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讀書、寫作,以及評判一篇文章的優缺,大家見地各異,主張不一。鑒于此,中國作家網特推出“名家談寫作”系列文章,讓古今中外的名家與您“面對面”傾授他們的寫作經驗,或許某一句話便能讓茫茫書海中的您恍然大悟、茅塞頓開。敬請期待。
——編者
巴金談文學創作
——答上海文學研究所研究生問
(原載1982年4月1日《文學報》第53期)
Q
您的文學創作活動開始于何時?最早采用的文學體裁有哪些?在《文學旬刊》上署名“佩竿的詩和小說(一九二二年)是不是您最早的創作?
巴金:我最早寫的長篇小說,是一九二七年寫的《滅亡》,當時住在法國蒂埃裡堡,有苦悶無處發洩,心裡有很多話要說,就進行了小說創作,一九二八年寫成,登在《小說月報》上。一九二三年我在成都還寫過一個短篇,叫《可愛的人》,寄給上海鄭振铎,發表在《時事新報》副刊《文學旬刊》上。一九二四年,我還寫過一個反戰題材的短篇,投給《小說月報》,給退了回來。當時的編輯也是鄭振铎,沒有采用。在這之前,我還寫過一些詩歌,發表在《文學旬刊》和《婦女雜志》上。
Q
剛才您說過,您的第一個短篇是一九二三年寫的,而專門從事文學創作是一九三幾年前後開始的,是不是這樣?
巴金:不是,我的第一篇小說應該說是《滅亡》。我在一九二七、二八年寫了《滅亡》,一九二九年寫了《洛伯爾先生》幾個短篇,寫了一本《死去的太陽》。一九三一年寫得最多,寫了《家》等好多作品。
Q
請談談您在創作前的理論準備和藝術積累上,對哪些文學理論和文學史著作感興趣?您喜歡文學史上哪些方法、流派?
巴金:在創作長篇小說之前,我倒是翻譯過一些東西,譬如克魯泡特金的《自傳》,還有高德曼的《論現代戲劇》,發表在開明書店編的《一般》和《新女性》雜志上。
Q
迄今為止,您對自己的作品最滿意和最不滿意的是哪些?
巴金:三本比較滿意的書是《家》《春》和《秋》,還有《憩園》和《寒夜》。在我寫的小說中,有一些作品因為我對裡面的生活不熟悉就寫得不好,如《火》我就不滿意,又譬如《萌芽》也是這樣。相反,非常熟悉的題材就寫得比較好些。
Q
您是一位有着鮮明個性特征的作家,您覺得您的個性氣質對您的文學創作有哪些突出影響?您怎樣看待作家個性氣質和自我完善的問題?
巴金:我的作品整個兒就是個人對生活的感受,我有苦悶不能發散,有熱情無法傾吐,就借文字來表達。我一直要求自己說真話,要求自己對讀者負責,至今我還覺得自己過去有時做得不好。
我喜歡俄國作家赫爾岑,他的文字帶感情,很感動人,我喜歡這種帶感情的文字。
我說過文學的最高境界是無技巧,是文學和人的一緻,就是說要言行一緻,作家在生活中做的和在作品中寫的要一緻,要表現自己的人格,不要隐瞞自己的内心。
Q
您是采用外國題材最多的一個現代作家,請您談談這方面的體會。
巴金:我在外國生活過,對外國的生活熟悉,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懷念那段生活,當我開始創作的時候,因為國民黨限制很嚴,文字檢查,我就用外國題材來借古喻今,借外喻中,那時的一些短篇都是反映歐洲生活的,像《洛伯爾先生》《房東太太》都是這樣。
Q
在小說《滅亡》《愛情三部曲》中您塑造了一些理想化的人物,如李靜淑等,他們有沒有模特兒?他們所組織的宣傳、罷工、暗殺、辨論等,在生活中有沒有真實事例?
巴金:這個問題在小說總序中已經談過。作品中的人物,生活中都有影子,對《家》裡寫的生活我比較熟悉,原型較多,就比較真實,不熟悉的編造的成份就多一些。
Q
您的前期創作活動持續了二十餘年,為什麼在一九四六年後暫時停止了?
巴金:我在一九四六年底寫完《寒夜》後,當時忙于搞編輯,搞翻譯,事情很雜、很多,而寫作的時間就少了。
解放後我想換支筆,寫點新的生活,這要花時間去深入,去了解,去熟悉,但是,社會活動多,深不下去,寫作也就有限了。
Q
請您談談自己選材、構思、描寫的習慣與體會。
巴金:這個比較難說,最初我自己也沒有想到要走文學道路,家裡希望我學工,然後揚名顯親,可是我走了另一條路。我說過《家》裡面高老太爺和覺新兩個人完全真實的,覺新就寫了我的大哥。我對那些生活非常熟悉,寫的時候比較順手,很快就把那些人物都寫出來了。我寫的時候不是苦思苦想編造出來,我有生活,有感情要發洩,就自然地通過文字表現出來。
Q
您的小說創作幾十年來引起了社會上廣泛的注意,您認為哪些關于您思想與作品的評論研究文章是較深入的?
