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将我國國内生産總值（GDP）增速目标定在5.5%左右，處于市場預期的5.0%—5.5%區間的上限，體現了中央穩定經濟的決心和信心。不過，在今年1—2月靓麗的經濟數據發布後，市場出現考據之熱，從一個側面體現出截至目前穩增長的政策效應不及預期。那麼，今年設定5.5%左右的增速目标原因何在，實現這一目标的約束和路徑又是什麼？這是本文試圖回答的問題。

設定5.5%增速目标的原因

GDP增速目标定得相對偏高，可能原因如下：第一，保持GDP增速目标的連貫性。2011年至今，除2020年因疫情沖擊而未設定GDP增速目标外，其餘年份和上一年相比，GDP增速目标要麼是持平，要麼是下降0.5個百分點。2021年GDP增速目标定在6.0%以上，因此2022年定在5.5%左右，符合曆史規律。第二，2020—2021年我國GDP複合增速為5.1%，2022年雖仍面臨較大的防疫壓力，但對我國而言，大趨勢是逐步從疫情沖擊向常态回歸。因此，2022年GDP增速目标高于前兩年的實際複合增速，也是疫情影響減弱、GDP增速中樞向潛在經濟增速靠攏的體現。第三，保市場主體和穩就業的需要。據李克強總理答記者問，2022年需要就業的城鎮新增勞動力約有1600萬，這高于1100萬的新增城鎮就業目标，也高于2021年實際的新增城鎮就業1269萬。2019年專科擴招，導緻2022年高校畢業生比去年增加了167萬（見圖1），解決高校畢業生尤其是大專生的就業面臨挑戰。而穩就業需要市場主體平穩健康經營，因此确有必要加大逆周期調節，為各類型市場主體增加新訂單，進而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

實現5.5%增速目标的約束

2021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從這次會議召開到現在過去了一個季度，三重壓力雖有緩解，但仍在制約2022年我國經濟複蘇。

需求方面，房地産投資和出口這兩個支撐疫後我國經濟快速複蘇的動能，2022年都面臨着減速風險。房地産尤為典型，今年1—2月新開工面積同比下降11.2%，跌幅繼續擴大。此外，近日國内疫情多點擴散，疊加就業市場不景氣預期，以及我國家庭部門實際償債壓力高于主要發達國家，國内消費複蘇的持續性仍有待觀察。

供給方面，盡管國内保供穩價政策加碼，但地緣政治事件令全球能源、有色金屬、糧食等大宗商品的供應風險上升。3月上旬南華工業品指數和南華農産品指數均創下曆史新高，近期有所回落但仍處高位，這可能會增加國内企業的采購難度和生産成本。

預期方面，能耗雙控放松、減稅退稅和降費、結構性貨币政策工具定向支持經濟薄弱環節，這些措施對企業和居民的預期有一定改善。不過，今年2月社融數據總量和結構均欠佳，尤其是新增居民中長期貸款首次為負，除1月信貸政策“充足發力、精準發力和靠前發力”導緻有所透支外，可能也與經濟内外部不确定因素較多，令企業和居民的信心不足有關。此外，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之間，以及上遊和中下遊企業之間的分化依然突出，2月城鎮調查失業率升至5.5%。上述情況說明，在1—2月經濟數據好于預期的同時，結構性問題對企業和居民預期的沖擊仍在。

實現5.5%增速目标的路徑

進入21世紀後，除2014年我國GDP實際同比7.4%、略低于7.5%的增速目标外，其餘年份都實現了當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确定的年度增長目标。保市場主體和穩就業，也需要“着力穩定宏觀經濟大盤、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政府工作報告》對2022年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工作做了明确部署。3月1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将《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44個方面52項重點工作，逐一分解到國務院部門和有關地方，并明确責任和完成時限。3月16日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召開專題會議，指出關于宏觀經濟運行，一定要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切實振作一季度經濟。可以預見，各項工作将會加快部署、落地，以期形成政策合力和盡早見效，鞏固今年1—2月超預期的經濟成果。

