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中國，能講一口流利英語的人很多，特别是年輕人，因此我的英語水平大概也就能算是中等。但是在六七十歲的老年人中，特别是在這個年齡段的法律學者中，我的英語水平應該屬于上等。

在改革開放初期，能講英語的中國人很少。雖然很多人開始學英語，但是學成的人不多。能借助《英漢詞典》閱讀英文著作的人，就算很有成就了，盡管那屬于“啞巴英語”。

我在1979年初準備參加高考時開始自學英語。那一年高考的英語成績按10%計分。我考了23分，以2.3分計入總成績。我很幸運地考取了中國人民大學一分校的法學專業。英語是必修課，我便開始正式學習英語。那一年我已然26歲。我這個人比較好強，做事也比較認真。既然必須學，我就要努力學好。坦率地說，在上大學的前兩年，英語是我投入時間最多的課程。

我在北大荒的農場開過多年拖拉機，養成了幹活找竅門和講效率的習慣。背單詞是學外語的基本功，很枯燥也很費力，我就找到了一個竅門。

老師要求我們用字母背單詞。例如，good就背g-o-o-d,good。我認為這是浪費腦力，就不記字母音，隻記單詞音，于是，good就背good。我感覺，我記單詞的成效是比較高的，特别是就閱讀和聽說而言。這種記憶方法的缺點是單詞和字母的轉換很慢，而且拼寫單詞時錯誤率較高。學習英語多年之後，當别人問我一個英文詞怎麼拼寫時，我還是很難在腦子裡完成字母的轉換，往往要用筆寫下來，再念出那些字母的讀音。

我以為，聽說讀寫的順序體現了人類學習語言的規律，而語言作為交流工具，最重要的能力是聽和說。因此，我從一開始學習英語就注重聽說的練習。說的問題可以自己解決，找個沒人的地方就可以自言自語。但是，聽的問題很難自己解決。當時，中國的一般家庭還沒有電視機，低廉的收音機也很難收聽到英語節目。在這方面，我的女友-妻子給了我很大的支持。大學二年級時，我倆終成眷侶。結婚之後，我們購置的第一件貴重物品就是一台日本進口的收錄機。妻子從親戚手中換到300元外彙券，然後在北京友誼商店買了一台收錄機。這台收錄機不僅能聽錄音磁帶，而且能收聽國外的英語節目。這對我的英語聽力練習很有幫助。

當時的人大一分校是走讀大學，沒有學生宿舍。我家住在和平街，學校在廣渠門外，我每天坐公共汽車上學，路上要花兩三個小時。我就把坐車時間都用于背單詞。在結婚之前，女友就很支持我學習。她親手給我制作背單詞用的小本子。她把白紙裁成10×3厘米的紙條，然後把幾十張裝訂成一個小本，還用綢布做成封面。我在白紙的一面寫上英文單詞或短句，在另一面寫上中文。在公共汽車上，我就可以一手扶着欄杆，一手拿着小本，看英文想中文，或者看中文想英文。一天晚上，我坐車回家，站在售票台旁背單詞。車廂頂上的燈光比較昏暗，中年女售票員就把售票台上的燈打開，給我照亮。我向她表示感謝，她隻是莞爾一笑。那一幕深深印在我的心底。我感覺，當年國人之間有着較多的善意與關愛！

日複一日，年複一年，我用了十幾個小本子，我的英語水平就有了穩步的提升。1983年，我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的碩士研究生。當年的研究生數量很少，個個都是“學霸”，而我的英語水平算是比較好的，被分入了英語課的“快班”。後來，因為我的英語口語能力比較強，我的導師徐立根教授還讓我給來訪的美國警務專家擔任翻譯，大大提高了我的英語能力。

1984年底，我還到北京警察學院擔任了兼職英語教師。那份工作不僅給我的家庭增加了寶貴的收入，而且給了我系統學習英語知識的機會。那5年的兼職教學，讓我增強了對英語語法的理解和把握，而這對于我後來的英文寫作很有幫助。

1986年獲得法學碩士學位之後，我開始在人民大學法律系任教。在教學工作之餘，我撰寫了一些學術論文，還把我的碩士學位論文寫成一本專著，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書名是《同一認定——犯罪偵查方法的奧秘》。另外，我還組織青年學者把一些英文著作翻譯成中文出版。這既能提高英文水平，還能掙到“外快”，一舉兩得。

當時中國的城市居民大多靠固定工資生活。我在人大的月薪是六十多元，妻子的工資是五十多元，屬于中等偏下的收入水平。我在警院的兼職按課時計酬，高于人大的工資。再加上隔三岔五收到的稿費，我們這個三口之家的小日子過得還挺滋潤。

90年代初期，我到美國的西北大學法學院訪學和留學。這使我的英語水平登上了一個更高的台階。那時候，出國留學是令人羨慕的事情，也是許多有志青年追求的目标。然而，留學生活的滋味一言難盡。後來我就寫了兩篇留學感悟的小文章，發表在報刊上。一篇名為“出國留學過五關”，講了語言關、生活關、專業關、社交關和感情關。另一篇題為“出國留學五皮功”，說了嘴皮功、臉皮功、頭皮功、肚皮功和眼皮功。我還寫了一首打油詩——

