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陳昂

之前我們說過，王安石曾自述“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學”，他是一個實幹家；司馬光則說自己“禀賦愚暗，不閑吏事；臨繁處劇，實非所長”，不擅長也不喜歡處理繁雜而具體的公文政務。司馬光的長項是什麼呢？勸谏皇帝、監督宰相、批評朝政，他是宋朝公認的台谏官最佳人選。嘉祐六年（1061）七月，司馬光“嘉祐三劄”橫空出世，輝映千古。

“嘉祐三劄”，第一劄《陳三德》,第二劄《言禦臣》，第三劄《言揀兵》。第一劄說皇帝，第二劄說官僚，第三劄說軍隊。從其中可以看出他對宋朝國家整體政治結構的理解。在帝制的金字塔結構當中，皇帝是至高無上的統治者，應當得到尊重，也應當自覺承擔起維護王朝長治久安的責任。金字塔的中層承重是官僚，上承皇帝，下治百姓。官僚的利益應當得到承認，但不應當損害國家的整體利益。金字塔的基座是民衆，他們是社會資源的生産者。朝廷依靠軍隊為民衆驅逐外敵，保護安全，民衆供養朝廷和軍隊。朝廷要尊重、愛惜老百姓的生命财産，才能有整個國家的長治久安。“嘉祐三劄”基于政治秩序構建的合理性論述，處處流露出體民仁愛之情。司馬光看透了整個帝制時代中國的政治結構，作為一名史家，他也深刻地洞察了這個政治結構的秩序問題，以及現實隐患，而這些問題及隐患是無法根本消除的。他沒有過激地謀求理想主義式的“全盤改造”，而是尋求體制内的變革，對傳統和制度尊重但不固守，能改一點是一點，希求以最小的代價謀求王朝問題盡可能地解決。

在八月十七日所上的一篇奏狀當中，司馬光給仁宗上了一堂簡單而又深厚的通史課。他從平王東遷開始，曆數“上下一千七百年間，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以古鑒今，可以“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必須珍惜。

《八相圖·司馬光》，南宋

司馬光作為一名史家，是冷靜而清醒的。作為一名大宋忠臣，司馬光是實話實說的。過往兩千年的曆史擺在那裡，作為史家、作為大臣，本可以從各個角度縱覽橫切，選今上愛聽的話，陳太平和樂之詞。但司馬光隻是最冷靜也最懇切地指出曆史的趨勢與王朝的無奈：自秦以來，不變的隻有帝制，更替的都是王朝。沒有一個王朝能守住超過300年，這是制度的穩定帶來的王朝更叠，或者說，必須通過王朝更叠去達到制度的穩定。統治天下的不是皇帝，不是王朝，而是制度！是由皇帝、官僚、民衆多元勢力構成的制度。

司馬光是深刻的，他希望皇帝是清醒的，百官也是清醒的。司馬光是矛盾的，作為史家，他明知王朝不可能萬年長盛，作為忠臣，他希望本朝能夠長固基業。在“觀察者”與“入局者”兩種身份的共同作用下，他以王朝“生存的緊迫性”為動力，力求推動“溫和的改變”，以重回“政治的合理性”去對抗“曆史的必然性”，這是看清深刻無奈之後的堅定清醒。

收到“嘉祐三劄”後，仁宗皇帝是這樣做的：第一篇，自己研究學習；第二篇，轉發宰相們學習；第三篇，轉發軍隊的管理者參考。這種重視程度與對王安石《言事書》的态度形成了鮮明對比。這種區别可能是由于，本質上，王安石是一位經學家，司馬光是一位史學家。經學之言高且遠，史學之言深且實。遇上仁宗這樣比較溫和中庸的皇帝，更能打動他的自然是司馬光的史家之言。

“嘉祐三劄”是司馬光作為谏官的亮相之作，也是他政治思想的核心性文件。南宋呂中後來評論說：“司馬光輔四朝之規模，盡見于嘉祐入對之三劄。”這三篇劄子在司馬光政治生涯中的地位，大緻相當于王安石的《論本朝百年無事劄子》。司馬光自己特别看重這三篇之中的前兩篇，他後來又把幾乎同樣的内容獻給了英宗和神宗兩位皇帝，并且對神宗說其“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司馬光後來行事，也始終遵循着“嘉祐三劄”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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