鋒芒智庫丨指月

梁文道的讀書節目《一千零一夜》第四季回歸開播了。三期節目過後，優酷平台評分9.7分、豆瓣評分達到了9.8分——即使在普遍得分較高的文化節目領域，這也是頂點的一個評價了。

《一千零一夜》與陳丹青《局部》、馬世芳《聽說》、窦文濤《圓桌派》一起構成了優酷“看理想”欄目，梁文道除了是《一千零一夜》的主講人外，同樣也是整個“看理想”的組局者：看理想的策劃方是“理想國出版”，梁文道則是主要的策劃人。在理想國的網站上這麼形容，“這是一次從文字到影像的延伸。”

看理想系列節目在豆瓣和知乎等多數讨論平台上都獲得了一緻的高評價，起點之高也為後續的制作提出了問題。《一千零一夜》作為一檔2015年開播的讀書節目，《一千零一夜》何以能夠在數年之後再度提升自己的口碑？按理說，以梁文道的講解分析思路和讀書節目一貫的穩定受衆群體，“出道即巅峰”而後歸于平淡穩定才是常見現象。

2015年至今，視頻行業經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移動互聯網崛起，視頻平台會員數字飙升至億級，直播度過了短暫的火熱，短視頻平台強勢崛起。短視頻内容特性帶來的碎片化、快節奏、劇情化、角色扮演化成為了許多内容創作的新标識。

但從最新一季的《一千零一夜》來看，看理想的做這些節目的“内功”并未有多少變化，仍是梁文道拿着一本書行走于市井之間進行講述，隻是在一些節目主題和具體形式來說，卻相比2015年有了不小的變革。

更深一層看，“看理想”系列節目的核心魅力是什麼？在這個浮躁的年代，梁文道們戳中了“誰”的需求呢？

《一千零一夜》的變革或許就是節目更夠更上一層樓的原因。《一千零一夜》第四季選擇從五四運動100周年入題，前三期的主題分别是杜威的《民主與教育》、泰戈爾、易蔔生的《玩偶之家》——其人其書，都是五四運動期間的重要組成部分，也都用一個角度折射出當時的社會文化沖擊。梁文道與拍攝團隊來到當年杜威、泰戈爾來華講演時的舊址，如今當然早已物是人非。

在2015年、2016年節目初期階段時，《一千零一夜》的形式相當簡潔：配上張亞東特意為節目打造的片頭音樂，在夜間的北京，梁文道選擇一本書用一期或者多期的形式進行概述講解，輔以作者生平和社會背景的說明，時不時再加上一些折射現實的評論。

視頻内容是否精彩，就基本依靠梁文道本人的講述和鏡頭表現。并且因為一本本書的選擇是相對割裂的，很難形成系列感。早期的《一千零一夜》對許多觀衆來說功能性更重：梁文道的講述、評論、推薦本身成為了“薦書”的價值。

但其一是梁文道的講述也難做到十全十美，單純靠他講一本書的故事，用單期說得太淺，幾期又顯艱深，偶爾确實也會出現“催眠”效果；其二視頻節目形式的力量并未發揮出來，節目的唯一重要的形式始終是梁文道的講述。也是因此《一千零一夜》音頻版的實用程度也很高，聽了就體驗到節目的八成内容了。

而回到上文所述《一千零一夜》第四季，變革在哪裡？【鋒芒智庫】認為可以概括為選題和表現形式兩個方面：

選題方面，第四季目前圍繞的是三期共一個時代、多個維度和主角、更多的地點和論據。也就是說，第四季明顯有不拘于一本一本講述的固有方式了，但在本質上，又還是和前幾期一樣在講書和文化。這樣做的好處在于保持節目内核的前提下多期節目之間聯動更多，可看性提高了，也更利于梁文道總結出單本書之外的思考。

表現形式方面，“地點”這一要素被提到了新的高度。這也就意味着對“外景視頻”的挖掘。其實從第一季開始，《一千零一夜》的一個重要特點就在于對夜間市井百姓的生活情景展現，鮮活的、沒有太多美化的現實世界——賣煎餅的外地人、擠地鐵的年輕人、踢球的小孩兒、好奇對着梁文道自拍的路人……