巴金:很難說,我看得不全。陳丹晨的那本書送來後我也沒有時間仔細看,隻把書中一些和曆史事實明顯出入的地方指出來,但也可能有些未看出。作家和評論家都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作家以現實生活為題材,評論家以作家作品為題材。研究的對象不同,評論家研究的是作家和作品,作家研究的是生活,都有自己的觀點,獨立思考。寫書總是寫作者自己的觀點,我不好說别人這樣寫那樣寫。研究我的專著,聽說南京有人寫,四川也有人寫了。
Q
在中國現代作家中,您同哪些作家的交往對您的文學創作活動有較大影響?
巴金:我平時也不大出來參加什麼會議和活動,就關在家裡一個人寫。都由我的一個朋友和文化界接觸,他在開明書店工作,我寫了什麼就交給他帶去,編輯部有許多要求通過他轉。我喜歡魯迅的作品,願意追随魯迅的道路。初期,郭沫若對我有影響,不過是在一個短時期内,我喜歡他的《女神》《三葉集》,後來茅盾的作品陸續發表後,我也開始喜歡他的作品。
在現代作家中,曹禺、沈從文、靳以和我是比較熟悉的。
Q
您在一九七九年和法國《世界報》記者談話中,談到您讀了托爾斯泰給羅曼·羅蘭的長信,很愛感動。您能具體談談這方面的體會?
巴金:是的,當時羅曼·羅蘭還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他看到托爾斯泰在文章中否定了整個歐洲的文學藝術,甚至連莎士比亞、貝多芬也否定了,感到十分痛心,于是就寫信請教托爾斯泰,托爾斯泰寫了一封長達三十多頁的信複他,說藝術的目的不是别的,是為了促進人類團結,為了使人變得好一些、善一些,是為了對人類進步有利,是為了教育人。美和善是統一的。我當時看了十分感動,直到今天我還認為托爾斯泰的話是很有意義的。我說過:文學的最高境界是無技巧,不是玩弄什麼花樣,靠什麼外加的技巧來吸引人,要說真話。藝術應該對社會改革,人類進步有所幫助,要使人們變得善一些、好一些,使社會向光明前進,我就是為這個目的才寫作的。
但是托爾斯泰走到了極端,他連莎士比亞、貝多芬也否定了。我卻認為文學這個東西的社會意義是不能否定的,它是對人類進步起作用的。
Q
您說過:“我的創作方法隻有一樣,就是讓人物自己生活,作家也在作品中生活。”您能具體談談這個問題嗎?
巴金:我認為作家和人是一緻的,作家要寫他所熟悉的生活,讓人物按照自己的路子自己的個性發展。我記得蘇聯作家阿·托爾斯泰說過:當我寫作的時候,我不知道我的人物在五分鐘以後會說什麼,我驚奇地跟着他們。我不象茅盾那樣寫過詳細地提綱,當然各個作家的習慣不一樣,我是按照自己的生活積累和感情一下子寫下來,着眼于人物的命運,人物自己活動起來。我把文學作為武器攻擊我的敵人,攻擊舊制度。我在《随想錄》第二集《探索集》專門講了這個問題。現在有人把技巧強調到不适當的程度,我不這樣看。我寫小說就是要讓讀者了解作者的意思,要打動讀者的心,不讓人家知道怎麼行?讓人家看不懂,就達不到文學藝術的目的了。
Q
您最近還在寫作嗎?
