式整齊，但不能将它們視為古代歌謠。此類蔔辭每句最後一字相同，也不能将其看作是押韻。不過，有些蔔辭善于描寫事物，例如：“王占曰：有祟。八日，庚戌，有各雲自東，宦母。昃，亦有出虹，自北飲于河。”(《甲骨文合集》10405，第1532、1533頁)蔔辭大意是，商王占蔔說，有災禍。到了八日庚戌，東邊烏雲彌漫，天空昏暗。到日頭偏西時，天上出現彩虹，虹的一頭在天空北面，另一頭直插黃河，如同巨龍飲水。蔔辭從烏雲彌漫寫到彩虹出現，特别彩虹飲河的描寫，充滿了想像力，“飲”字尤其傳神。

蔔辭并非通體難解，它有一批淺易的基本詞彙。如“日”“月”“星”“麥”“禾”“粟”“牛”“羊”“馬”等，它們在“文言”和“白話”中仍然繼續運用。

殷商銘文出現的時代較甲骨蔔辭要晚一些。現存最早的青銅器銘文是武丁晚期作品。從武丁晚期到文丁時期的銘文語言比較簡單，少則一兩個字，多則三五個字。有些銘文記載族名，如“亞矣(疑)”“亞弜”等⑦。有些銘文記載器主之名，如“子妥”(《殷周金文集成》3.1301，第287頁)、“婦好”(《殷周金文集成》3.1337，第295頁)等。有些銘文記載被祭者之名，如“且(祖)丁”(《殷周金文集成》3.798，第41頁)、“司(一說“司”當為“後”)母戊”(《殷周金文集成》4.1706，第52頁)等。有些銘文标記銅器所放位置，如侯家莊西北岡1001号商代墓葬出土的三件盉，銘文分别為“左”“中”“又(右)”(《殷周金文集成》15.9317，第71頁)，這三條銘文就是标明三件盉在墓室擺放的位置。有些銘文記載職官，如“夫冊”(《殷周金文集成》2.392，第14頁)。這些早期銘文隻是青銅器上的标記，還不能算是一種獨立文體，談不上有什麼文學性。到帝乙、帝辛時期，開始出現三四十個字的記事銘文，如《我方鼎》四十一字，《四祀卣》四十二字。此時銘文重點漸漸落在記載功烈祭祀先祖之上，并有“用乍(作)某尊彜”等套語。如《小臣缶方鼎》：“王易(錫)小臣缶湡責(積)五年，缶用乍(作)享大子乙家祀尊。”⑧商王将湡地五年的賦稅賞賜給小臣缶，缶為此作祭祀禮器。又如《小臣邑斝》：“癸子(巳)，王易小臣邑貝十朋，用乍(作)母癸尊彜，隹(唯)王六祀，彡(肜)日，才(在)四月。亞矣(疑)。”(《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3卷，第6頁)癸巳日，商王賜小臣邑貝十朋。小臣邑為此鑄作祭祀母癸的斝，時在帝辛六年四月，族徽“亞疑”。殷商銘文中多用通假字和假借字。通假字如“隹”通“唯”，“彡”通“肜”等。假借字如“錫”借為“易”，“泛”借為“凡”等。殷商銘文中不少人名、地名、官名、祭名、物名難以辨認。從總體上看，殷商銘文語言簡樸，尚處于起步階段。

對後世散文影響最大、傳播最廣、最有代表性的“殷商古語”，還要算《商書》語言。傳世的《商書》有五篇：《湯誓》《盤庚》(上、中、下)、《高宗肜日》《西伯勘黎》和《微子》。殷商古老語彙構成了《商書》語言的艱深底色。這些古老語彙分兩種情形：一是文字生僻，如“懖懖”(意為“拒絕善意”)、“敩”(意為“體察”)、“憸”(意為“小”，以上見《盤庚上》)、“厎”(意為“緻”)、“咈”(意為“違背”)、“颠隮”(意為“隕墜”，以上見《微子》)等。二是常字古義，即詞語是後世“文言”中常見的詞語，但詞義卻是殷商古義，讀者往往識其字而不知其義。名詞如稱國都為“邑”(《盤庚上》)，稱年輕人為“沖人”，稱天子為“天胤”(《高宗肜日》)，稱衆位官員為“師師”(《微子》)。動詞如用“劉”(《盤庚上》)表示殺戮，用“厎綏”(《盤庚上》)表示安定，用“和”(《盤庚上》)表示宣布，用“猷”(《盤庚上》)表示謀劃，用“話”(《盤庚中》)表示會合，用“臭”(《盤庚中》)表示枯朽。形容詞如把大說成“丕”(《盤庚中》)或“圖”“戎”(《盤庚上》)。代詞如把如何說成“如台”。連詞如把于是說成“越其”(《盤庚上》)或“丕乃”(《盤庚中》)，等等。《商書》所用的語助詞是“越”“式”“誕”“肆”“猷”“丕”等，與春秋戰國以後的“之”“乎”“者”“也”等完全不同。将這些古老語彙組成句子，讀者便會覺得如讀天書。例如：《盤庚下》“吊由靈各”⑨：吊，淑、善；靈各，神靈，“吊由靈各”意為“遷殷之善是由于上帝的神靈”。《微子》：“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尚書校釋譯論》，第2冊，第1076頁)發，起；出，出逃；狂，讀為“往”；吾家，我；耄，昏亂；遜，順；荒，讀為“亡”。這兩句是說：“我是選擇出逃呢，還是昏昏然随同殷朝一起滅亡呢?”《商書》古老語彙多如此類。

