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SARS疫情，常住人口最多（1700萬）的上海市，僅有8人感染。且都為散發狀态，未出現大規模聚集性爆發。

上海市在疫情未到來時，就做了充分的準備。下沉到基層社區、落實到個人的防控措施，對于疫情控制起到重要作用。

上海首例被發現的感染者就有很強的防範意識，主動報告，自我隔離。

一名小學生頂着家長壓力，如實彙報家中是否接觸過外地人員，被評為“誠實衛士”。

專家認為，市民個體 制度體系 醫學專家，構成三根鍊條，共同阻止了上海SARS疫情蔓延。

從2002年11月到2003年6月的SARS疫情中，中國境内（含香港）累計7000多人感染，死亡649人。

其中，以北京、廣東、香港特區疫情最為嚴重。三地感染人數均超過千人，廣東死亡人數超過50人，北京超過100人，香港達到300人。

而國内常住人口最多（2003年統計數字為1700萬）的上海市，在整個SARS疫情爆發期間，僅有8人感染，2人死亡。

據當年媒體報道，上海市的SARS疫情呈現如下特點：1、以外地輸入為主；2、全部病例都做到有源可查；3、疫情呈散發狀态，8例病例發生時間跨度兩個月；4、無醫護人員感染；5、接觸者發病率低，8個病例，共隔離密切接觸者333人，其中隻有1例确診。

和其他疫情嚴重地區相比，這樣的疫情堪稱“和風細雨”。其中，或許存在幸運的幾率，但更是多項有力措施并進的結果，并逐漸形成了一套下沉到社區基層的防控體系。這些舉措，是這座城市在1988年遭遇30餘萬人感染的甲肝疫情後，用數年教訓積累而來的經驗。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即便如此，對于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愈演愈烈，上海也無法掉以輕心。據八點健聞了解，近期僅通過航班交通，就有超過8萬人群自武漢來滬，防控壓力巨大。

此外，非典之後的十多年，上海也同樣面臨着城市發展的新變化，曾在SARS期間發揮了重大作用的基層防控體系，也将再次面臨新的挑戰。

2003年SARS期間，上海坊間流傳着一個極富戲劇性和代表性的故事。

楊浦區世界小學一名三年級學生，在返校填寫“防範非典情況報告表”時，一度猶豫了很久。這樣的表格，對于經曆過SARS的人來說，并不陌生。幾乎每個有單位管轄的人都會被要求填寫。上面除了個人是否出現發燒、咳嗽等疑似SARS症狀，還會調查個人接觸感染源的情況。那個小學生之所以犯難，就是不知道如何回答“家中是否接待過外地人員”。因為實際情況是接待過，而爺爺曾經囑咐他，要在這一欄填“無”。經曆一番思想鬥争之後，他把表格中的“無”劃掉，用鉛筆在旁邊認真寫上“外地表姐來過”。

讓這個小學生沒有想到的是，後來他竟然成為了學校的“誠實小衛士”。事實上，在學校裡，同樣面臨真實與謊言選擇的，并不止他一人。

“爸爸罵我的時候，我問他我錯在哪裡，他說不出來的……過兩天他悄悄跟我說是他不好。”另一個曾經揭穿爸爸謊報體溫的同學這樣說道。而每天測量體溫并如實報告，也是當年防控SARS的常規操作。

這些敢于戳破大人謊言的孩子，有不少因此受到家長的責罵。但楊浦區世界小學的老師後來告訴媒體，在這場誠實與謊言的較量中，孩子們顯然是勝利者。“因為現在幾乎所有家長都能認真執行體測體溫和情況表的填寫工作，不少曾經謊填的父母還通過電話表示，通過這次事件，覺得自己的孩子長大了。”

在疫情的控制上，市民個人的傳染病防範意識是非常重要的一環。紀錄片《非典十周年祭》就提到，北京SARS爆發初期，不少病人會隐瞞病情，一位老太太因擔心醫護人員得知其曾經照顧患SARS的老伴，而不對她實施救治，向醫生隐瞞了其SARS患者接觸史；另一名秦姓患者，就診時隐瞞病情，以緻最初護理他的15名醫護人員全部感染。

