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古代官員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不少人都認為必定十分富足。這樣的想象主要受兩種文學與曆史記憶左右：一是唐代詩人白居易所詠的“朱門酒肉臭”，認為讀書人一旦為官，自然收入豐厚，生活富足；二是曆史記載所言的“田連阡陌”“雕梁畫棟”，斷定做官者必然家中富有田産，廣有宅第。

事實真的如此嗎？這或許道出了部分官員家庭生計的真實，卻難以反映曆史真實的全貌。若以明代官員為例，其有熱官與冷官、富官與貧官、貪官與清官之别，收入與生活水平也是高下、貧富不一。

01 / 明代官員兩大收入渠道

明代官員的收入構成，大緻分為以下兩大類：一是正常收入，以俸給為主；二是額外收入，包括正常的額外收入，以及灰色收入、黑色收入。

明代官員俸給，分為本色、折色兩種支取。本色支取的俸給，又可分為三種：一是“月米”，大緻為每位官員每月支取1石。這是官員每月生活的基本保障。二是“折絹米”，即以絹折米，官員俸給每年有2個月支取的是折絹米，通常為絹1匹，折銀7錢。三是“折銀米”，即以銀折米，每年有10個月支取的是折銀米。

明代官員祿米俸鈔之數，最初确定于洪武十三年（1380）。至洪武二十五年，又重新更定官祿，從正一品每年的俸給米1044石，一直到從九品每年的俸米60石，随之成為一代定制。明代官俸之薄，堪稱曆代之最。從俸薪來看，明代與唐及五代相比，顯然低了許多。據于慎行《谷山筆麈》一書的考察，明代宰相（即内閣大學士）的月俸，還不能達到五代北漢時的一半，與唐代相較，更是相差甚遠。内閣大學士的官俸尚且如此之薄，至于那些下層官員的俸薪就更顯低薄。據呂坤《呻吟語》記載，倉官每月的俸糧，隻有1石；驿丞的俸金，一年也隻有7兩銀子。如此低薄的官俸，甚至不如普通的衙門服役人員的工食銀，難免導緻這些下層官員出現“不足供饔飱”的生活窘況。

明朝廷為了讓官員維持還算體面的生活，隻好在常俸之外，給官員一些額外的津貼。盡管在明代尚無“養廉銀”之說，但這些津貼目的還是為了讓地方官員“養廉”。明代官員津貼，主要有以下三項：一是差旅津貼，包括官員上任時的“道裡費”，地方官員朝觐時的“盤費”。“道裡費”的多少及其等次，大緻為知府50兩銀子，知州35兩銀子，知縣30兩銀子。地方朝觐官員的“盤費”，道途遠的多達100兩銀子，近的則為50兩—60兩銀子。二是柴薪銀。這項“柴薪銀”津貼，實際上往往多于官員的月俸。如萬曆二十一年（1593）九月二十八日，馮夢祯正好任職南京國子監，就在這一天，他收到的月俸僅為1.78兩。至于“柴薪銀”，則收到了兩項，其中額定的柴薪銀為3.6兩，另外又有冬季柴薪銀加上閏月柴薪銀共計13兩餘。三是“廪給銀”。如李樂任福建按察司佥事，照例每天有廪給銀3錢，每月合計9兩。

明代官員的額外收入，分為正常的額外收入與非正常的額外收入兩類。以正常的額外收入而論，明代官員大緻可以獲得如下數種收入：一是 來自朝廷各種名色的賜赉，尤其是在朝的大臣，所得賞赉則相對更多。二是賜給官員“節錢”，屬于官員過節時的補助性收入。這種節錢，又稱“公宴錢”。三是地方官員可以支取“馬夫銀”，類似于交通津貼。四是官員出差的廪給，相當于官員的出差津貼。五是官員得第出仕，可以從朝廷那兒獲取正當的牌坊銀，并在他們的故鄉豎立牌坊。如唐順之在中進士後，曾按慣例從地方官府那兒獲取100兩銀子的牌坊銀。