《商書》中有些語彙是殷商成語。王國維指出，“古人頗用成語，其成語之意義，與其中單語分别之意義又不同”⑩。古代不少注家未能認識到這一點，他們往往從“單語”角度解釋《商書》中的成語。例如《盤庚中》“鹹造勿亵在王庭”，僞孔安國傳：“衆皆至王庭，無亵慢。”(11)僞孔傳把“勿”解為“無”，把“亵”釋為“亵慢”，這雖然勉強可以說得通，但卻與上古禮俗不符：在商王掌握臣民生殺予奪大權的時代，焉有臣民敢在王庭亵慢之理?劉起釪指出，“勿亵”是古成語，意為“不安”(《尚書校釋譯論》，第2冊，第903頁)。這個解釋準确地描繪了臣民在王庭緊張、惶恐、局促、不安的情态，比“無亵慢”之說強多了。近現代學者相繼發掘出《商書》中一些殷商成語，諸如“罔知”(見《盤庚上》，意為“不保”，用楊樹達說)、“慼鮮”(見《盤庚中》，意為“保護”，用劉起釪說)、“在上”(見《盤庚中》，意為“在上天那裡”，用劉起釪說)、“爽德”(見《盤庚中》，意為“離心離德”，用劉起釪說)、“小大”(見《微子》，意為“從下至上許多人”，用劉起釪說)等等。“殷商古語”中的成語與“文言”“白話”中的成語有四點不同：一是“殷商古語”中的成語多為兩字，而“文言”“白話”中的成語多為四字；二是“殷商古語”中的成語往往用通假字或音近字表示，形成同一成語多種字符的情形，如“緻告”(見《盤庚上》和《微子》，意為“傳達、相告”，用劉起釪說)又作“指告”，“文言”“白話”中的成語字符則基本是穩定的；三是成語來源不同，“殷商古語”中的成語是直接從口語中提煉的，而“文言”“白話”中的成語則一般來源于文獻典籍；四是“殷商古語”中的成語到秦漢以後就不再有人使用，而“文言”中許多成語至今仍活在“白話”之中。

《商書》某些語句因其過于濃縮而導緻理解困難。如《盤庚上》“無傲從康”，盤庚語意是“你們不要驕傲，不要放縱，不要貪圖安逸”，史官本應寫成“無傲，無從(縱)，無康”，但他省略了後兩個“無”。今人可用頓号來表明這是三層意思，寫成“無傲、從、康”，但古代沒有句讀，閱讀難度可想而知。同樣的例子又見于《盤庚下》“予其懋簡相爾”，懋，勉勵；簡，挑選；相，視才而用。這一句意為：“我将會勉勵你們，從你們當中挑選人才，視你們的才能而加以任用。”三層意思被史官濃縮為一句。再如《盤庚下》“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從東漢鄭玄到宋人蔡沈都未能把此句講清楚，直到近人戴鈞衡《書傳補商》，才把這一句話意思講通。鞠，養育；謀，謀劃；保，安；居，居住；叙，任用；欽，尊敬。這一句意為：“凡是那些能夠養育民衆的人，以及那些為民衆安居謀劃的人，我都會叙用他們，尊敬他們。”這些意思今天要用四句話才能表達清楚，卻被《盤庚下》作者濃縮在一個九字句之中。以上是記言句的例子，語句濃縮的情形也見于《商書》的叙述句。如《盤庚上》“率籲衆戚出矢言”：率，因；籲，呼；衆戚，衆位貴戚；矢言，誓言。此句因過于簡略而導緻注家不同解釋：僞孔傳以為是盤庚對憂慮之人講話，吳澄、姚鼐以為是盤庚對不願遷都之臣講話，牟庭主張是不願遷都大臣對盤庚講話，俞樾認為是盤庚呼貴戚出來，讓他們向民衆傳達自己的講話(《尚書校釋譯論》，第2冊，第935、927、927、930頁)。從上下語境來看，當以俞樾解釋為正确。這句話有三層意思：一是盤庚呼貴戚出來；二是盤庚向貴戚發表講話；三是盤庚要求貴戚将自己的誓言傳達給民衆。《盤庚上》作者或許沒有想到，他的一個叙述句竟讓後人猜了三千多年。

《商書》大量運用通假字和假借字(12)。例如，《西伯勘黎》“天既迄我殷命”，俞樾指出，當時殷朝尚未滅亡，“既”不能解為“已經”，而應解為“其”，意為“将要”。“天既迄我殷命”，意謂“上天将要終止我們殷國的大命”(13)。又如《微子》“天毒降災荒殷邦”，《史記·宋微子世家》寫作“天笃下災亡殷國”(14)，“毒”與“笃”通，笃，厚也，“荒”與“亡”通。“天毒降災荒殷邦”，意謂“天厚降災來滅亡殷國”。《商書》常用假借字。例如，“修”是“攸”的假借(見《盤庚上》，用孫诒讓說)，“則”為“賊”的假借，“倚”是“踦”的假借(見《盤庚中》，用陳喬枞說)，“沖”為“童”的假借(見《盤庚下》，用劉起釪說)，等等。《商書》古注中那些“讀為”某音的字也是假借字，如“選”讀為“纂”(用俞樾說)，“昏”讀為“敏”(用劉起釪說。以上見《盤庚上》)，“失”讀為“佚”(用劉起釪說)，“浮”讀為“佛”(用俞樾說。以上見《盤庚中》)，“怠”讀為“怡”(用于省吾說)，“懋”讀為“勖”(用劉起釪說)，“多”讀為“侈”(用吳汝綸說)，“綏”讀為“佗”(用楊筠如說)，“庸”讀為“封”(用楊筠如說。以上見《盤庚下》)，“方”讀為“傍”(用段玉裁說)，“雠”讀為“稠”(用鄭玄說)，等等。識讀《商書》這些通假字和假借字，需要有足夠的學力和才力，《商書》中不少通假字、假借字是在千百年之後才被那些飽學之士認出來的。

以古老語彙作為語言底色，于古語之中多用殷商成語、通假字和假借字，組合成句時又高度濃縮，古奧艱深的《商書》文诰語言就是這樣煉成的。

“殷商古語”是中國最早的文學語言，它奠定了書面漢語語音、文字、詞彙、語法的基本格局，其開創之功不可埋沒。作為發轫期的文學語言，“殷商古語”的難度也是最高的。迄今為止，還有幾千個甲骨文、銘文的字符不能辨識。《商書》雖然經過曆代學者考釋而基本可以講通，但是并不能保證這些訓釋完全正确。拿文學性、審美性标準來審視蔔辭、銘文和《商書》語言，顯然它們都還缺乏。有必要說明，“殷商古語”中多少也有簡易的因素，“殷商古語”中的部分淺易語彙在“文言”乃至“白話”中繼續使用，“殷商古語”文法與後世的“文言”“白話”大體一緻，《商書》中偶爾有一些生動的比喻，如“若火之燎于原”“無起穢以自臭”等，都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二 西周對“殷商古語”的因襲和新變