第一，在連續兩年“超收少支”後，《政府工作報告》和财政預算草案報告中确定的2022年主要财政收支指标，均比市場預期的更加積極。

财政支出方面，雖然今年狹義赤字率有所下調，但一般公共财政 政府性基金的預算支出同比将從2021年的實際增速-1.0%，大幅提高到12.8%，高于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最嚴重的2020年的實際增速10.1%。具體來看，狹義赤字率從2021年的3.2%下調到2.8%，狹義赤字從2021年的3.57萬億元下調到3.37萬億元，但由于安排的調入資金和使用結轉結餘共計2.33萬億元，2022年一般公共财政的預算支出規模達26.71萬億元，較2021年實際支出增加2.08萬億元，同比增長8.4%。對比來看，2021年一般公共财政實際支出較2020年僅增加734億元，同比增速從2020年的2.8%下降至0.3%。與此同時，2022年全國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13.9萬億元，同比增長22.3%。而在2021年，政府性基金支出同比下降了3.7%。将一般公共财政和政府性基金加總，2022年預算支出較2021年實際支出增加4.6萬億元。以這兩本賬支出減收入衡量的廣義赤字為9.7萬億元，明顯高于2020和2021這兩年的實際廣義赤字8.7萬億元、5.9萬億元（見圖2）。

财政收入方面，2022年預計減稅退稅規模達2.5萬億元，超出市場預期。減稅降費能夠增加企業和居民的收入，除對固定資産投資和消費有間接拉動外，還可以改善納稅繳費主體的現金流，進而提振信心和預期。因此，減稅降費和擴大支出一樣，都是積極的财政政策。2021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後，組合式、規模性減稅降費多次被高層和重要會議提及。根據《政府工作報告》，2022年，一是延續實施扶持制造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減稅降費政策，并提高減免幅度、擴大适用範圍，這部分規模有1萬億元，若将附加費、其它費用考慮進去的話，全年減稅降費規模大概率将超過2021年的1.1萬億元。二是2022年留抵退稅規模約1.5萬億元。實施留抵退稅前，當增值稅的進項稅超過銷項稅時，超出金額留到下一期抵扣。2019年4月全國開始試行留抵退稅，即把原本用于下一期抵扣的稅金，提前退還給企業。不過，2019—2021年留抵退稅的規模都比較小，每年在2000億以内。2022年安排的留抵退稅規模達1.5萬億元，大大超市場預期。留抵退稅雖不是減稅，但這種跨期安排，對于改善企業現金流、促進消費投資均大有裨益，汽車制造業、計算機通信和有色金屬冶煉等行業相對更加受益。

王志剛等人（2021）研究表明，我國的财政支出乘數在0.58到0.67之間，稅收乘數在-0.22到-0.18之間。取兩者的中值計算，2022年财政支出增加2.08萬億元、新增減稅1萬億元，将貢獻約1.5萬億元的GDP，拉動2022年我國GDP增長1.3個百分點。

第二，從曆史上看，我國的信用企穩多領先于經濟企穩，目前寬信用力度尚不足，穩經濟需政策進一步加碼助力寬信用。

房地産是我國最重要的信用加速器，曆史數據顯示，10年期國債收益率和國房景氣指數有較高同步性（見圖3）。今年1—2月房地産銷售金額同比下降19.3%，2月新增居民中長期貸款首現負增長，意味着信用周期的企穩和上行，還需要政策進一步發力。

總量政策方面，2022年仍有降準、降息的必要性。不過當前複雜多變的内外部環境，對貨币寬松的約束邊際上在增強。因此，降準、降息等全局性貨币政策工具，可能不是2022年寬信用的主要載體。約束一是結構性通脹壓力仍存，包括南華工業品和農産品價格指數均處曆史高位、豬周期漸行漸近等；二是海外主要央行步入緊縮和加息周期，從美聯儲3月議息會議後公布的點陣圖看，2022年美聯儲可能加息175bp。我國貨币政策雖“以我為主”，但仍需警惕貨币政策分化對股債彙市場的影響。

未來寬信用的重點，可能聚焦于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和多舉措降低綜合融資成本。一是在擴大新增貸款規模的同時，通過結構性貨币政策工具優化貸款投向。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确提到“擴大新增貸款規模”，筆者測算，2022年社融口徑的新增人民币貸款約為23.4萬億元，較2021年同比多增3.5萬億元。同時，貨币政策還将通過增加支農支小再貸款、推廣碳減排支持工具，以及創新推出面向制造業、非地産基建的服務業企業融資的再貸款與再貼現政策等，加大對經濟薄弱環節和重點領域的信貸支持。二是加大對房地産重點領域的托底力度。如前文所述，房地産是我國最重要的信用加速器，其企穩和回升可能是我國寬信用政策奏效的基礎之一。未來，一方面應滿足房地産開發企業合理的融資需求。目前開發商現金流仍然緊張，今年1—2月全國房地産開發企業到位資金同比降幅達17.7%，其信心亟待修複。3月16日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特别指出，“關于房地産企業，要及時研究和提出有力有效的防範化解風險應對方案，提出向新發展模式轉型的配套措施”。筆者認為，金融機構對開發商融資的收縮行為可能将有所緩和，尤其是并購貸款發放将會加速。另一方面，2月新增居民中長期貸款為負值，表明住房抵押貸款供過于求，有必要繼續引導商業銀行下調房貸利率，避免個人按揭貸款的進一步坍塌。三是根據《政府工作報告》中的要求，推動“綜合融資成本實實在在下降”。具體措施包括深化貸款利率市場化改革以進一步釋放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改革紅利、免除企業貸款中不必要的附加成本等。

