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1090～1155年），字會之，是中國曆史上有名的一代權奸。南宋時期，他把持朝政，通敵叛國，殘害忠良。尤其可鄙的是他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了抗金名将嶽飛，留下了千古罵名。他将永遠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遺臭萬年。秦桧是何時淪為金國的奸細的？據推測，靖康元年（1126年），他為金人擄獲後，由囚徒淪為了内奸。秦桧在金的所作所為，今已無處可查。但是關于秦桧的南歸，頗能說明問題。他自己說是“殺監己者奔舟而歸”，對此當時人就很懷疑，但因有宰相範宗尹、知樞密院事李回的極力保薦，所以才被高宗接納，最終令高宗對他深信不疑，并委以重任。紹興初做過宰相的朱勝非在《秀水閑居錄》中說：“秦桧随敵北去，為大帥撻懶（又名達赉、達蘭，即完顔昌）任用，至是與其家得歸。桧，王氏婿也。王仲山有别業在濟南，金為取千缗其行，然全家來歸，婢仆亦無損，人知其非逃歸也。”另外有記載說，秦桧在金國獻和議書，當時金統治者賜他錢萬貫、絹萬匹。建炎四年，金國攻楚州，秦桧竟然被允許用船将全家帶回，不是奸細，能得金人如此恩寵？實情是，建炎三年，金兵南侵時，秦桧作為撻懶的随軍轉運使同行。臨行前，秦桧欲攜其妻王氏南下，又恐撻懶不允，于是假裝争吵，并故意讓撻懶知曉，終于獲準。而秦桧此番南下的重要任務就是誘使宋朝與金達成和議。從金人那裡也能找到秦桧投降金人的确鑿證據。宋嘉定七年（1214年），金宣宗為避蒙古的兵鋒，遷都于南京（汴京），著作郎張師顔在《南遷錄》中記載過此事，其中兩處提及秦桧。一次是讨論是否遷都，直學士院孫大鼎在講到遷都的必要性時說：“天會八年（1130年）冬，諸大臣會于黑龍江之柳（禦？）林，陳王悟室憂宋氏之再興，其臣如張浚、趙鼎則志在複仇；韓世忠、吳則習知兵事，既不可以威服，複構怨之已深，勢難先屈，欲誘以從，則陰縱秦桧以歸。一如忠獻之所料，及誅廢其喜事貪功之将相，始定南疆北界之區劃，然後方成和議，确定誓書，凡山東、淮北之民多流寓于江南，及杜充、張忠彥之家屬悉令發還，蓋懼在南或思歸南，鼓煽搖惑，易以生隙，務令斷絕，始無後患。”

還有一次在蒙古軍攻陷複州、順州時，被俘的金同知縣趙子寅、督運天使張元應二人得以逃脫，他們回來後建議遣使向蒙古乞和，金宣宗下旨封趙子寅為直昭文館，張元應為總天馬飛龍十七監。權給事中兼知制诰孫大鼎封還錄黃，奏曰：“多事之世，士無常守，外順内逆，惟利所在。子寅、元應之歸，朝廷以其言遣使，遂以為誠，臣深疑之。自天統之中，至今三十年，北兵陷執官吏不知其幾多，不知其存亡，傳聞戮辱囚苦，皆是求死。獨此二人忽然逃歸，情态張皇，氣貌不改，恐未必非敵之間。古事臣不必言，謹按國史，天會八年冬，諸大臣慮南宋君臣之刻苦于複仇，思有以止之，而勢難于自屈。魯王曰：‘惟遣彼臣先歸，因示空（恐）脅而使其臣順。遵之，我佯不從，而勉強以聽，感可以定。’忠獻曰：‘我軍初到太原，孝純見霍安國之使，使來迎降。即得太原，一鼓渡河。取洛陽。圍大梁，皆由先取河東，彼此誰不怒之，仇之，如何得位得志？此事在我心中三年矣，隻有一秦桧可用。桧初來說趙臣得人心，必将有所推立；不及半年，其言皆驗。我喜其人，置之軍中，試之以事，外拒而中委曲順從。間語以利害，而桧始言南自南，北自北。’”上奏中的“隻有一秦桧可用”“而桧始言南自南，北自北”表明秦桧已死心塌地投降金朝了。秦桧回到宋朝之後，由于得到高宗的寵信而官運亨通，直至占據宰相的高位。自此，秦桧獨攬朝中大權，積極從事投降叛國活動。紹興八年，他代表高宗拜受金國诏書，接受“和議”，而後為了讨好金人，又以“謀反”之罪殺害了力主抗金的愛國将領嶽飛。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十月，中國曆史上臭名昭著的權奸秦桧病死臨安，谥号“缪醜”。他的賣國行徑使他成為千古罪人，為後人所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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