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和君子，君子和小人，小人和小人之間的交往各不相同，他們之間的友情和紛争也大相徑庭。

然而最令我感動的，當是司馬光、蘇東坡等與王安石之間的恩怨是非與大義之争，是的，他們曾經勢不兩立，然而最終，他們無不以獨特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世人，受人景仰與崇拜。不管誰對誰錯，他們所能保持的、常人難以做到的便是自始至終都以國家民族的社稷為重，而從不涉及個人恩怨。

是的，司馬光與王安石的争鬥，是世人所景仰的君子之鬥。

司馬光

司馬光比王安石長兩歲，都曾在包拯手下為官。兩人才華橫溢，且相互仰慕，一度時期是互相傾慕的好友。然而後來，由于不少人對曆史缺乏足夠的認識，從而簡單地把司馬光當成讓人沉默的“保守派”，把王安石當成改革的先鋒，大加贊歎。

就象我，一直以來，簡單地把司馬光當成老頑固而從不對他的曆史加以研究甚至光顧，以至于他在我的心中，始終是一片空白。可是後來，我終于對這位天才的大文人肅然起敬，對王安石大刀闊斧的改革也進行了重新審視。

司馬光與王安石兩個人同升翰林學士的時候，同樣受到了宋神宗的賞識，然而也就在這個時候，這一對好朋友卻開始因政見不同而漸漸開始争吵疏遠甚至決裂。由于當時官吏過多，俸祿頗高，整個大宋的國家财政已經入不敷出，出于對國家财政的考慮，宋神宗大膽起用一直以來在地方上享有聲譽、幹脆果斷且深知百姓疾苦的王安石為參知政事，讓他主管變革事宜。

王安石一上任，立即顯出了他非凡的行政才能和魄力，對舊有制度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出台了青苗法，規定在每年青黃不接之時由政府貸款給農民，讓他們購買棉糧種子，待秋後豐收再行償還。現在看來，王安石當時的青苗法的确有他超前并相當現實的作用。一千年後，如今的農民享受的“貼息貸款”制度的出台，是否受到了王的啟發，我當然不清楚，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當時王的改革内容相當程度上是符合“三個代表”的。

可是這些制度一出台，立即受到以司馬光、文彥博等為代表的一大批正直文人的強烈反對。其實曆史的模糊就模糊在，司馬光反對的并不是王安石變法，而是他急功近利的改革方式。司馬光認為所有這些，都必須循序漸進，穩妥進行，而不可能立杆見影，不然會發生好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青苗法，他認為這樣一來必然會給地方官吏帶來更大的腐敗空間，他們會借機不斷提高貸款利息，從而進一步加重農民的負擔，而且後來的好多事實證明，由于王用人上的不當，導緻的結果也被司馬光不幸言重，這不得不說是王安石變法中讓人不得不遺憾的一面。

君子的偉大就偉大在，在和對方的争鬥中不能得勝時，便選擇了回避和退讓，而不是伺機報複和惡意中傷。

曾有人勸司馬光彈劾王安石，然而我們的司馬大文人卻一口回絕了他們：

王安石沒有任何私利，為什麼要這樣做？面對身為副宰相的王安石的如日中天，司馬光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退讓，回家開始了那場令世人驚歎的浩瀚之舉，曆經十幾二十年之光陰，終于寫出了惶惶巨制《資治通鑒》。

從某種意義上說，王安石政治上的得勢無疑給了司馬光一個傳世著說的機會。曆史總是讓人有意想不到的精彩之處，中國曆史上兩部最偉大的史實巨制，既然都出之司馬家之手，盡管本人從未考察過司馬遷和司馬光是不是本家，但光是兩部巨著和兩個同姓文人，在表面上看來就足以使人蕩氣回腸。

多年後，王安石宰相之職被免，告老還鄉。一向支持王安石的神宗皇帝在繼續施行了近十年的新法之後駕崩，十歲的哲宗即位，由太後垂簾，時年66歲的司馬光被召回開封，出任宰相，開始大刀闊斧地起用舊臣，恢複原有制度。