在中國文學語言發展史上，西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文學語言在此時正經曆着重要的因革。西周存在着兩套文學語言：一是相對簡潔平易的周人“文言”；二是晦澀艱深的“殷商古語”。兩套語言系統，一主一次，一雅一俗，一難一易，一因一革，區分十分明顯。在西周前中期，“殷商古語”占據文壇主流地位，周人的“文言”處于次要地位。“文言”的情形留待下文讨論，本節專論西周的“殷商古語”。周人在祭祀、誓師、訓诰、冊命、紀勳、占蔔等重大典禮場合都運用“殷商古語”，西周重要文獻如《周書》《周頌》《大雅》、蔔辭、銘文的語言都是沿襲殷商。《詩經·大雅·文王》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15)周人既然自信以舊邦而獲新命，為何不能開一代語言新風，大膽地運用周人的“文言”，而要沿襲深奧的“殷商古語”呢?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說曆史文化因素。據《史記·周本紀》載，周是夏、商主盟下的一個西方諸侯小國，從後稷之子不窋奔竄戎狄以下十二代，周人都是處于戎狄之間，過着亦夏亦夷的生活。直到後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由豳遷岐，周人才開始有意識地“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史記》卷四《周本紀》，第1冊，第114頁)。經過太王、王季特别是姬昌幾代人的經營拓展，到殷商末年，周人的政治、軍事勢力迅速擴展，達到“三分天下有其二”(《論語·泰伯》)的程度。盡管如此，周人的成就主要體現在政治、軍事領域，在文化上要遠遠落後于有着近六百年發展史的殷商。唯其如此，周人對殷商文化抱有一份敬畏心理。殷商末年，在記載周人向殷商進貢方物的甲骨文中，周人自稱“小邦周”，對商則稱“大邑商”，這兩個稱呼道盡了周人面對具有悠久文化傳統的殷商的謙卑心理。滅商以後，周人雖然在意識形态和禮樂制度上多有革新，但仍在很多方面因襲殷商。論者指出，在周初二十種祭禮中，有十七種祭祖禮都是殷周同名(16)。楊寬《西周史》指出，先周文化隻有陶鬲而沒有陶鼎，周人的銅鼎是從商文化中學來的。郭沫若在《青銅時代》中，将殷商末年和西周成、康、昭、穆時期的青銅器劃為同一時期彜器。他們從文物考古角度證明了商周之際的文化傳承。周公制禮作樂，詩人歌詠王季、姬昌與大邦殷商的聯姻，《詩經·大雅·大明》說：“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王季娶殷商女子太任為妃，太任生文王姬昌，她在周民族文化中有着聖母一般的地位。《大明》又說：“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毛詩正義》，第967、968、970頁)詩中歌詠的這位大邦之子就是來自殷商的文王之妃太姒。從這些詩句中可以深切地體味到，周人認為“大邑商”血統高貴，即使是在滅商之後，周人仍以能夠與“大邑商”聯姻為莫大的榮耀，從而在國家大典中予以歌頌。了解商周之際兩個民族的曆史文化差異以及在這種特定曆史情境下的周人心理，就不難理解周人為何沿用“殷商古語”。

其次，商周之際，有一批學養深厚的殷商史官因不滿纣王殘暴統治而由商奔周，成為周人文诰、頌詩、銘文、蔔辭創作的主體力量。例如，辛甲就是歸周的殷商著名史官。《史記·周本紀》載：“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史記集解》引劉向《别錄》說：“辛甲，故殷之臣，事纣。蓋七十五谏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為公卿，封長子。”(《史記》卷四《周本紀》，第1冊，第116頁)辛甲歸周之後，被任命為周國太史，成為周文王的股肱之臣。西周初期另一著名史官尹佚(又稱史佚、史逸)可能也是從商朝而來。商代晚期銅器有《尹光鼎》，西周早期銅器有《尹伯甗》，透露出尹氏由商轉周的軌迹。尹佚歸周當在文王之世，他曆仕文、武、成三朝。據《逸周書·克殷解》載，周人克殷之後，他在武王代殷儀式中宣讀受命文書，并主持“遷九鼎三巫”之禮。《逸周書·世俘解》載，周武王舉行獻俘禮，命史佚在“天室”宣讀冊書。商周之際的著名壽星彭祖也是由商歸周的史官，他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17)。《呂氏春秋·先識覽》載：“殷内史向摯見纣之愈亂迷惑也，于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18)向摯奔周時帶來了殷朝的“圖法”，作為見面禮獻給新主。《史牆盤》載：“于武王既氒殷，微史剌且乃來見武王，武王則令周公舍于周，卑(俾)處。”(《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3卷，第154頁)這位微史是歸順周武王的衆多殷商史官之一。殷商史官由商奔周，直接将“殷商古語”帶到西周。西周初年某些重要文诰就是出于辛、尹等史官之手。《尚書·洛诰》載：“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同篇又載：“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诰。”(《尚書校釋譯論》，第3冊，第1497頁)這兩處的“逸”即尹佚，《洛诰》即是尹佚之作。《左傳·襄公四年》載魏绛之語雲：“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19)《周書》中一批語言艱深的篇章，諸如《大诰》《康诰》《酒诰》《召诰》《多士》《多方》《君奭》《立政》等都作于西周初年，它們很可能是由商奔周史官的作品。