明代官員非正常的額外收入，大緻有以下兩種：其一，合法的額外收入。明代官員合法性的額外收入，大多來自官場交際性的收禮。如各省 進京入賀的官員，全省府、州、縣均需要贈送“赆儀及長夫”，其數有時多達“三五百金”，亦即300兩—500兩銀子。其二，違法的額外收入。明代官員違法的額外收入，顯然相當豐厚，大抵已經占了明代官員收入的大宗。此類額外收入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通過貪賄而增加額外收入。按照明代的俗例，每當朝觐之年，地方知府、知縣以上官員，“必人辇一二千金入京，投送各衙門，及打點使費”。根據明末人陳子龍《安雅堂稿》卷十的估算，一個僅僅管轄百裡的知縣，從布衣身份，直至官拜禦史、給事中，所費最少大約也要數千兩銀子。這些無端的虧空，府、縣官員不可能自掏荷包，最後還是通過納賄等加以補齊。二是通過侵剋而增加額外收入。以宜興縣為例，據唐順之的揭示，地方百姓為了供奉縣官的飲食起居，“歲為金者以百計”，即每年将達100兩銀子。三是通過勒索、科斂而增加額外收入。根據成化十五年（1479）明憲宗所下聖旨的揭示，當時管理京城九門和通州各處抽分廠的内外官員，大多不遵法度，将那些原本不該抽稅的柴米等項物品，“一概擅自抽分，或差人四散當攔，巧取财物”。京城如此，地方也不例外。以陝西盩厔縣科派車輛、牛騾為例，每年科派的車輛多達三四百輛，折合成銀價，相當于一縣的均徭銀數。這些科派的銀兩，最後均落入知縣的私囊。

02 / 明代官員收入的三大特點

仔細分析明代官員的家庭收入狀況，大抵可以發現以下三個特點：一是官俸低薄，且呈整體下降之勢。明代官俸先是以鈔折米，繼而以布折鈔，最後又有折銀之例。正是因為官俸由本色改為折色，才使明代官俸與曆代相比，最顯低薄。尤其是在實際發放及支取的過程中，因為“國用浩繁”而導緻國家财政收入減少，更使官吏俸給，“什樽節其六七，所得不給其所費”。當然，所謂官俸低薄，不過是相對而言。若是與普通人相比，官員的俸給收入，實則較為豐厚。譬如說一個兵部尚書，他的月俸高達60石，而一個士兵的月糧僅僅1石，亦即尚書的收入是士兵的 60倍。

二是官員俸給因官品、地域而存在着一些高低差别。官員品級高，俸米高；品級低，俸米低。這是制度規定。尤其是一些得到皇帝寵幸的官員，更是因為兼職而支取數份俸祿。例如，洪熙元年（1425）正月，楊士奇在少傅、内閣大學士二職之外，再兼兵部尚書一職。明仁宗所下旨意規定，楊士奇可以兼支三份俸祿。後因楊士奇極力推辭，才改為支取兩份俸祿。此外，明代南北兩京官員的俸祿體現出北高南低的基本特點。例如，南京各部的主事，每月支米3石，而北京各部主事則可月支4.5石，且折俸亦不同。

三是官員的額外收入明顯高于基本收入。就官員收入來說，明代的官俸微薄，但額外收入很高。明代官員以“祿俸”為主的基本收入，與借助于“貪饕”而得的額外收入，兩者之間的比較，正如曹于忭所言，出仕做官之人，他們的祿俸“原自有限”，縱然“官至黃堂”，如此之高的官位，一年的俸薪也不過200兩銀子。但是，他們通過将“火耗”“贓罰”這些原本法律禁止私用的錢财歸入私囊，或者借助于更多的“暮夜金”，亦即諸多受賄的錢财，所得額外收入顯然遠超官俸。據韓霖的記載，有一位知縣緻仕之後，對自己的“囊赀”加以檢點，大緻有白銀5000兩，再加上“黃金彩缯”折合白銀1000兩，共計有6000兩銀的收入積餘。知縣的俸薪，即使為官10年，也就不過總收入450兩銀子而已。若以10年俸祿收入為計算标準，那麼知縣所積6000兩銀子的額外收入，比官俸整整多出了1233%，亦即官俸的123倍多。

