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
梁曉聲著
貴州人民出版社2022年出版
第十屆茅盾文學獎得主、電視劇《人世間》原著作者梁曉聲小說精選集《母親》近日出版。作者以自己童年的真實經曆為底本,記叙了母親在當時極其艱難的生活條件下,依然保持樂觀的心态和善良純正的品格,勤勞節儉,以身作則,在做人、做事方面給兒女樹立了良好的形象。
同時,以母親為縮影,描述了中國社會的起伏變遷,多層次描寫了百姓的現實生活,展現了平凡家庭在艱苦歲月中苦中作樂的樂觀精神,和對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令人動容。
内文選讀:
母親
淫雨在戶外哭泣,瘦葉在窗前瑟縮。這一個孤獨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親。有三隻眼睛隔窗瞅我,都是那楊樹的眼睛。愣愣地呆呆地瞅我,我覺得那是一種凝視。
我多想像一個山東漢子,當面叫母親一聲“娘”。
“娘,你做啥不吃飯?”
“娘,你咋的又不舒坦?”
榮城地區一個靠海邊的小小村莊的山東漢子們,該是這樣跟他們的老母親說話的嗎?我常遺憾那兒對于我隻不過是“籍貫”,如同一個人的影子,當然是應該有,而沒有其實也沒什麼。我無法感知父親對那個小小村莊深厚的感情。因為我出生在哈爾濱市,長大在哈爾濱市。遇到北方人我才認為是遇到了家鄉人。我大概是曆史上最年輕的“闖關東”者的後代——在當年一批批被災荒從膠東大地向北方驅趕的移民中,有個年僅十四歲的孑然一身衣衫褴褛的少年,後來他成了我的父親。
“你一定要回咱家去一遭兒!那可是你的根土!”父親每每嚴肅地對我說,“咱”說成“砸”,我聽出了很自豪的味兒。
我不知我該不該也感到同樣的自豪,因為據我所知那裡并沒有什麼值得自豪的名山和古迹,也不曾出過一位可以算作名人的人。然而我還是極想去一次,因為它靠海。
可母親的老家又在哪裡呢?靠近什麼呢?
母親從來也沒對我說過希望我或者希望她自己能回一次她的老家的話。
母親是吉林人嗎?我不敢斷定。仿佛是的。母親是出生在一個叫“孟家崗”的地方嗎?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也許母親出生在佳木斯市附近的一個地方吧?父親和母親當年共同生活過的一個地方?
我很小的時候,母親常一邊做針線活兒,一邊講她的往事——兄弟姐妹衆多,七個,或者八個。有一年農村鬧天花,隻活下來三個——母親、大舅和老舅。
“都以為你大舅活不成了,可他活過來了。他睜開眼,左瞧瞧,右瞧瞧,見我在他身邊,就問:‘姐,小石頭呢?小石頭呢?’我告訴他:‘小石頭死啦!’‘三丫呢?三丫呢?三丫也死了嗎?’我又告訴他:‘三丫也死啦!二妹也死啦!憨子也死啦!’他就哇哇大哭,哭得背過氣去……”
母親講時,眼淚撲簌簌地落。落在手背上,落在衣襟上,也不拭,也不擡頭。一針一針,一線一線,縫補我的或弟弟妹妹們的破衣服。
“第二年又鬧胡子,你姥爺把騾子牽走藏了起來,被胡子們吊在樹上,麻繩沾水抽……你姥爺死也不說出騾子在哪兒。你姥姥把我和你大舅一塊堆摟在懷裡,用手緊捂住我們的嘴,躲在一口幹井裡,聽你姥爺被折磨得呼天喊地。你姥姥不敢爬上幹井去說騾子在哪兒,胡子見女人沒有放過的。後來胡子燒了我們家,騾子保住了,你姥爺死了……”
與其說母親是在講給我們幾個孩子聽,莫如說更是在自言自語,更是一種回憶的特殊方式。
這些烙在我頭腦裡的記憶碎片,就是我對母親身世的全部了解,加上“孟家崗”那個不明确的地方。
我的母親在她沒有成為母親之前,拴在貧困生活中多災多難的命運就是如此。
後來她的命運與父親拴在一起,仍是和貧困拴在一起。
後來她成了我們的母親,又将我和我的兄弟妹妹拴在了貧困上。
我們扯着母親褪色的衣襟長大成人。在貧困中她盡了一位母親最大的責任……
我對人的同情心最初正是以對母親的同情形成的。我不抱怨我扒過樹皮撿過煤核的童年和少年,因為我曾這樣分擔着貧困對母親的壓迫。并且生活亦給予了我厚重的饋贈——它教導我尊敬母親以及一切以堅忍捧抱住艱辛的生活、絕不因茹苦而撒手的女人……
在這一個淫雨潇潇的孤獨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親。
隔窗有楊樹的眼睛愣愣地、呆呆地瞅我……
那一年,我的家被“圍困”在城市裡的“孤島”上——四周全是兩米深的地基壑壕、拆遷廢墟和建築備料。幾乎一條街的住戶都搬走了,唯獨我家還無處可搬。因為我家租住的是私人房産——房東欲趁機向建築部門讨要一大筆錢,而建築部門認為那是無理取鬧。結果直接受害的是我家。正如我在小說《黑紐扣》中寫的那樣,我們一家成了城市中的“魯濱孫”。
小姨回到農村去了,在那座二百餘萬人口的城市,除了我們的母親,我們再無親人。而母親的親人即是她的幾個小兒女。母親為了微薄的工資在鐵路工廠做臨時工,出賣一個底層女人廉價的體力。翻砂——那是男人們幹的很累很危險的重活兒。臨時工談不上什麼勞動保護,全憑自己在勞動中格外當心,稍有不慎,便會被鐵水燙傷或被鑄件砸傷壓傷。母親幾乎沒有哪一天不帶着輕傷回家的。母親的衣服被迸濺的鐵水燒出一片片的洞。
母親上班的地方離家很遠,沒有就近的公共汽車可乘。即便有,母親也必舍不得花五分錢一毛錢乘車。母親每天回到家裡的時間,總在七點半左右,吃過晚飯,往往九點來鐘了,我們上床睡,母親則坐在床角兒,将僅僅二十支光的燈泡吊在頭頂,就着昏暗的燈光為我們補綴衣褲。當年城市裡強行節電,居民不允許用超過四十支光的燈泡。而對于我們家來說,節電卻是自願的,因那同時也意味着節省電費。然而代價亦是慘重的。母親的雙眼就是在那些年裡熬壞的,至今視力晃錯。有時我醒夜,仍見燈亮着,仍見母親在一針一針、一線一線地縫補,仿佛就是一台自動操作而又不發聲響的縫紉機。或見燈雖亮着,而母親肩靠着牆,頭垂于胸,補物在手,就那麼睡了。有多少夜,母親就是那麼睡了一夜。
清晨,在我們橫七豎八陳列一床酣然夢中的時候,母親已不吃早飯,帶上半飯盒生高粱米或生大火碴子,悄無聲息地離開家,迎着風或者冒着雨,像一個習慣了獨來獨往的孤單旅人似的,“翻山越嶺”,跋涉出連條小路都沒給留的“圍困”地帶去上班。還有不少日子,母親加班,我們一連幾天甚至十天半個月見不着母親的面。隻知母親昨夜是回來了,今晨又剛走了,要不燈怎麼挪地方了呢?要不鍋内的高粱米粥又是誰替我們煮上的呢?
作者:梁曉聲
編輯:袁琭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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