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薩的名字怎麼來的?拉薩是世界上享有盛譽的曆史文化古城從公元七世紀開始，幾度成為西藏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因此，這裡的每一個角落都留下了曆史的足迹，每一處景觀都訴說着曆史的故事，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于拉薩的名字怎麼來的?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拉薩的名字怎麼來的

拉薩是世界上享有盛譽的曆史文化古城。從公元七世紀開始，幾度成為西藏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因此，這裡的每一個角落都留下了曆史的足迹，每一處景觀都訴說着曆史的故事。

“噶瑪貢桑”對于長期居住和生活在拉薩的人們來說，是一個再也熟悉不過的地名。然而，這個地名背後到底隐藏着怎樣的一段曆史，并非所有的人都清楚。筆者試從以下四個方面，尋找“噶瑪貢桑”地名的最初由來。

一、噶瑪噶舉派的興起

由于“噶瑪貢桑”地名與噶瑪噶舉教派之間有着密不可分的關系，因此，噶瑪噶舉教派的興盛曆史成為首先需要交代的背景。

從藏傳佛教後弘期開始到宗喀巴時代，西藏社會中出現了衆多的教派。産生于公元11世紀的噶舉派是藏傳佛教四大教派之一。噶舉派的創始人是瑪爾巴譯師（1012－1097）及其弟子米拉日巴（l040—1123）。由于該教派的著名人物瑪巴、米拉日巴、林熱巴等習慣于穿着白色服裝而曾一度被稱為“白教”。“實際上它的名字為普遍流傳的‘語傳’二字較為合理。因為此派是以領受語旨而傳承的”[1]。這一教派開始就有兩個傳承系統，即香巴噶舉和達波噶舉。達波噶舉是由米拉日巴的親傳弟子達波拉吉 索朗仁欽所創建，他有衆多門徒，由于他們對瑪爾巴譯師和米拉日巴大師傳授的教理、教法等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加之又得到了衛藏地區不同領主的大力支持，因而形成了達波噶舉“四大八小”的系統。噶瑪噶舉就是達波噶舉派的一個小支派，但後來它發展成為了在噶舉派、甚至在所有藏傳佛教教派中最具影響力的教派之—。

噶瑪是地名，噶瑪噶舉派是由創始人都松勤巴于1147年在昌都類烏齊附近的一個叫噶瑪的地方建噶瑪拉頂寺而得名，他于1189年又在堆龍楚布建楚布寺作為該教派的基地，因此，該教派也稱之為楚布噶舉派或楚布噶瑪巴。

噶瑪噶舉派是最先實行活佛轉世制度的教派。7000多年來，噶瑪巴首創的活佛轉世制被藏傳佛教各教派相繼采用，并使這一制度有了較為完善的儀軌。但是噶瑪派的規模及勢力的日益龐大、壯大，不僅僅是依靠它獨創的活佛轉世制度。從藏族佛教後弘期時代出現的各個教派的情況來看，筆者認為大緻有四種不同的生存、發展形式：政治權勢的支持，例如，薩迦派得到元帝室的敬信和支持後，建立起了由元朝中央政權統轄下的薩迦政權，确立了薩迦教派在諸教派中的特殊地位；與地方實力集團合流，建立起與地方政權緊密相連的特殊體制。如，帕竹噶舉派，他們不僅成為西藏地方政權的首領，并且先後受到元、明兩代曆朝皇帝的分封賞賜，煊赫一時；以宗教活動為務不大過問世俗政治，如：甯瑪派等，僅僅依靠本派信徒的布施來維持。不直接執掌政權，但與某一個地方勢力相結合，并與之保持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的關系。如，噶瑪噶舉派。

噶瑪派後來又分黑帽和紅帽兩個支系，由于他們依靠的是實力日益強大的仁蚌巴勢力集團，因此，“他們在西藏從未執掌過政權，但他們的宗教勢力相當雄厚”[2]。曆代噶瑪巴活佛自元、明、清三朝均受中央政權的“大寶法王”、“大國師”和“國師”等稱号。自12世紀至15世紀，噶瑪噶舉成為在康、烏思藏乃至蒙古地區具有衆多信徒和巨大影響的一個教派。

