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達生》中，有這麼一個故事：有一個叫梓慶的出色匠人，削刻的作品活靈活現，如有神附。魯侯問他如何做到，他回答：我準備做工時候，都要閉門齋戒，靜養心思。齋戒到三天時，已置榮辱于一旁；五天時，忘記了世俗風評；七天時，便已經超然物外，木人一體，做出來的東西，古樸而純真，自然充滿了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力量啊！

這個故事中的匠人，給人一種修仙般的神聖感，他對待工作的态度，也仿佛伯牙愛琴，王羲之寫書，高潔自持，讓人對“木匠”這個行業，敬意橫生。

然後，當你看完木匠界的聖經——《魯班書》，可能就會推翻這種敬意，三觀俱毀。

據傳《魯班書》分上下兩冊，上冊精深技藝與思維想象互相結合，是中國建築與堪輿領域的集大成之作；但下冊卻包括萬象，不僅有奇門遁甲，還有各種符咒和巫法邪術——說白了，就是教你怎麼“害人”！

一面是超然物外、掌握了草木經緯的大自然“聖手”，另一面是藏人身後、陰險狠毒的暗算小人，天與地，水與火，木匠仿佛是集天使與魔鬼一體的雙面人。那真實的工匠到底是怎麼樣的？

《魯班書》又是怎麼樣的一本書呢？

先來看看，幾千年曆史中，木匠是種什麼樣的存在。

對于重農抑商的農業曆史，讀者第一印象恐怕是“重農抑商”——商人似乎永遠處于社會金字塔的低端。實際上，這種觀念隻不過是如今掌握了社會話語權的商人的翻身仗，在農業社會，有一些職業，遠比商人更不受待見，這便是百工。

《師說》中，将“百工”定義為“巫醫樂師”，而追溯到《禮記》中，便可知木匠在周朝，就成為了“百工”的核心部分（天子之六工：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革工，典制六材）。

而作為“百工”核心部分的工匠，其實是中國曆史中是位于社會最底層的人。他們的命，如同被豢養的牲畜一般，不值一錢。很長一段時期内，他們的身份隻是奴隸，連起碼的人身自由都沒有。

畢竟對于“重義輕利”、“重道輕器”的儒家社會來說，這些掌握了“奇技淫巧”的工匠們，不僅于事無補，還禍亂民風，必須打為社會末流！朱由校的大臣勸說皇帝放棄木匠這個愛好時，就坦言：“自古百工，匠人最賤”。

秦二世和慈禧命所有皇陵工匠陪葬，坦然不變色；鐵木真和武則天将修造建築不合意的工匠活埋，絲毫不眨眼；大魔王赫連勃勃，更是用了一千種死法，把無數工匠的屍體鑄在了統萬城裡。

對于最上層的皇帝們而言，工匠就是一塊抹布，用的時候可以擦各種髒物，用完之後就覺得肮髒礙眼，扔了最合适。為了防止這塊抹布上的贓物污染了其他人，就命令工匠“世襲永充而不能脫籍”——工匠的子孫，也永遠隻能做工匠！賤民是世世代代的賤民！

于是上行下效，民間百姓，也對工匠們百般輕視與欺壓，上至《太平廣記》，下至《聊齋志異》，各類書裡面都記載了工匠被辱弄、幹完活拿不到錢的、甚至被反咬一口的故事。

那麼作為社會上必不可少，又不受待見的一部分，工匠們何以立身呢？

孔夫子曾言“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魯班書》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應運而生，面對惡，階層的差異決定難以憤起反抗，隻有用隐晦的、更令當時的信仰體系忌憚的“惡”來回報，才有震懾效果。善良從來不應給予惡人，隻有讓惡者心懷畏懼，顧忌後果，他們才不敢繼續心安理得地為惡。

《魯班書》裡面這些奇奇怪怪、陰狠歹毒手段，在如今以科學的眼光看來很是荒誕，但在當時卻是工匠們得以在亂世存活的自保手段，在被他人欺辱，被雇主欺騙後，工匠們也可以施法術來反制，懲治惡人，震懾歹人。

但同時，為了防止工匠們用這種咒語和巫術對普通人發起主動攻擊，《魯班書》也制定了嚴苛的“行業規則”：發動術法，是要付出代價的！敢于施術者，将會成為“鳏寡孤獨殘”中的一種，即斷子絕孫或者變成殘疾人。所以《魯班書》下冊，又被稱為“缺一門”。

