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近來寫過很多關于清代官員抄家的文章，整體閱讀量也不錯，這表明讀者朋友對清代官員收入很感興趣禦史借題發揮，再來說一下清代一個知府一年的收支情況，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于為什麼說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為什麼說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

近來寫過很多關于清代官員抄家的文章，整體閱讀量也不錯，這表明讀者朋友對清代官員收入很感興趣。禦史借題發揮，再來說一下清代一個知府一年的收支情況。

談到清代知府收入這個話題，最形象的說法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這句話給人的印象應該是一個清廉的知府，一任三年下來就有十萬兩白銀的進賬。如果是這樣，那麼知府歲入就有33300兩有餘，刨去零頭不計，至少也得有三萬兩進賬了，而且還是純收入。

那麼事實情況是否如此呢？這裡就以乾隆時期的淮安府知府陶易為例，來算一算明細賬。為何要選陶易呢，原因很簡單，因為他是一個清官，在淮安知府任上給百姓辦了不少實事、好事，符合“清知府”這個基本條件。

陶易是舉人出身，是從知縣一步一個腳印爬上來的，最終官至布政使。乾隆三十八年，陶易從直隸平定州知州升任淮安知府的，故事就從這裡開始吧。

按照官場慣例，新官上任（知縣、知州、知府一類的地方正印官）先要到督撫衙門報到拿到上任證明，然後還要到布政使、按察使衙門拜見上司。這個過程雖然都是形式，但中間卻少不了孝敬。

淮安府這個地方比較特殊，頂頭上司除了兩江總督、江蘇巡撫外，還有常駐淮安的漕運總督，盡管漕運總督是專職總督不涉及地方行政，但畢竟官品高，少不了也要孝敬。

陶易還沒有拿到淮安知府的官印，就要先孝敬兩件總督800兩，江蘇巡撫、漕運總督各600兩，布政使400兩，按察使300兩，這還不包括各種門包以及請客吃飯的開銷，光是這筆開支就有2700兩。

陶易到任後，照例也要接受下屬的孝敬。清代淮安府下屬山陽、清河、鹽城、阜甯、安東、桃園六縣，六個知縣各300兩孝敬，共1800兩，一來一去陶易還要自掏腰包900兩。這個數字不算多，基本還在承受的範圍之内。

有人或許會問，禦史怎麼知道得這麼詳細，這些具體的數字八成是編出來的吧。這真不是瞎編，清代官場上對各種“孝敬”都是有具體數字作為參考的，富裕的省份孝敬得多，窮的省份孝敬得少。

換言之，一個知府給總督、巡撫送多少見面禮，這是大家約定俗成的，隻能多不能少，否則就會被視為破壞遊戲規則，是要穿小鞋的。這裡有一個例子很能說明問題。

《官場現形記》中說，一個叫瞿耐庵的候補官員千方百計謀得了湖北興國州知州的實缺，走馬上任，但他上任交接時因為得罪了前任的賬房師爺，師爺為了報複他假造了一本秘密賬本，他按照這個假賬本上的數字給上司送禮，結果不到一年就被參劾革職了。

按照官場舊例，陶易上任時，前任知府會将一本“暗賬”交接給他，上面詳細記載着知府送給上司以及下屬孝敬的具體數字。

那麼作為淮安知府，陶易正常情況下，每年要拜會兩江總督、江蘇巡撫、布政使、按察使一次，這種拜會屬于正常公務彙報。但也要送禮，具體是：兩江總督總督1000兩，漕運總督900兩，巡撫800兩，布政使700兩，按察使600兩，合計4000兩。

此外清代官場上又有“三節兩壽”的規定，即端午、中秋、年節以及上司和夫人生日。這些禮金也有具體數字：兩位總督各600兩，巡撫500兩，布政使400兩，按察使300兩，三節兩壽加起來則共計12000兩。

當然淮安是個富裕的府，支出相對要多些，如果是一些偏遠的府，那麼這個數字至少也在8000兩左右。

這樣算下來，陶易在淮安知府任上每年的各種孝敬就有16000兩，外加第一次拜會上司則為17800兩。然而這肯定不是所有的支出項目，還有一些特殊情況，比如上司檢查工作，京城官員回鄉探親等等。大緻估算，一年下來沒有20000兩肯定是不夠的。

上面都是送禮的支出，用于公務的開支同樣也不少。清代各衙門的正印官都要聘請師爺，根據政務的繁簡程度師爺的人數不定。但錢糧、刑名、書啟、賬房這四個師爺是必不可少的。

其中錢糧、刑名師爺薪水最高，每年300至500兩不等，書啟、賬房略低，300至200兩不等。淮安府屬于“沖、繁、疲、難”四字俱全的最要缺，所以師爺的工資肯定不低，四個加起來沒有1500兩是交代不了的。

同樣知府也有陋規，下屬的六個知縣每年要孝敬，三節兩壽的固定标準是200兩，計6000兩，外加見面禮1800兩，合計7800兩。陶易的支出是21500兩，而收入隻有7800兩，赤字為13700兩。這麼大的窟窿怎麼補呢？辦法隻有一個，那就是多收賦稅，從百姓身上榨取。

淮安府共有成熟土地17035餘頃，在正稅之外每畝土地則要額外多收一分至三分銀子，陶易是個口碑很好的清官，且以多收一分計，那麼就能多收大概17000兩左右，這筆錢剛好補了窟窿，還能剩下三千多兩，如果加上微薄的年俸105兩，估計也隻能夠日常開銷了。

所以“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不過是個僞命題，隻有少數善于理财的官員才能做到，這些地方官員拼命榨取的陋規，說到底最終還是流向了金字塔尖，全都彙集到了各省督撫和京城大員的口袋中。

注：本文的數據參考來自《道鹹宦海見聞錄》、《官場現形記》，以及各種野史筆記，未必确實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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