二、格魯派後來居上

正當噶瑪噶舉教派得到迅速發展，并在甯瑪、薩迦等教派中處于優勢地位時，一個新興的教派——格魯派卻以灌雷不及掩耳之勢在前藏地區形成。

格魯派創立者宗喀巴 洛桑紮巴，生于1357年，為朵麥宗喀地方人（今天的青海省惶中縣塔爾寺所處地）。他自幼出家，在朵麥的近10年時間内，拜訪噶當派确吉 頓珠仁青等諸多名僧習字學經，在五小明、顯、密教經論等方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6歲時，他前往烏思藏深造。先後拜噶當、直貢、蔡巴、薩迦等不同教派的著名上師，吸取了百家之長，對顯、密二宗進行了廣泛的聞、思、修和講、辯、著，成為了“博學多聞、明辨通達，對顯宗諸部經典，都能悟曉貫通；對于内明、因明、聲明、醫方明等均了悟在心”[3]的、在烏思藏各地名聲遠揚的賢哲。宗喀巴成名之時，西藏正處在教派林立、各自為陣的時期。薩迦、噶舉等各派都不得人心，掌握教派權利的上層人物，同時又是掌握地方政權的封建農奴主。他們享有特權，占有農奴、莊園，殘酷地剝削壓迫百姓。僧人不守戒律、與人鬥毆、娶妻生子、魚肉百姓，遭到人民群衆的強烈不滿。宗喀巴為了規範教規戒律，整頓宗教，制定并實施了各種僧規，要求僧人們重戒律、苦修行、不娶妻、禁飲酒、禁殺生，并以豐富的、自成體系的理論，創立了格魯教派。他的“宗教改革”深得群衆和各階層人士的稱贊和擁護。1409年，帕竹政權第五任第悉紮巴堅贊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宗喀巴在拉薩舉辦了為期15天的毛蘭姆（祈願）大法會。從此，祈願法會一直被沿襲下來。同年，紮巴堅贊又大力贊助宗喀巴創建了格魯派的第一座寺院—甘丹寺，并向甘丹寺捐獻了許多莊園。1408年、1413年，明朝永樂皇帝先後兩次派金字使團诏請宗喀巴進京，由于年邁體弱，特派其親傳弟子釋迦也失代表自己進京朝見。永樂皇帝授予宗喀巴“西天佛子大國師”稱号。1416年，宗喀巴的弟子绛央卻吉 紮西貝丹在拉薩西面的格培烏孜山腳建立了哲蚌寺，1419年，弟子釋迦也失在拉薩北面色拉烏孜山腳建了色拉寺。宗喀巴去世後，他的弟子根敦珠巴在日喀則創建了紮什倫布寺；格魯派的影響與日俱增，發展成為藏傳佛教中的一大派别。格魯派的迅速發展，給噶瑪糾教派帶來了危機，一場教派之争已經不可避免。

三、教派之争

在藏傳佛教的各個教派中，格魯派是最晚形成的一個。但它後來居上，勢力發展很快，終于成為占有重要地位的教派。十六世紀中葉，格魯派發展勢頭迅猛，從而引發了格魯派寺院集團與西藏社會其他教派以及支持這些教派的地方貴族勢力之間的激烈沖突。首先是噶瑪噶舉派之間的矛盾和沖突。貝卻吉紮巴，又名卻紮伊西，是藏傳佛教噶瑪噶舉派紅帽系第四世活佛，他與當時控制着前後藏地方政權的仁蚌巴的關系極其密切。仁蚌巴首領頓悅多吉曾支持他在羊八井建立了羊八井寺，并撥給莊園和農奴，把紅帽系活佛的主寺由乃囊寺遷往羊八井寺。仁蚌巴用武力控制拉薩以後，從1498年到1517年，長達20年的時間内，禁止哲蚌、色拉兩寺的僧人參每年一度的拉薩祈願大法會。祈願大法會的主持人改由桑浦寺或噶瑪派的喇嘛擔任。還形成了一種不倫不類的規矩一格魯派僧人見了噶瑪派憎人都要施禮，在噶瑪派勢力強大的地方，格魯派僧人得戴内外兩種顔色的僧帽——内為黃顔色，外為紫紅色，以便随機改變僧帽顔色，以示服從。當時，成為格魯派教主的根敦嘉措（後來追認為第二世達賴喇嘛）被迫離開了哲蚌寺，避亂居住在山南沃卡，直到帕木竹巴的實力有所恢複，将仁蚌巴的勢力趕出拉薩為止。仁蚌巴之所以如此敵視格魯派，其背後有一個重要人物——噶瑪噶舉派紅帽系第四世活佛卻紮伊西。“據說，1481年仁蚌巴武力攻擊支持格魯派的帕木竹巴就是卻紮伊西主謀的。1498年，仁蚌巴勢力發展到拉薩後，仁蚌巴禁止哲蚌寺、色拉寺的僧人參加一年一度的傳召法會，這也是卻紮伊西主使的”[4]。在此前後，對格魯派采取敵視政策的不僅僅是噶瑪噶舉一個教派，“1537年，噶舉派的直貢噶舉也對格魯派采取了敵對的态度，而且派遣武裝力量來攻打宗喀巴創建的甘丹寺，隻是在斡爾喀地方遇到保護噶丹寺的伏兵對受挫而返。但他們仍用武力迫使格魯派的十八處屬專，改宗直貢噶舉”[5]。在這場鬥争中，新興的格魯派處于弱勢，因此，對噶瑪噶舉派沒有形成大規模的反抗鬥争。但是，他們蓄勢待發，并且總結出了一條經驗一要生存就必須尋找新的強大的盟友和靠山。格魯派于是