最後，文學語言本身有其穩定性和延續性。在文化諸要素之中，語言的變化最為緩慢，不會因為改朝換代而輕易改變。易代可以給文學語言增添若幹新的詞彙，但不會使語言發生質變。這是因為，語言隻是一種思想交流工具，這一個政治集團可以用它，另一個對立的政治集團同樣可以用它。因此，“殷商古語”并沒有因為殷商王朝的覆滅而被丢棄，反而在新生的政權之下重獲生機。

周人蔔辭、銘文、雅頌和文诰都在不同程度上因襲“殷商古語”。周原蔔辭的刻寫風格接近帝乙、帝辛時期的殷人蔔辭，以至于有些學者懷疑它們就是出于殷人之手(20)。西周銘文是沿着殷商銘文的路子走下來的。某些殷商銘文套語在西周得到沿用，如“用乍某尊彜”“隹王某祀”等，西周銘文也像殷商一樣多用通假字和假借字，如“苟”通“敬”、“或”通“國”、“屍”通“夷”等等。《詩經》雅頌語言像殷商文獻一樣晦澀艱深。茲舉一例，《國語·周語下》載晉國大夫叔向逐字解說《周頌·昊天有成命》：“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後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後受之，讓于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甯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21)叔向之所以要逐字訓釋，是因為到春秋時期，人們就已經讀不懂《周頌》了。《周書》語言尤其深得《商書》的神髓，《商書》語言的幾大核心要素——古老語彙、成語、通假、假借、濃縮——都在《周書》中得到完滿的繼承。《周書》語言底色一如《商書》古老，例如《大诰》稱“政權長久”為“大曆”，把“高官厚祿”稱作“大服”，将“不可相信”稱為“棐忱”等等。《周書》的語助詞如“越惟”“爽惟”“迪惟”“誕惟”“洪惟”等，在“文言”中是看不到的。《周書》運用了不少成語。經王引之、孫诒讓、王國維、楊筠如、于省吾、劉起釪等人發掘的成語有：“昧爽”(意為“天快亮之時”)、“昏棄”(意為“背棄”)、“敷佑”(意為“普有”)、“由哲”(意為“昌明”)、“迪知”(意為“用知”)、“丕丕基”(意為“偉大的基業”)、“作求”(意為“仇匹”)、“初基”(意為“開始”)、“保乂”(意為“保有并治理”)、“速由”(意為“趕快按照”)、“敬忌”(意為“敬畏”)、“丕顯”(意為“偉大光輝”)、“冒聞”(意為“上聞”)、“天顯”(意為“天命”)、“迪屢”(意為“屢次興作”)、“要囚”(意為“幽囚”)、“所其”(意為“自始”)、“監茲”(意為“鑒戒”)、“靈承”(意為“善受”)、“庸釋”(意為“用厭”)、“丕時”(意為“大承”)、“答揚”(意為“答謝頌揚”)、“降格”(意為“神來享佑”)、“昭登”(意為“往來”)等等。《周書》多用通假字，如在《康诰》中，“眚”通“省”、“懋”通“茂”、“衣”通“殷”。《周書》多用假借字，如在《大诰》中，“明”是“命”的假借、“棐”是“匪”的假借、“逝”是“誓”的假借、“吊”是“淑”的假借、“極”是“亟”的假借、“兄”是“贶”的假借，等等。《周書》中有一些濃縮句，如《梓材》“肆亦見厥君事戕人宥”(《尚書校釋譯論》，第3冊，第1422頁)，此句意謂臣下看到君主任用戕害人者，且寬宥其罪，史官将兩層意思縮為一句，第二層意思僅用一個“宥”字表示，且省略主語。又如《無逸》：“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尚書校釋譯論》，第3冊，第1539頁)完整句子應該是：“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無淫于逸，無淫于遊，無淫于田。”周初諸诰的語言難度并不在《盤庚》之下。

周人對“殷商古語”并非亦步亦趨，而是在因襲基礎上銳意開拓，使“殷商古語”在西周呈現出兩大新變：

新變之一，是某些殷商文體語言在周人手中得到全面發展，典型的例子是銘文。銘文在殷商起步，它的真正黃金時代是在西周。西周銘文篇幅比殷商要長得多，特别是到了西周中晚期，長篇銘文大量湧現，如《曶鼎》380字，《毛公鼎》497字。西周銘文内容遠比殷商廣泛，舉凡祭祀、賞賜、訓诰、燕飨、田獵、征伐、冊命、紀勳、訴訟、盟誓、訂契、買奴等，都見于彜器銘文。銘文篇幅與内容的拓展，自然會帶來語言變化。西周武、成時期銘文用詞比較簡單樸素，以單音節詞彙為主。從西周康王時期開始，銘文中的雙音節語彙漸漸增多，詞彙呈現出逐步豐富的趨勢。以《大盂鼎》為例，文中就有“不(丕)顯”“四方”“妹(昧)晨”“朝夕”“奔走”“召夾”“罰訟”“人鬲”等雙音節詞。西周銘文的詞彙比殷商要豐富得多，例如，西周銘文中僅表示賞賜、給予意思的動詞，就有“畀”“兄”“赍”“商”“易”“厘”“饋”“賄”“贈”“授”“禀”“遺”“綏”“惠”“匄”等。其他如“對揚”和“答揚”、“皇休”與“魯休”，都是用不同詞語來表達相同意思。頌揚性語彙在西周銘文中大量湧現，如頌揚王侯時多用“不(丕)顯”“休善”“穆穆”“懿釐”，稱頌天命時用“冬(終)命”，贊美祖考時稱“文人”“文祖”“文考”“文母”，贊美先祖美德時用“淵克”“競敏”“休宕”“恭純”，祝福尊者長壽用“萬年壽考”“黃耇”“黃發台背”等語。周恭王時期的《史牆盤》曆頌文、武、成、康、昭、穆等先王功績，作者在每一位周王都用了一個修飾語，用“強圉”修飾武王，用“憲聖”修飾成王，用“睿哲”修飾康王，用“宏魯”修飾昭王，等等。西周銘文語法結構與後世大體相同，但也有少數特殊語法現象。有些銘文用補語承擔定語功能，如《禦正衛簋銘》：“懋父賞禦正衛馬匹自王。”(《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3卷，第84頁)此句意謂伯懋父将王賞賜的馬轉賜給禦正衛。補語“自王”放在雙賓語“禦正衛”“馬匹”之後。銘文中被動句的結構也與後世不盡相同，如《臣卿鼎銘》：“臣卿易(錫)金。”(《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3卷，第88頁)此句意為公賜臣卿金，臣卿是此句的受賜者。銘文還有倒文現象，如《王臣簋銘》：“不敢顯天子對揚休。”(《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3卷，第177頁)正常的語序是“敢對揚天子不顯休”。西周銘文格式套語不僅增多而且變長，出現“某拜稽首，對揚王休，用乍某尊彜，其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之類的組合性套語。辭藻的豐富，用語的典雅，篇幅的擴展，内涵的厚重，使西周銘文語言呈現出博約溫潤的風格，其藝術成就明顯超越殷商。