巴金:是的,我還在寫,不過身體不太好,寫字困難,寫得比較慢。
巴金談創作
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生活是文藝創作的源泉。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能脫離同人民、同生活的聯系。
——《在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發獎大會上的講話》
我始終認為文學藝術不是隻供少數人享受的奢侈品,它屬于全體讀者(和觀衆)。我活着,不是為了自己。我寫作,也不是為了自己。
——《巴金論創作》序
創作就是少不了“創”字,創造就是作家通過認真的獨立思考,反映自己熟習的生活與深切的感受,總之作家在說自己想說的話。
——《給丁玲同志的信》
我本人總想堅持一個原則,不說假話。……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師是生活,中國社會生活。
——《文學生活五十年》
我跟所有其餘的人一樣,生活在這世界上,是為着來征服生活。我也曾參加在這個“搏鬥”裡面。我有我的愛,有我的恨,有我的歡樂,也有我的痛苦。但是我并未失去我的信仰:對于生活的信仰。
——《激流》總序
我的早期的作品大半是寫感情,講故事。有些通過故事寫出我的感情,有些就直接向讀者傾吐我的“奔放的感情”。
——《談我的短篇小說》
我在法國學會了寫小說,我忘記不了的老師是盧梭、雨果、左拉和羅曼·羅蘭。我學到的是把寫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認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緻,是作家把心交給讀者。
——《文學生活五十年》
魯迅先生的短篇集《呐喊》和《彷徨》以及他翻譯的好些篇都是我的啟蒙先生。
——《談我的短篇小說》
我常常向人談到啟發。我們讀任何好的作品,哪怕隻是浏覽,也都可以得到啟發。我那些講故事的短篇小說很可能受到屠格涅夫的啟發寫成的。
——《談我的短篇小說》
我寫小說從來沒有思考過創作方法、表現手法和技巧等問題。我想來想去,想的隻是一個問題,怎樣讓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樣做一個更好的人,怎樣對讀者有幫助,對社會、對人民有貢獻。
——《文學生活五十年》
五十年來我在小說裡寫人,我總是按照我的觀察,我的理解,按照我所熟悉的人,按照我親眼看見的人寫出來的。我從來不是照書本、照什麼人的指示描寫人物。
——《觀察》
要寫人,得接近人,關心人,了解人,而且愛人。
——《描寫人》
我拿起筆寫小說,隻是為了探索,隻是在找尋一條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道路。
我就是從探索人生出發走上文學道路的。
——《再談探索——随想錄三十八》
人各有志。即使大家都在探索,目标也不盡相同。你想炫耀技巧,我要打動人心,我看不妨來一個競賽,讀者們會來當義務評判員。
——《探索之四——随想錄四十》
我第一次提筆寫小說時,我隻是“為了安慰我的寂寞的心,為了發散我的熱情,宣洩我的悲憤。”……
自然我寫小說時,我心中也不是空空的。我多少總算有一點計劃;我先有了一些事情,後來便有一些人物。……
熱情積起來成了一把火,燒着我的全身。熱情又象一條被堵塞了出口的河,它要沖出去。……
經過了長久的内心鬥争,我決定再拿筆寫小說。這一次是人物、事情、地方一齊出現了。我把這一切組織起來,安排起來。人物是真實的,不過所謂“真實”在這裡還有一個界限:我如果拿熟人做“模特兒”,我取的隻是性格,我不取面貌和事實。
——《關于小說中人物描寫的意見》
長篇小說是種容量很大的文學形式,照列甯講的,它可以成為反映時代,認識生活的一面鏡子,但要寫得精,寫得好,很不容易。
我覺得要提高長篇小說的質量,潛力還是很大的。我講兩字,一個是“新”一個是“深”。
——《祝賀與希望》
根據我的寫作經驗,所謂技巧就是中國一句俗話:“熟能生巧”,寫多了,寫久了就懂得怎樣駕馭文字。“巧”就是避開、掩蓋、彌補自己的缺點,突出自己的長處。
——《訪問巴金先生》
在我的小說裡到處都找得到我的朋友親戚,到處都有我自己,連《寒夜》裡患肺結核死去的小職員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的東西。我的人物大都是從熟人身上借來的,常常東拼西湊,生活裡的東西多些,拼湊痕迹就少些,人物也比較象活人。
——《關于<火>——<創作回憶錄>之七》
我舉以上三本小說(《砂丁》、《雪》、《火第二部》——編者注)為例,無非是說明靠脫離生活、編造故事的做法寫不出好的作品。我不僅反對“閉門造車”,我也不贊成把作家當作鴨子一樣趕到生活裡去。過去人們常說“走馬看花”或者“下馬看花”。我相信過這種說法,但我也吃過虧上過當,我看到了不少的紙花。總之存心說謊的作品和無心地傳達假話的作品都是一現的昙花。說謊的文學即使有最高的技巧,也仍然是在說謊,不能震撼多數讀者的心靈。
——《關于<砂丁>——<創作回憶錄>之九》
所謂培養應當是:幫助作者認識生活,擴大他的眼界,啟發他的心靈,豐富他的修養,使他逐漸掌握藝術技巧,并且了解創作是如何艱苦的勞動。
——《祝青年文學創作的發展和繁榮——<萌芽>創刊緻詞》
可能以後還會有讀者來信問起寫作的秘訣,以為我藏有萬能鑰匙。其實我已經在前面交了底。倘使真有所謂秘訣的話,那也隻是這樣的一句:把心交給讀者。
——《把心交給讀者》
一個真正屬于人民的藝術家,一定要有勇氣,可以說無勇即無文。
隻要作家們有決心對人民負責,有勇氣堅持真理,那麼一切的框框和棍子都起不了作用。
——《作家要有勇氣,文藝要有法制》
微信編輯:劉鵬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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