世人都道留學好，個中滋味誰知曉；酸甜鹹辣穿腸過，唯有苦字忘不了。

兒女有志在四方，年少敢叫地球小；為了中華騰飛日，大頭朝下逞英豪。

世人都道留學好，個中處境誰知曉；風霜雨雪都經過，唯有難字不得了。

莫道西域金滿地，少能無緣隻白瞧；勸君練好五皮功，留學路上竟逍遙。

因此，美國西北大學的法學博士學位證書是我這些年獲得的諸多證書中最為珍貴的一個。按照證據保全的習慣，我平時隻使用這個證書的複印件，而原件則珍藏在特制的鏡框之中。

1993年底從美國留學回國以後，我繼續在人大法律系任教，主講犯罪偵查學和物證技術學的課程。1994年，法律系的領導和學生找到我，希望我給本科生開設法律英語課程。我接受了這個挑戰。這是一門新課，沒有現成的教材。我就自己搜集英文的書刊資料，複印給學生使用。後來，我把自編的教材編輯成書，首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後來由法律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這本《法律英語》在一段時期内成為我國法律院系使用最廣的專業英語教材。

第一版由法律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

順便說，新東方學校創建之後，一位校領導曾經找我去兼職講課。我回答說，我講不了你們那種應試的課，因為我自己沒有參加過托福之類的考試。他很驚訝。我解釋說，我出國留學是個特例，大概是占了天時地利人和，沒有語言考試成績，還在一年多的時間内就完成了學業。我的特殊經曆，不可複制。

對于中國學生花費大量時間學習外語的現象，我也頗有感慨。二十多年前，我在中國政法大學舉辦的關于“法學素質教育”的論壇上說道，中國學生學習外語所占時間的比重太大，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再到碩士生和博士生，都要花很多時間學外語。如果我們把這些時間用于科學研究，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就。英美人就不必花這麼多時間去學外語。當然，他們也可以作為興趣來選學外語，但不是從小到大的必修課。我希望在不久的将來，中國人也不再把外語當作必修課。我們的子孫後代可以用漢語走遍天下。而且，那些不太聰明不太勤奮的中國人，在中國找不到滿意的工作，還可以到外國去教漢語嘛！這是我的一個夢想。

因為我的英語比較好，所以我也為中國法學走出國門做出了一點小小的貢獻。二十多年來，我應邀到世界各地的三十多個高校或科研機構講學，包括港台地區的大學。我曾經在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任客座教授（2002-03），在美國紐約大學法學院主講研究生課程（2011），在日本名古屋大學任特任教授（2012），在英國蘇塞克斯大學任訪問教授（2016）。我曾經做過講座的大學包括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和辛辛那提大學，英國的倫敦國王學院、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利茲大學和金斯頓大學，澳大利亞的國立大學、拉特羅布大學和科庭大學，法國的埃克斯-馬賽大學、巴黎第七大學和蒙彼利埃第三大學，德國的馬普外國與國際刑法研究所，荷蘭的烏特勒支大學，比利時的布魯塞爾自由大學和蒙斯大學，挪威的卑爾根大學，丹麥的哥本哈根大學、墨西哥的國立大學和奇瓦瓦大學，古巴的國家圖書出版研究所，哥倫比亞的埃斯特拉多大學和塔德奧大學等。我還應邀到英國倫敦的查塔姆宮和德國漢堡的科爾伯公共論壇發表專題演講。

此外，我還應邀參加過許多國際會議并做主題發言。例如，2015年7月到新加坡參加“慧眼中國環球論壇”并做主講嘉賓；2017年9月先到英國的劍橋大學參加“第35屆經濟犯罪國際研讨會”并做主題發言，然後到希臘參加“5th Athens Democracy Forum（Sept.13-17, 2017）”并做主講嘉賓；2018年4月作為中國專家代表團成員到倫敦參加“新時代中國”國際研讨會并做主題發言；2019年11月到丹麥的哥本哈根參加“法律文化與數字社會”學術研讨會并做主題發言。

慧眼中國全球論壇（拍攝于2015于7月20日）

第35屆經濟犯罪國際研讨會（拍攝于2017年9月7日）

5th Athens Democracy Forum

到海外講學和參加國際會議讓我保持了比較好的英語表達能力。但是，自從新冠肺炎爆發以來，我一直沒有出國，在國内參加的國際會議也很少，人民大學每年夏天給美國學生舉辦的“中國法暑期班”講課也停了，因此我的英語表達能力不斷減退。我想，這大概也符合人類衰老的大趨勢吧。

《City Weekend》 Jan.2013

《TIME OUT》 Jan. 2015

2015年2月21日英國《金融時報》,标題是“何家弘：與金融時報共進午餐”（Lunch with the FT: He Jiahong）。

,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