這種實景呈現，從一開始是作為一種整體風格的一部分存在的，并未承擔起太多與内容結合叙事的功能，但在2018年的《一千零一夜出走季》中，節目組開始了新的嘗試。從北京到日本東京，梁文道們走到了不同國家、城市的大街小巷，講述那些與城市相關的書籍。

其實在《一千零一夜出走季》第一集片尾花絮中，梁文道吃着鹵煮和鄰座的大叔聊天，就說到了“節目做久了，要改版嘛。”

現在來看，顯然《一千零一夜出走季》是一次嘗試集，為第四季的整體改版打下了基礎。第四季官方的節目介紹說節目是将“‘閱讀經典’與‘街頭人間’巧妙嫁接”，也就是将之前作為畫面風格構成的街頭實景，提升到了新的位置。這對節目主題的呈現顯然大有幫助，并且也與節目氣質相合。那個旁若無人行走在巷子中對着鏡頭大談文學的梁文道，在講起這些曆史紀念地時自然也是侃侃而談，使得節目内容更豐富了。

聊天談話綜藝《圓桌派》暫不論，看理想的三檔讀書、美術、音樂的垂直領域節目高起點的基礎，首先在于主創者個人的高起點——這是三檔唱獨角戲的節目，梁文道、陳丹青、馬世芳的個人魅力堪稱是節目的基石。

這很容易理解，文化節目的重點其實很難說是文化本身——就好像《曉說》的受衆們愛的是高曉松的侃大山，而不是侃大山這件事本身。

那麼梁文道、陳丹青、馬世芳的共同特點，或許是他們都有一種基礎紮實又具個人風格的文化理解，态度是謙遜而堅決——他們都經常聲明自己是“個人看法”，但又毫不猶豫地将這種“個人看法”表達得很極緻。最為顯著的當然是陳丹青的《局部》，陳丹青瞪着一對大眼神情嚴肅地講那些我們未必聽過的美術作品，時而贊歎到“肝兒顫”，時而又順口蹦出一兩個不那麼文明的用詞，這種節目形式是絕無僅有的，也可以說這就是《局部》的氣質。

同樣的，梁文道在街頭的講述配上那些市井畫面，也是《一千零一夜》的氣質，馬世芳溫和的台灣腔配合錄音室裡的輕柔動作和泛黃的樂壇老照片，也是《聽說》的氣質。

這起到的效果是——對“看理想”節目你很難找到一個中間态度，你要麼能夠接受“陳丹青們”極具個人色彩的講述成為節目的擁護者，要麼幹脆嗤之以鼻。但從結果來看，“看理想”節目很好地完成了對自身受衆的篩選，并達成了一種“給愛好者們提供了一個欣賞的起點或者入口”的功能。

如果談起一檔文化節目來，有可以言說的氣質，其實在節目獨特性上已經足夠出類拔萃了。不管那些内容本身有多複雜，至少觀衆們會被這種氣質勾起興趣來，被節目所吸引進而在别的渠道去了解更多知識，對文化節目來說這就很不容易了。

《局部》第二季最後一集的标題是“藝術與大衆”。“他（畢加索）說，‘藝術與大衆之間永遠存在鴻溝。’我知道這句話會冒犯‘大衆’，雖然我也不确知‘大衆’究竟是指誰，但我同意這句話。” 陳丹青瞪着眼睛說，“我自以為了解斯坦因這張肖像，但是現在鏡頭對着我，然後我又假定對着大衆，所以我不知道此刻，我是站在鴻溝的這邊，還是站在大衆這邊？好在曆史呢，已經挂在牆上。”

筆者在其他文章裡寫過這樣的觀點：文化節目能提供給觀衆的，最多是一種引子或者說“契機”——讓看了節目的普通觀衆能夠對那些藝術、名作、社會話題的深層内涵都心生親近之感，少了隔閡，有了一窺其天地的想法。

就像在“出走季”中梁文道和鄰桌大叔的對話：

大叔感歎：“現在的年輕人得有點信仰有點韻味。”

“對，還是希望能做到這樣。”梁文道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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