新變之二，是《周書》《周頌》《大雅》、西周銘文語言互相滲透。例如，《周頌·清廟》中“多士”“奔走”“丕顯”“對越”“無射”等詞語多見于《周書》和西周銘文。《大雅·皇矣》：“帝作邦作對。”“作邦”一語又見于《大盂鼎》，意謂“建國”。《大雅·大明》：“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難忱”即《君奭》“天難谌”，意謂“天不可信”。《大雅·下武》中的“作求”一詞又見于《康诰》，意為“作匹”。《大雅·卷阿》中的“彌爾性”與《尨姞敦》《齊子仲姜镈》“彌生”意義相同，意為“永命”。《大雅·韓奕》中的“不庭方”又見于《毛公鼎》，意為“不朝之國”。《大雅·江漢》中的“戎公”即《虢季子白盤》“戎工”，指的是兵事。《大雅·江漢》：“天子萬年。”此句又見于《剌鼎》。《大雅·抑》中的“遠猷”一語見于《史牆盤》。《大雅·民勞》“柔遠能迩”之語見于《大克鼎》。《周書》中的語氣詞如“烏虖”“繇”“巳”等也見于銘文。西周成、康時期銘文以散句為主，間或出現韻語，如康王時期的《大盂鼎》。大約從恭王時代起，有些銘文多用帶韻的四言句，這些用韻的四言銘文頗似《詩經》中的雅頌詩句，如周懿王時期《史免簠》：“史免乍旅簠，從王征行，用盛稻粱。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3卷，第181頁)“行”“粱”“享”三字押陽韻。恭王時期的《史牆盤銘》，也是一篇雜用四言句的銘文，文中“王”“邦”“方”“疆”“行”諸字押陽韻。再如宣王時期的《虢季子白盤》：“王睗(賜)乘馬，是用左(佐)王。睗(賜)用弓，彤矢，其央。睗(賜)用钺，用政(征)蠻方。子子孫孫萬年無疆。”(《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3卷，第308頁)“王”“央”“方”“疆”押陽韻。西周銘文用韻以之、幽、東、陽、真幾部為主，這與《周頌》的用韻情況大緻相符(22)。一方面是銘文運用詩歌韻律，另一方面是某些頌詩吸取銘文、文诰的散文句式。如《周頌》中的《清廟》《維天之命》《維清》《昊天有成命》《小毖》《赉》《般》等作品都有不同程度的散文化傾向，詩中一句表達一個完整的意思，上一句與下一句之間跳躍性較大。這些作品以言志為主，不追求詩歌意象的營造，且不用韻，與文诰語言相近。

周人沿襲“殷商古語”的古老底色和文體風格，創作了一大批作品，促成了西周前期“殷商古語”的繁榮。西周某些文體(例如銘文)，其語言藝術成就要遠超殷商。不過，“殷商古語”在西周并非長盛不衰。西周中葉是一個文化轉折點，周人到此時建立了屬于自己的文化體系。西周中期以後的文诰，如《周書》中《呂刑》《文侯之命》《秦誓》，其語言已較周初諸诰為易，特點是具有古老語義的語彙、通假、假借、語句濃縮等現象有所減少。《大雅》中的“變雅”語言，也要較“正雅”略淺一些。這說明在西周文化變革的背景之下，史官對“殷商古語”的熱情已經有所減退，“殷商古語”自身也在慢慢褪色。

西周“文言”另一代表作是《詩經》中的西周風詩(27)。風詩語言的“文言”特征是：第一，風詩用語比雅頌要淺近、通俗、平易得多。茲以《召南·甘棠》為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毛詩正義》，第78頁)詩中隻有“蔽芾(盛貌)”“茇(草舍)”“敗(折)”“拜(拔)”幾個字需要解釋，其餘都明白如話。第二，風詩中某些詩句接近口語。像“求之不得，寤寐思服”(《關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草蟲》)、“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這些詩句都是脫口而出，“求之不得”“憂心忡忡”至今仍活在人們口語之中。第三，風詩多用比興，而詩人用來比興的都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常見事物，因此它起到淺化語言的作用。例如《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詩人以紅豔豔的桃花起興，讓人聯想到女子結婚的紅火場面，語句變得淺顯易懂。又如《周南·漢廣》用“南有喬木，不可休思”來興起“漢有遊女，不可求思”，用不着诠釋，讀者即可把握詩人的情思。再如《豳風·鸱鸮》以一隻心力交瘁的母鳥的口吻哀求鸱鸮放過自己，聯系周初三監反叛、流言四起、周公忍辱負重的曆史背景來讀這首詩，自然會感受到不盡情味。第四，不少風詩采用重章複沓的章法，它的妙處是用字少，重複多，由此降低了語言的難度。例如，《周南·芣苡》僅換了“采”“有”“掇”“捋”“袺”“”六個動詞，就寫出農婦采摘芣苡過程的種種情狀。風詩語言平易的奧秘在于上古天子“觀風”。在通訊、交通不發達的上古時代，天子通過“陳詩”“采風”各種途徑，從風詩中了解各諸侯國的政治好壞和民風厚薄。由于天子要“觀風”，所以風詩務必要原汁原味地保留民衆生活原貌，包括保留民衆口語。風詩用于天子閑居之時觀賞，以及用于燕、射等娛樂性禮儀，朝廷對風詩歌詞的典雅要求遠不及雅頌之高，而這反而成就了風詩語言的淺易生動。