03 / 明代官員日常開銷需要多少錢？

明代官員日常開支到底需要多少錢？這顯然是一個頗為值得思考的問題。明人李樂《見聞雜記》的記載，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得以具體剖析的例子。李樂在任福建按察司佥事并出巡地方之時，一個月内，衙内諸如魚、肉、蔬菜的開支，共計銀子2兩餘。這或許不包括家眷的生活開支在内。可見，一個地方官員維持基本的生活開支是每月2兩餘銀子，一年大概需要24餘兩銀子。這僅僅是地方官員的生活開支，若是在京城，号稱“桂玉之地”，百物皆貴，再加之各種必需的應酬開支，官員的家庭消費，明顯會高出許多。據王世貞《觚不觚錄》記載，京城官員的消費，即使頗為儉樸，也需要每年将近100兩銀子；若是不加節儉，更是高達每年600兩—700兩銀子。又據李延昰《南吳舊話錄》記載，稍為普通的讀書人，八口之家，在京城維持一年的生計，大緻需要花費銀子50兩。

有一個誤會性的偏見必須得到澄清，即一入仕途，即可緻富發家。其實并未盡然。在明代的官員群體中，同樣開始出現了貧富分化的現象。明代官員的貧富分化，顯然取決于官品的崇卑，亦即在大官與小官之間，生活境遇迥然有别。由此而來者，則是明代官員家庭生計的兩極分化：一是家計富厚。據何良俊《四友齋叢說》記載，在松江府的官員群體中，如布政司參政宋恺、禦史蘇恩、主事蔣凱、員外郎陶骥、主事吳哲，家中均“積至十餘萬”。家資高達10餘萬兩銀子，顯然已是相當富厚。即使新中的進士，或因家本素封，或因迎合官場趨奢之風，紛紛過 起了奢華的生活。這些官員大多已經相信，奢華的生活可以通過日後的官場生涯得以維系。換言之，官員的身份可以換取富厚的生計。二是家計清貧。在明代的官員群體中，确乎有不少人的生計，仍然處于一種清貧的狀态。明代官員家庭生計，并非一概是“朱門酒肉臭”的景象。據談遷《北遊錄》記載，崇祯朝的内閣大學士薛國觀，稱得上是位至人臣之極，但他被抄家時，所抄沒之财，不過“六百金”，亦即區區600兩銀子。此外，薛國觀居住的房舍，客廳隻有三間，居室也不過四進而已，而且均是“世産”，即祖上傳下來的房産。又如，東林黨人魏大中在江南官戶普遍接受富戶詭寄的風氣下，卻從不接受他人投獻、詭寄，自登科乃至掌垣，家中僅有田25畝。至于那些身為官員典範的清官，更是無不家計清貧，其例俯拾即是。

值得注意的是，自明代中期以後，很多初任官員無不陷于困頓的窘境，甚至導緻“京債”的盛行。以觀政進士為例，據萬曆三十二年（1604）李廷機的上疏可知，他們在觀政候選之時，生計已是相當“空乏”，甚至不得不向他人“稱貸”。至于那些在京城候選末職的官員，更是窮困潦倒，很多甚至依靠做裁縫度日。為了償還這筆債務，官員上任之後，除了“剝下”之外，隻能“借庫銀以償之”。明代官員貪賄索賂，甚至盤剝百姓，蓋有其因。毫無疑問，無論是窮官、冷官，還是清官，明代官員的家庭生計，僅可稱之為“清貧”，實則與普通民衆之“貧困”存在着不小的差異。換言之，官員生計的清貧，是一種相對的貧困化，有時甚至是文人士大夫喜歡“哭窮”的習慣所緻。随之而來者，則是明代官員快樂精神的内在分化：一部分官員仍然堅守“孔顔之樂”，不以貧賤而慕乎外，不以富貴而動于中，能夠做到安貧樂道；另一部分官員則轉向基于“不知足”之上的“富樂”，甚至為了及時行樂而放棄官德操守。

來源：《人民論壇》雜志7月上，原标題：明代官員的收入與生活水平作者：西南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 陳寶良

編輯：淺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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