第三，通過産業政策調整，在供給和需求兩端規避對經濟有收縮效應的政策出台。

筆者認為，重要的産業政策調整包括：科學有序推進碳減排，更多城市在因城施策框架下調整房地産調控，以及促進平台經濟平穩健康發展。

碳減排方面，與2021年相比，綠色轉型對2022年我國經濟增長的約束明顯松綁。2021年多個行業和多地出現“運動式減碳”，突出事件包括要求2021年粗鋼産量需求同比下降，2021年三季度多地拉閘限電影響工業生産和居民生活。2021年10月，碳達峰頂層設計文件發布，确定了2025年和2030年這兩個關鍵時間節點的量化考核指标。總的來說，我國實現碳達峰的難度并不大，頂層設計文件也為科學有序推進碳減排提供了指引。需要指出的是，本輪外部的俄烏地緣政治沖突也更加彰顯了在能源轉型與能源安全之間需要尋求更好的平衡。

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關于單位GDP能耗的考核要求與2021年相比明顯放松。今年沒有再明确單位GDP的能耗降幅，而是強調在“十四五”規劃期内統籌考核，并适當留有彈性。這也延續了2021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安排，即“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再納入能源消費總量考核”。“十四五”規劃中，要求2025年單位GDP能耗相比于2020年下降13.5%。2021年下降了2.7%，這意味着2022—2025年單位GDP能耗每年需平均下降2.9%。2020年我國新增可再生能源（水電、風電、太陽能發電）消費為4596萬噸标準煤，占當年能源消費總量的0.92%（見圖4）。即使是不考慮能源轉型過程中，新增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上升，就是按2020年的數據保守估計，僅新增可再生能源不納入能源消費總量考核這一項，也可使2022年我國單位GDP能耗強度的考核降至2.0%。

房地産方面，今年春節後較節前放松的力度明顯加大，後續還有進一步松綁的空間。春節以來，廣州等地先後下調房貸利率，鄭州出台房地産新政19條，包括若首套房還清貸款後則再購房可享受首套房的首付比例（從60%下降到30%）、推行棚改貨币化安置等。盡管如此，截至目前相關政策調整對商品房銷售的拉動并不明顯。今年1—2月住宅銷售面積和金額分别同比下降了13.8%、22.1%。除了政策效應存在時滞外，可能也與當前房貸利率相對偏高、部分城市仍在限購、二套房首付比例過高、居民存在房價下跌預期等因素有關。

房地産調控的宗旨是“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而銷售穩是房地産業良性循環和健康發展的基礎。在防範化解房地産開發企業風險的同時，應謹慎出台對房地産銷售有收縮效應的政策。近日财政部有關負責人接受新華社采訪時稱，“今年年内不具備擴大房地産稅改革試點城市的條件”，對提振居民購房意願有積極作用。此外，還需在因城施策框架下繼續出台相關政策，促進房地産業“内生性”恢複，包括降低首付比例、與服務3億新市民挂鈎降低購房門檻等。

平台經濟方面，3月16日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釋放了促進平台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信号。平台經濟存在涉嫌資本壟斷、員工福利保障不足、侵犯用戶隐私和收取高額流量費等問題，但其在吸收靈活就業、發揮規模優勢投入研發等方面，又有一定積極作用。近年來政府加強平台經濟治理，目的是讓其在合法合規的前提下穩健經營。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着重強調了平台經濟的治理問題，指出通過規範、透明、可預期的監管，穩妥推進并盡快完成大型平台公司整改工作，紅燈、綠燈都要設置好，促進平台經濟平穩健康發展，提高國際競争力。筆者認為，針對平台經濟的監管短期可能有所調整——讓其在合法合規的前提下開展業務，更好發揮吸納就業、改善市場主體信心的作用。

（作者系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鐘正生和平安證券宏觀資深分析師張德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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