西周穆王時期，出現一種用“文言”寫成的“語”體散文——《國語》(28)。《國語》共收錄235篇散文，其中西周散文有11篇(《周語上》10篇、《鄭語》1篇)。這些西周散文的語言底色較《周書》要淺易得多，它的記言文字大體可以讀懂，它的叙述文字尤其明白流暢。《國語》的語彙不像《周書》那樣古老，如《周書》中“百工”意為“百官”，《國語》的“百工”則是指“各種工匠”；《周書》中周王自稱“予一人”，《國語》中周厲王則自稱“吾”。《周書》中某些雙音節動詞，《國語》直接用一個單音節動詞表示，如《周書》用“言曰”，《國語》用“曰”；《周書》用“格知”，《國語》用“知”；《周書》用“殄戮”，《國語》用“戮”。《周書》中“立”“正”“巳”“昏”“忘”等通假字，《國語》直接使用“位”“征”“祀”“聞”“亡”本字。《周書》中的語助詞是“猷大”“洪惟”“越若”“越惟”“迪惟”等，《國語》中的語助詞是“之”“乎”“者也”等。我們從《周書》和《國語》11篇西周散文中，找到一批意義相同或相近的詞彙進行比較：

兩者都是西周時期曆史散文作品，而後者語言遠比前者淺近平易，可知《國語》作者确實是在運用一種不同于《尚書》的語言從事寫作。我們還找到了兩書中語意相近的句子，例如：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尚書校釋譯論》，第3冊，第1513頁)

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緻戎于商牧。(《國語》，第3頁)

這兩節文字大意都是說，殷纣王暴政導緻天怒人怨，最終走向覆滅。《多士》如果不經過專家訓釋，是沒有辦法讀懂的。《國語》的語言則基本不需要解釋就可以理解，它的語言與春秋戰國以後的文言沒有多少差别。

從《易經》、《詩經》西周風詩、《國語》西周散文來看，在先周和西周前期，“文言”就已經用在詩文及蔔筮文獻中。雖然“文言”在西周屬于次要文學語言，但它接近民衆口語，作者易寫，讀者易懂。“文言”用語生動形象，自然靈活，長于叙述和描寫，文學藝術性要遠遠高出于“殷商古語”作品，因而它比“殷商古語”有着更旺盛的生命力。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文言”都有取代“殷商古語”的優越條件，剩下的就是等待時日了。

四 曆史性的巨變：“文言”成為主流文學語言

“文言”成為文壇主流文學語言，應該是進入春秋以後的事情。

現存的春秋文獻有《國語》中214篇春秋散文、魯國《春秋》、《詩經》中的春秋風詩以及銘文等。《國語》中的春秋散文、《詩經》中的春秋風詩以及春秋銘文的語言雖然各有不同程度的新進展，但大體是同類西周文獻語言的延續，此節不再讨論。《春秋》是這一時期新出現的曆史散文文體，它是用“文言”寫成的曆史大事記。它的語彙不像《尚書》那樣古老，也不像《尚書》那樣多用商周成語以及通假、假借；它的語句高度精練，但卻不會像《尚書》那樣影響讀者理解。《春秋》的記事方式是：在某年、某月、某日、某地發生某事。書中多用名詞、動詞、數詞、代詞、連詞、介詞，盡量省略描述性的形容詞、修飾性的副詞和表示語氣的助詞。茲以《春秋·隐公元年》為例：“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29)讀此可知《春秋》語言精而易懂，簡而不古。《春秋》用語的最大特色，是寓褒貶于語彙之中。例如，對于以下弑上的行為，《春秋》用一個專門動詞“弑”，不用譴責而誅讨之義自見。作者多從禮義出發維護王侯尊嚴，如公元前694年魯桓公被齊襄公謀殺，《春秋·桓公十八年》載“公薨于齊”，“薨”表示諸侯正常死亡，作者用“薨”字是諱言魯桓公被奸人謀殺之事。又如公元前632年，晉文公在溫地召集周王和諸侯會盟，開啟了以臣召君的惡例，《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諱稱“天王狩于河陽”，一個“狩”字為周天子遮羞。不過《春秋》對周王的非禮行為同樣予以譏刺，如《春秋·文公九年》：“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春秋左傳注》，第151、450、569頁)天子不私求财，此次周王卻派大夫毛伯赴魯求金，《春秋》用一個“求”字譏刺周王非禮行為。《春秋》寓褒貶于字句之中，不書愛憎而情感态度自見，這種用語方式豐富了語言的内涵，後人将《春秋》這種用語方式稱之為“《春秋》筆法”。

春秋時期主要文學作品是以《國語》《春秋》為代表的曆史散文和《詩經》風詩，它們都是用“文言”寫成，這表明“文言”已經取代“殷商古語”。

與“白話”取代“文言”相比，“文言”取代“殷商古語”，既沒有經過任何學術較量，也沒有文壇領袖出面提倡。“殷商古語”從表面上看是自動退出文壇，實則其中有着深刻的宗教、政治、審美風尚、文人心理等原因。

從宗教方面看，神學地位動搖直接導緻蔔辭刻寫的終結。一部商周史堪稱是人神易位的曆史。殷商蔔辭是殷人敬天事神的産物。克商之後的周人雖然沒有也不可能完全否定神學，但周人确實看到了天命靡常的無情現實，認識到民心在社會變革中的偉大力量，他們一再發出“天難忱斯”(《大雅·大明》)、“天棐忱”“天不可信”“天難谌”(《周書·君奭》)的呼聲。雖然西周春秋時期筮占、龜蔔活動綿綿不絕，但與昔日殷商那種諸事問蔔的情形已經不可同日而語，而且不必将占蔔結果刻于龜甲獸骨。在這種新的曆史形勢之下，在殷商和先周曾經盛極一時的甲骨蔔辭刻寫也就自然壽終正寝。

