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又稱《詩三百》，是我國第一部具有濃郁現實主義風格的詩歌總集，收錄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公元前十一世紀—公元前六世紀）大約五百多年的詩歌311首。（其中有6首有題目而無内容）因此，後人取其整數稱之為“詩三百”。先秦時期，《詩經》稱為《詩》，西漢時《詩》被儒家辟為經典，始稱《詩經》，并沿用至今。此外，由于西漢學者毛亨、毛苌師徒曾對《詩經》做過翔實的注疏，因此後世通行版的《詩經》又稱《毛詩》。

《詩經》的作者絕大部分已經無法考證，不過可以确定的是，作者生活的地域主要是黃河流域，即西起今甘肅東部，北到河北西南，東至山東，南及江漢流域的古中原地區。

關于《詩經》的集結，曆代說法衆多，目前主要有三種主流的說法：

一、王官采詩說

該說法最早見于《左傳·孔叢子·巡狩篇》，其中載說：“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謠，以觀民風。”因而有人據此推斷，當年周天子為了了解民情，常常在農忙時派專門的使者到全國各地采集民謠，再由史官彙集整理後獻給天子，當時的采詩官被稱為“行人”。而其後的《漢書·食貨志》也載說：“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故曰王者不出牖戶而知天下。”西漢學者劉歆在《與揚雄書》也稱：“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童謠、歌戲。”

二、公卿獻詩說

該說法稱，當年周天子為了考察各諸侯國的民風和國君政績的得失，“考其俗尚之美惡”，下令諸侯獻詩。比如《國語·周語》載說：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師箴、瞍賦、矇誦。”

三、孔子删詩說

該說法見于《史記·孔子世家》，其中載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意思是說，孔子在世時，當時社會上流行上流行有古詩3000餘篇，後來孔子根據禮義的标準編選了其中305篇，編成《詩經》。對這一說法，唐代孔穎達、宋代朱熹、明代彜尊、清代魏源等均持懷疑态度，理由是《左傳》中記載，孔子不到10歲時就有了定型的《詩》書。比如，公元前544年魯國的樂工為吳公子季劄所奏的“風”詩，次序與今本基本相同。

綜合以上三種說法，現在我們通常認為，《詩經》系當時各諸侯國協助周天子的史官采集而得，之後經由史官整理、樂工師編纂配樂而成，後來孔子可能對其做過進一步的整理。

關于《詩經》的分類自古即有“四始六義”之說。“四始”即指列位“風”“大雅”“小雅”“頌”篇首的四首詩，這四首詩可以看作《詩經》的靈魂所在。“六義”則指與《詩經》息息相關的六個關鍵詞：“風、雅、頌、賦、比、興”。“風、雅、頌”是《詩經》截然不同的三種體裁，“賦、比、興”則是《詩經》中最主要的三種修辭手法。

“風”的願意是“風俗”，它是相對于“王畿”—周天子的直轄區的民歌而言，這裡借指民謠，以今黃河流域之山西、陝西、河南、河北等地15個地區的民歌，稱“十五國風”，凡160篇，為《詩經》的核心内容。可以推知的是，這些民歌收入《詩經》時，是多半經過潤色處理的。

“雅”即是“王畿”音樂。周人稱“王畿”為“夏”，古代“雅”和“夏”通用。因此，有人有“雅樂”一說。此外，“雅”又有“正”的意思，當時周人把王畿之樂看作是正聲的典範。“雅樂”按音樂的形式又可細分為“大雅”和“小雅”，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凡105篇。這其中固然多半是士大夫的作品，但“小雅”中也有不少類似民謠的作品，如《黃鳥》、《我行其野》、《谷風》、《何草不黃》。

“頌”是宗廟祭祀的樂歌和史詩，内容多是歌頌祖先的豐功偉績的。《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王國維說：“頌之聲較“風”“雅”為緩。”說的就是這類祭祀音樂的節奏特點。“頌”分“周頌”、“魯頌”、和“商頌”。其中，“周頌”31篇，“魯頌”4篇，“商頌”5篇，凡40篇。

“賦”按朱熹的說法，“賦者，敷也，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說，賦是鋪陳叙事的，是最基本的表現手法。

“比”，按朱熹的解釋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明喻和暗喻均屬此類。《詩經》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變化。如《氓》用桑樹從繁茂到凋落的變化來比喻愛情的盛衰。《鶴鳴》用“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來比喻治國要用賢人等。

“興”，用朱熹的解釋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為所詠之内容做鋪墊。它往往用于一首詩或一章詩的開頭。有時一首詩中的句子似比似興時，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來判斷是否是興。“興”是一種微妙的可以自由運用的手法，後代喜歡詩歌的含蓄委婉韻緻的詩人，對此也就特别有興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陳出新，不一而足，構成中國古典詩歌的一種特殊韻味。

《詩經》全面地展示了西周至春秋中期的社會生活，真實地反映了我國奴隸社會從興盛到衰敗的曆史全貌：它不僅展示了古代勞動人民被剝削被壓迫的悲慘命運和他們的反抗鬥争，也反映了沉重兵役和徭役給勞動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它不僅忠實地反映普通人的愛情和婚姻，也忠實地反映了曆史上的許多重大事件。這一切，對于我們今天考察周代的曆史、宗教、文化習俗無疑有很大的價值。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詩經》其實就是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大約五百年間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

《詩經》作為我國民間詩歌的源頭，在經曆了近三千年的時光洗禮，已成為一種文化基因，融入華夏文明的血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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