盡管司馬光在政治上全盤否定了王，可在生活上，在王安石死後，他仍然吩咐手下要善待王安石的安葬事宜，由此足見其作為君子的坦蕩之處。而且他在所著的《資治通鑒》中對社會對王安石的偏頗之言給予了斧正，他說世人都說安石奸詐，其實這對安石來講實在太過分了。

君子的優點就在于，不管對方能不能成為朋友，他總是能客觀地對其作出評價，并且從不避乎自己對對方人格魅力和才華的欣賞和仰慕。

王安石死後不久，司馬光也因積勞成疾，長眠于黃土之下。這一對偉大的君子，從好友到政敵，不管有多麼大的紛争和不平，最終雙雙成為世人的楷模，将偉人的形象和光輝流傳于世。

王安石

司馬光死後，長街陋巷被自發趕來的民衆堵得水瀉不通，其盛況甚至超過了千年後發生在首都北京的“十裡長街送總理”，一個宰相，一個總理，身份相當的兩位偉人，在曆史的不同階段為人們留下了難忘的瞬間，他們的光輝典範和人格，将是我們中華民族永恒的精神财富。

而王安石呢？當年追随他實行變法的那些“改革者”經過曆史的篩選，終于逃脫不了曆史的審判，紛紛被劃歸為“奸佞”的行列，而他，也隻有他，千年來扛着“改革”的大旗一路走來，無人能夠将他“改革先鋒”的冠冕摘下，這一切，非是君子，非是極其正直無私之人，誰又能夠成為曆史的護冕者呢？

北宋的曆史頗為短暫，疆地和曆史上任何一個朝代相比，可能都無法相提并論吧。加上連綿不絕的戰亂，宋代的曆史，似乎很不願意讓人光顧。然而就是這個壽命不長，疆域狹小的朝代，卻出了那麼多令世人震驚的偉大的人物。

是的，他們當中，甚至比歐陽修、司馬光和王安石還要輝煌的文人，當要數留下無數絕篇的蘇東坡了吧。

作為後起之秀，蘇轼一開始便成為頗受賞識的人物，頑固派贊賞，改革派也羨慕。當時，年輕的蘇轼受司馬光等的影響，也一度對王安石的變法進行了猛烈的抨擊。神宗賞識蘇轼，想提撥他，不想王宰相一句話便斷送了他升遷的機會。實在應付不了朝廷裡複雜的政治鬥争，蘇轼終于請求到地方做官，神宗說好了讓他去杭州，可到王宰相那兒卻成了安徽。

蘇轼也曾常常嘲笑王安石，而今在民間還流傳着好多笑話。按理說，這樣勢不兩立的人，一定會鬥得你死我活吧？然而錯了，當蘇轼因“烏台詩案”招來滅門之禍時，确因王安石一句話而保住了他的性命。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王安石賞識他，愛護他，喜歡他，所以關鍵時候就會保護他，盡管他們是水火不容的政敵，可是他們“敵”的是政見，而不是人格和才華，最主要的，他們都是君子！

蘇轼

王安石退下來後，蘇轼曾經去拜訪了他，這一拜不要緊，兩個人才發現他們之間有太多的東西要交流。他們 重新認識了對方，相互對對方的才華和人品有了真正的了解。

王安石曾慨歎說，不知道從此幾百年後才會再出蘇這樣的人才。當然蘇轼也從此認為世上真正有才華的人是王。因為他的一首藏有兩個典故的小詩從來無人能夠識透，而王安石，這位曾經在政治上呼風喚雨卻經常讓他嘲笑的前輩，竟然一眼就看出了其中奧妙，從此蘇轼，再無異議。

君子相鬥幾十年，轉頭還是真君子，他們之間的紛争和大義，将是我們在君子和小人學術研究上難得的史料。

君子坦蕩蕩，争吵又何如？争的時候是君子，争完了還是一個大寫的“人”字，不管是改革派還是保守派，他們的人格魅力和才華，将引導我們在看問題時不再那麼簡單地對立和對等，停留在膚淺的層面之上，而是用更加理性的方式去挖掘人性中最為光輝的一面。

是的，君子，他們總是讓人無法不去長時間地感動和緬懷甚至效仿！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