上海相對幸運，首例被發現的感染者有很強的自我隔離意識。據新華網報道，上海首例SARS患者李女士，是當年3月27日從香港回上海的，當時她自已就有一種不祥預感，因此從機場回到母親家時沒敢出門，把随身所帶的行李留在母親家後就直接到醫院看病，4月2日确診感染。

病人雖然注意了預防，但還是留下了傳染源：一個行李包，還有間接接觸的母親和兩個孩子。解救老人和孩子刻不容緩。但患者有三個住處，一個孩子念初中、一個孩子在托兒所，如果兩個孩子受到感染，将對周圍的孩子産生十分嚴重的後果。

4月2日，确診的當晚10點，徐彙區疾控中心兩位工作人員就摸黑找到患者在徐彙區的住處，對患者母親進行思想工作後，迅速将掌握的情況報告徐彙區委、區政府。4月3日開始，有關部門對老人和兩個孩子實行了３天的醫學觀察，并對他們家進行徹底消毒，直到警報解除。

這些故事是2003年上海SARS防控的的縮影。細如毛發，落實到個人的監控措施，人人有責的信息報告和流通，對自己和他人高度負責的意識，在疫情防控中都缺一不可。

在疑似病例的早期發現、市民的接觸情況等基礎信息層面，社區基層監控體系，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根據2003年8月發表在《中國全科醫學》的一篇論文，我們可以一窺當年上海SARS的社區防範機制是怎樣運行的。

上海市社區衛生服務組織成立了組織網絡，實行兩級管理制度。

△ 制圖：吳晔婷

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每天中午12點以後向區衛生局上報，前一天中午12點至當日中午12點的疫情、當天實施醫學觀察中發現的情況，提出防治工作中的薄弱環節及已經采取的措施。

每天12點向街道辦事處上報前一天中午12點至當日中午12點的疫情，及時提供返回和來該地人員的信息，及時反映居委會的工作情況，同時街道辦事處每天将各居委會查到的反饋和來該地的人員信息傳真到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進行核對。

前述小學生及其家長的人員接觸和體溫等信息報告，就是這個網絡中的一個環節。

同時，每天12點30分之前還要向區疾控中心上報前一天中午12點至當日中午12點的疫情，同時區疾控中心及時下傳密切接觸者的信息。由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上門落實醫學觀察。

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接到患者，會通過預檢護士詢問病史，将疑似病例報告給專職醫生，同時報告防治領導小組和技術小組，通過複診後仍為疑似病例的，報給區一級疾控中心，通知防疫小組進行疫點消毒和健康教育。

△ 制圖：吳晔婷

對于疫區返回人員，街道、區疾控中心或其他途徑提供疫區返回人員名單，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負責指導消毒、測體溫和記錄症狀，同時居委會進行日常生活監護。對從疫區返回人員的家庭，進行為期十天的醫學觀察。

△ 制圖：吳晔婷

對與SARS患者有密切接觸者，區疾控中心通知街道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由居委會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防疫小組上門對密切接觸者家庭進行調查，并指導消毒、健康教育、測量體溫和門診記錄，同時進行流行病學調查。醫學觀察十天後，無症狀出現或排除疑似病例，方可結案。

△ 制圖：吳晔婷

前文說到，2003年上海的SARS疫情中，全部感染病例都做到有源可查。最終我們看到的結果是，上海的疫情都是散發狀态，未出現大規模聚集性爆發，這套細緻入微的監控體系功不可沒。

當然，體系都是由人構成的。從當時的一些新聞報道中，可以看出這套體系的效能：上海某街道一位大媽會跑到她所在區域的一家五星級賓館，配合有關部門對一位外籍友人進行醫學隔離觀察；一位居委會幹部為了解某房屋到底是誰來承租，可以在其門前從早晨一直守候到深夜。

2003年4月下旬，世界衛生組織（WHO）專家小組到上海考察疫情防治工作，對上海在過去一個月裡建起一個SARS防控系統表示高度贊賞。

一位WHO專家表示，上海沒有像北京和廣東那樣大範圍爆發SARS有兩個原因：首先存在幸運成分，SARS并非在全世界廣泛傳播，中國不同地區的發病率也有所不同。其次，上海市政府措施控制得力，一些病毒攜帶者在進入上海之前，已被發現并采取了控制措施。