從政治方面看，王權盛衰直接影響到“殷商古語”的命運。西周初年，周公發表了《大诰》等一系列文诰，這些文诰宣示新興王朝的大政方針，在穩定政局鬥争中發揮了巨大威力。平叛勝利之後，西周政治進入黃金時代，周公在此情況下制禮作樂，《周頌》就是周公制禮作樂的産物。不過，頌詩制作是新興王朝階段性的行為，不可能無限期延續下去，實際上康、昭之後便不再有頌詩制作。随着西周王權由盛轉衰，王朝頒布的文诰日趨減少，文诰的書寫載體從簡帛轉移到彜器，供貴胄子孫賞玩。從平王東遷到春秋末年，東周王朝史官因對王室失望而重新演繹夏、商末年史官奔逃故事。《左傳·昭公十五年》載：“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于是乎有董史。”辛有是辛甲的後人，為周平王時期史官，其子由周奔晉，應該是在平王前後。《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載：“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春秋左傳正義》，第1344、1472頁)尹氏固是尹佚之後。從辛、尹後人的舉動可以看出當時史官的心态。《史記·太史公自序》載：“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适晉。晉中軍随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史記》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10冊，第3285、3286頁)《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載，東周王室柱下史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史記》卷六三《老子韓非列傳》，第7冊，第2141頁)。與殷末奔周的史官不同，東周奔逃史官不是走向新生和希望，他們或放棄史官職守，或走向隐逸。史官人散了，心也散了，還能靠誰來恪守“殷商古語”呢?

從審美風尚來看，王侯卿士大夫的審美情趣在春秋戰國之際發生重大變化。《禮記·樂記》載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禮記正義》，第1119頁)魏文侯受子夏經藝，可是他卻厭倦古樂，喜聽鄭衛之音，這在當時有相當的代表性，昭示着王侯卿士大夫的審美風尚正在經曆着由崇尚古代藝術到欣賞當代藝術的變化。“殷商古語”是商周古文化藝術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今王侯卿士大夫競相抛棄商周古藝術，喜愛新藝術，“殷商古語”還有什麼藝術魅力可言!

從創作和接受心理來看，春秋以後作家不願再用“殷商古語”寫作，讀者也不願讀“殷商古語”。《春秋》運用“文言”已如前述。《詩經·魯頌》是春秋魯僖公時期的作品，它名為頌詩，語言卻向風詩靠攏。孔穎達在評論《魯頌·駉》時說：“此雖借名為《頌》，而實體《國風》。”(《毛詩正義》，第1385頁)《魯頌》是最應該用“殷商古語”創作的，因為魯國享有天子禮樂，《魯頌》應該像《周頌》一樣寫得古色古香，但事實上《魯頌》作者用的是風詩語言。讀者也對“殷商古語”深為不滿。據《孔叢子·居衛》記載，戰國初年，年僅十六歲的孔子之孫子思到宋國遊學，宋國大夫樂朔對子思抱怨《尚書》“故作難知之辭”。樂朔說：“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30)樂朔希望讀簡易的文章，這個說法也是當時士大夫的共同願望。

在經曆了七八百年輝煌之後，“殷商古語”終于在春秋時期結束了它的曆史使命，悄然退出中國文壇，讓位于“文言”。這場曆史性的語言變革，标志着中國文學語言的第一次大變革。“文言”取代“殷商古語”，它的意義不亞于中國現代文學語言革命。開弓沒有回頭箭，從春秋戰國到中國現代文學革命，幾千年的文學語言就是沿着《周易》《國語》、《詩經》風詩、《春秋》的“文言”走下來的。

①李榮啟《文學語言學》，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頁。

②《商書》中羼入了少數周代文字，如《湯誓》中“爾”“庶”“天”“台”“予”，《盤庚》中“而”“則”“天”“德”，《微子》中的“殷”等。既然如此，《商書》能否作為“殷商古語”文獻?本文認為是可以的。理由是：(一)《商書》五篇文章約二千三百字，被專家證實的周代文字隻有二十多個，其中有些字(如“德”“天”等)究竟是商代字還是周代字還存在争議。(二)殷商甲骨文還有幾千個文字未被認出，目前被指認的周代文字或許存在于未被認出的殷商甲骨文字之中。(三)文獻記載殷商有文獻典籍傳到周代。《周書·多士》載周公曰：“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墨子·貴義》載：“周公旦朝讀《書》百篇。”這表明殷人的“冊”“典”“《書》”是在殷商寫定的。(四)先秦文獻在傳播過程中多少都會滲入若幹後代文字，但後代滲入的文字畢竟是少數，這些文獻的主體文字仍屬于寫定時代的語言。

③《商頌》最早的文獻記載，見于《國語·魯語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此事發生在周宣王時期，正考父生活在宋襄公之前一百多年，不可能作詩歌頌春秋時期的宋襄公；《左傳·隐公三年》引《商頌》“殷受命鹹宜，百祿是何”來贊美宋宣公，此事發生在宋襄公即位之前七十年，這說明《商頌》不是歌頌宋襄公之作；《國語·晉語四》載公孫固引《商頌》“湯降不遲，聖敬日跻”來勸谏宋襄公，這說明《商頌》早在宋襄公之前就已是傳世經典。因此将《商頌》視為春秋宋詩，是不适合的。

④胡厚宣主編《甲骨文合集》2496，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486頁。

⑤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學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5—63頁。

⑥林政華《甲骨文成語集釋》，《書目季刊》第17卷第4期，第63—104頁。

⑦《殷周金文集成》2.380、2.383，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3頁。

⑧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3卷，第7頁。

⑨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2冊，第925頁。

⑩王國維《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觀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頁。

(11)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頁。

(12)上古通假字、假借字頗易混淆。有人認為上古多用假借字，通假字是在戰國以後才有。本文根據《尚書》權威注本，将注家“某字‘通’某字”視為通假字，将注家“某字‘借’某字”以及“讀為”視為假借字。