這種限制，無疑讓工匠們戴上了道德的枷鎖，報複他人和施展術法隻能成為維護自己人身安全、最後“玉石倶焚”的手段，所謂“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它的存在，同時也是一種精神安慰，讓入行的工匠們有安身立命的倚仗，有反抗不公的一絲底氣。

那麼，說得這麼神乎其神的《魯班書》，真的有用嗎？

《魯班書》和魯班有關嗎？其實看到《魯班書》這本書書名中的“魯班”二字，再對魯班稍加了解，對于此書的真實性，我們就已經是晴朗天擦玻璃門——心中敞亮了。

曆史上，各行業為了提高自己行業“專業著作”的權威性，都會在書名中加入本行業大牛的名字，比如兵家的《武侯全書》、《武穆遺書》，儒家的《孔叢子》、《晏子春秋》等，說難聽了些，算是挂着羊頭賣狗肉。這和現代作家出書後，請名人寫推薦語如出一轍。《魯班書》也如此。

魯班此人，最早出自《墨子.公輸》：楚國準備攻打宋國的時候，用魯國匠人公輸般造出雲梯等各種攻城器械，後被墨子所止。自此以後，魯班這個名字，就慢慢演變成了木匠的鼻祖，并随着後人的不斷攀緣附會，慢慢變成了神通廣大的形象，甚至一躍成為了諸葛武侯“木牛流馬”的創始人。

比如在唐人段成式的《酉陽雜俎》中，就出現了魯班的這樣一個故事：

肅州敦煌人（今酒泉敦煌）魯班在工作之餘，發揮特長做了一個載人的木鸢，每天晚上乘坐它回家看望媳婦。魯班父親探知到原委後，對木鸢充滿了好奇，于是趁兒子不注意，偷偷乘坐木鸢上天了，結果最後落在吳國都城，被人當成妖怪打死了。

魯班得知消息後十分生氣，制作了一個仙人，手指吳都，導緻吳都大旱三年。後來吳國國君親自上門賠罪，魯班才消氣，砍掉了仙人手指。吳都也終于天降大雨，脫離了困境。

如此的故事還有許多，但無一例外，都出現于《太平廣記》、《酉陽雜俎》一類的神仙志怪之中，其可信度自然不高。所以将其當做坐困無聊時的談資助興即可，若是一本正經當成真實的曆史來對待，則未免荒唐。

這些稀奇古怪的傳說故事，其實也是底層百姓、尤其是工匠們的一種信念和精神寄托：現實中地位低下，活得沒有尊嚴，就隻能把希望或者說自尊，建立在魯班這位虛無缥缈的鼻祖和“威力無窮”的《魯班書》上，借祖宗和故事裡工匠的威風，長自己志氣。這既是一種職業圖騰崇拜，也是亂世 之下，小人物阿Q式的自我安慰。

神乎其技之後，剖開的是宏大的曆史斷面中，那些被忽略的、生存的冷酷與悲涼。

曆史是由成功者書寫，它所發出的聲音也是被篩選的，文學亦然。如今看《三言兩拍》、志怪小說、話本故事，可窺言外之意，曲外之聲，不過當時都屬末流，即便最不着痕迹的反抗，也得用這種不入流的方式來承載，也是摻進多少卑微與膽顫。

但即使工匠們已經将尊嚴和生活希望降低到如此之低了，他們有限的話語權也被全然剝奪，自《魯班書》誕生以來，伴随它的就是屢屢被禁的命運。

個中原因，當然不是如一些讀者所認為的、是封建統治者們出于對《魯班書》中一些陰狠刻毒和攻城滅國之術的忌憚，而是傳統的“法不傳娼優皂卒、書不予巫仆百工”的思想作祟——作為一個最底層的工匠，你就老老實實做木匠活便好了，不要讀書學習文化、有其他想法。

比如清朝某學者，就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明言，匠人當多勞作，而少追求。

其用意，自不言自明。

但即便如此，《魯班書》依舊在民間流傳的有聲有色，其神話色彩和傳播之勢，并不因其被勒禁，而稍有收斂，反而在口口相傳中具有了蓬勃的生命力，這概是底層民衆間，共同卑微的精神向往下，心有戚戚的星火燎原吧……

所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賦斂之毒有甚于蛇，如古代統治者那般，一昧禁書和查文字，并不是什麼高明之策。隻有讓下層百姓們，人人都平等，個個都過好日子，有了希望和盼頭，這種所謂的“禁書”，才會真正失去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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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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