曾參加過廣東和北京等地SARS疫情調研的WHO專家組成員Li Ailan曾對媒體表示，上海醫療體系在病人早期隔離、醫院感染控制等方面做得較好，由于有廣東和北京的經驗，上海的醫院隔離和病人密切跟蹤等措施都很到位。

疫情來臨之前，上海市用足了提前量。時任上海市衛生局局長劉俊，後來告訴媒體：在2003年1月和2月，上海市衛生局一直密切關注外地疫情變化，并實時監測WHO網站上有關疫情信息報告。2月11日，正式向上級提交各地“非典型肺炎”情況報告。2月12日，市主要領導在報告上作出批示，拉開上海防治SARS的序幕。接批示後，上海市衛生局便組織專家制定預案，并着手拟定《防治“非典型肺炎”指南》，設立“零報告”疫情監測點。

這些工作與上海市3月底出現第一例SARS病例前後相距了50天。

對于歸屬不同的各家醫院、各級疾控中心和預防機構，上海市衛生局均實行了統一行業管理。這樣的管理基礎在SARS防治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在疾病防治開始階段，上海市共建有110家監測點，囊括了所有二級和三級醫院，随後又擴大到508家，囊括所有醫療機構。每個監測點都實行三種報告制度：一是“零報告”，所有監測點每24小時必須逐級報告疫情，無疫情零報告；二是“全報告”，，所有醫療機構的醫護人員見到SARS病例必須報告，不得隐瞞；三是緊急報告，對于群體發病、校内學生發病、特别危重病人等情況，必須在發病即刻立即電話報告，一小時内補充書面報告，這些報告會逐級上報，經市疾控中心，最後到達上海市衛生局。

劉俊在總結上海市防治SARS經驗時，特别強調了對專家的倚重。在疫情發生之初，上海市衛生局即成立了由20名各科專家組成的委員會。在城市防病形勢的分析研判、防病策略實施以及技術要點制定上，專家委員會都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專家們針對不同級别的醫療機構，進行了不同層面的業務培訓，也為SARS防治儲備了充足的醫療力量。

2003年5月下旬，SARS疫情已發展到後期，上海市一位專家表示，上海之所以能阻止疫情蔓延，是由于全市鑄造了三根“鍊條”。一是以市民個體為代表的社會鍊，二是以政府公務員及公共管理部門為代表的制度鍊，三是以醫學專家為代表的醫學鍊。三者同屬一線。

最值得一提的，是以市民個體為代表的社會鍊。與之直接接觸的，便是上海市的基層社區衛生網絡。

上海這一網絡的建立健全，得益于1988年的一場肝炎疫情。

那年自1月起，上海市民中突然出現不明原因的發熱、嘔吐、厭食、乏力和黃疸等症狀的病例，後證明是由于市民生食了受到甲肝病毒污染的毛蚶引起。

此次疫情持續時間超過2個月，共計造成31萬餘人感染，31人死亡，給當時的上海衛生防疫系統帶來很大壓力。

當時上海市所有的内外科病房，總計5.5萬張病床，而甲肝病人數以萬計，醫院病床嚴重不足。“醫院住不下了，最後居委會的車棚都被改造成臨時隔離病房。”曾經曆了當年甲肝疫情的上海居民回憶道。

這場疫情使上海市政府開始重視突發傳染病疫情的防控，并逐步建立了傳染病的防控應急預警機制。1996年，上海市在全國率先成立了市衛生局衛生監督所，1998年又在全國率先成立了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1998年起，全市低端醫院分步實現向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職能轉變。截至2003年8月，上海市共有預防保健機構89個，三級和二級公立醫院167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101家、鄉鎮衛生院128家。

這也意味着，上海市公共衛生機構功能由傳染病防治向傳染病和慢性非傳染性疾病防治并重拓展，構建起了由疾病預防體系、醫療服務體系和衛生監督體系組成的公共衛生體系框架。

“而在其他城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大多都已經實現了市場化發展，所以在重大疫情事件來臨時，無法做到像上海這樣的基層社區響應。”一位公共衛生專家如是說。

吳晔婷 劉冉|撰稿

季敏華|責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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