(13)俞樾《群經平議》，《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頁。

(14)司馬遷《史記》卷三八《宋微子世家》，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5冊，第1607頁。

(15)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957頁。

(16)劉雨《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禮》，《考古學報》1989年第4期。

(17)胡新生《異姓史官與周代文化》，《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18)高誘注《呂氏春秋》，中華書局1954年版，第179頁。

(19)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838頁。

(20)周原蔔辭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才陸續面世，比較重要的是1977年陝西岐山鳳雛和2004至2008年陝西岐山周公廟出土的甲骨文，有刻辭的甲骨大約近千片，其中既有武王克商以前的作品，也有少量成、康、昭、穆時期之作，每片甲骨上刻寫的文字較少，字迹纖小。

(21)吳紹烈等校點《國語》，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16—118頁。

(22)陳緻《從周頌與金文中成語的運用來看古歌詩之用韻及四言詩體的形成》，參見陳緻主編《跨學科視野下的詩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9頁。

(23)“文言”本指“以先秦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上古漢語書面語言以及後來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語言”(王力《古代漢語》，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頁)。本文将“殷商古語”從傳統所說的“文言”中區分開來。

(24)目前學術界還缺乏一種比較異質語言的形态學理論，因此隻能通過比較來區分“殷商古語”和“文言”。

(25)關于《周易》的作者與寫作年代，《漢書·藝文志》有“人更三聖，世曆三古”之說，即伏羲畫八卦，周文王将八卦重為六十四卦并作卦爻辭(易經)，孔子作“十翼”(易傳)。周文王在殷末作“易經”，是古今學者的共識。《周易·系辭下》說：“《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纣之事邪?”《史記·太史公自序》說：“昔西伯拘羑裡，演《周易》。”司馬遷《報任安書》說：“蓋文王拘而演《周易》。”

(26)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8、69、243、251頁。

(27)載于文獻的西周風詩僅有《豳風·鸱鸮》(《尚書·金縢》)，但這并不意味着西周隻有一首風詩。主要理由是：(一)除鄭、秦之外，其他十三國風的名稱都來自先周或周初封國：《周南》之“周”、《召南》之“召”是周文王将岐周分封給周公、召公的采邑。“邶”“鄘”“衛”是武王滅商後封給纣子武庚、管叔、蔡叔的封國，其中“邶國”“鄘國”隻存在幾年時間。“王”是西周東都洛邑，為成王、周公所建；“齊”是太公望的封國。“唐”是周成王之弟叔虞的封國，其子燮改國号為晉；“陳”為周初胡公滿的封國。“桧”為周初妘姓封國，“曹”是周武王之弟振铎的封國，“豳”是公劉的封國。從這些名稱可知，《詩經》風詩中應有西周甚至是先周作品。(二)早在春秋前期，士大夫就在評論中征引風詩。《左傳·隐公三年》載君子曰“《風》有《采蘩》《采蘋》”，這一年是公元前720年，上距西周僅50年。從周太師采集風詩到頒發各諸侯國，再到士大夫娴熟地征引，應該有一段時間，據此可以推論部分風詩作于西周。(三)《儀禮·鄉飲酒禮》載：“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鄉射禮》和《燕禮》也有近似記載。這可能是西周古禮的遺留。(四)鄭玄《詩譜》将50首風詩定為西周作品：《周南》11首詩作于周文王時期，《召南》14首詩中，有12首作于周文王時期，2首作于周武王時期，《豳風》7首詩均作于周成王時期，《齊風》中有5首作于周懿王時期，《邶風》《鄘風》《衛風》中有一首作于周夷王時期，《桧風》四首詩作于夷、厲之際，《陳風》中有2首作于周厲王時期，《唐風》中有1首作于共和時期，作于周宣王時期的有《齊風》1首、《陳風》3首、《秦風》1首。本文采用鄭玄之說。

(28)《國語》的性質是“編”而不是“著”，它是周王室和各諸侯國史官在514年期間寫成的，由戰國初年某國史官将其編為一書。其主要理由是：(一)從橫向來看，各國文風不盡相同。《周語》《魯語》渾樸平實，《齊語》幹練明斷，《晉語》波谲雲詭，《楚語》渾厚穎銳，《吳語》突怒偃蹇，《越語》奇玮暢達。各種不同文風的文章不可能出于同一作者之手。(二)從縱向考察，《國語》中西周散文語言古樸簡練，春秋散文語言整飾流利，而春秋末年的《越語》語言流暢程度已經接近《戰國策》，可以深切感受到《國語》語言由古樸到暢達、由簡練到流利的演進。這種語言演進的曆史痕迹不是同一作者所能創造的。(三)《國語》中存在一事多記的重複現象。例如《周語中》載有“陽人不服晉侯”，《晉語四》又有“文公出陽人”記載，這兩篇内容相同的文章，應該出于周王室史官和晉國史官之手。(四)《國語》存在一事異記的現象。例如，《吳語》兩次記載文種為越王勾踐謀劃。《越語上》記載了越大夫文種行成于吳、勾踐休養生息終滅強吳的經過，《越語下》則記載範蠡為勾踐謀劃滅吳過程。《吳語》和《越語上》中的越國主謀者是文種，《越語下》主謀者是範蠡，讓人不知孰為滅吳主謀。又如，《越語上》載代表勾踐向吳求和的是文種，而《吳語》中的求和代表是諸稽郢，二人求和之語也有較大出入。再如，《越語上》載越王勾踐對吳王說：“昔天以越予吳，而吳不受命，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越語下》亦載此語，但說此話者是越大夫範蠡而不是勾踐。篇中記載越王勾踐不忍心拒絕禮恭辭卑的吳國使者，想與吳國講和，是範蠡毅然決然地拒絕吳使，擊鼓興師，終滅吳國。像這些一事異記的現象，決不可能出于同一作者之手。《國語》每篇文章的寫作時代應該是事件發生的時代，每篇文章作者是當時當事國家的史官。

(29)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8頁。

(30)孔鲋《孔叢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頁。

（《文學遺産：中文版》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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