“改變了以往西藏佛教各派隻和一個地方封建集團相結合的方式，采取了與各地方封建勢力廣泛建立‘施主’關系的新辦法。格魯派跳出了地區、民族界線，和滿、漢。蒙古族統治者都建立了密切的聯系。十六世紀後半葉，格魯派寺院集團形成後，經過與西藏其他地方勢力集團，尤其是藏巴汗地方政權的激烈鬥争，最終取得了西藏地區的統治地位”[6]。

四、在噶、格兩派鬥争中産生和消亡的“噶瑪貢柔”寺

噶瑪噶舉派以曆史久遠，在朵康、蒙古等地影響廣泛，又得到當時勢力如日沖天的仁蚌巴的支持而有其自身的優勢。而格魯派以“整頓宗教”、“整治宗風”的面目出現，而且得到帕珠第司王劄巴堅贊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支持。因此深得民心。但後來，帕珠第司王禮巴堅贊去世，帕竹政權從強盛逐漸走向衰弱。其後，與帕竹家族有聯姻關系的仁蚌巴乘帕竹第司繼任者年幼之機，代理執掌帕竹政權。不久又進兵前藏，占領了帕竹重要家臣内邬宗宗本所屬的諸多領地，趕走了格魯派強大的施主和支持者部宗宗本阿旺索南倫布及其兒子。随着仁蚌家族勢力的逐步擴大，帕竹政權落入崩潰的邊緣，這一切都沉重地打擊了格魯派。這個階段噶瑪噶舉派在與格魯派的鬥争中占據了上風。當仁蚌家族極力奪取帕竹政權之時，噶瑪紅帽系第四世活佛卻紮伊西乘機擴大自己的影響和勢力範圍，以彌補噶瑪噶舉派在拉薩無宗教場所而難以與擁有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的格魯派相抗衡之弊端。在仁蚌巴頓悅多吉的支持下，于1503年在拉薩西邊距離市中心大昭寺1公裡遠的，原名叫薩納瑪的地方新建了一座“号稱降服色、哲、甘三寺的噶瑪貢桑土登卻郭寺”[7]“噶瑪”意旨該寺為噶瑪噶舉派寺廟，“貢桑”譯成漢文是“新寺”，“土登卻郭”譯成漢文是“佛法之輪”。

關于新建噶瑪貢桑寺的情況在各種史料中隻是一筆帶過而未作詳細介紹，這對我們進一步考證帶來了諸多的不便。著名的藏學家東嘎 洛桑赤來教授曾說：“在噶瑪紅帽派第四世活佛傳記中，對該寺建成不久就難以維持等事有零星的記載”[8]，但本人未能查閱到該傳記。值得欣慰的是，本人有幸查閱了現藏于拉薩市政協的《帕蚌卡 強巴丹增活佛傳記》藏文經卷，該傳記中關于新建噶瑪貢桑寺有如下記載：

“拉薩大昭寺的所有管理權原本在格魯派手中，但在噶瑪卻紮伊西的說服下，由仁蚌巴頓悅多吉幫助，在拉薩的東北部建立了一座規模龐大的噶瑪貢桑寺。當他們正在策劃将大昭寺内的釋迹牟尼像轉移到噶瑪貢桑寺内時，色拉寺的衆多年輕武僧突然趕來，并大肆進行了破壞活動。緻使轉移釋迦牟尼像的計劃未能得逞。此後，噶瑪貢桑寺由米居多吉（噶瑪黑帽派第八世活佛）的得力弟子、《正字語燈》作者白康譯師代表噶瑪巴本人進行管理。但後來白康譯師無心管理日漸衰敗的噶瑪貢桑專，不得不上書噶瑪 米居多吉。他用悲泣的言語多次以詩歌形式說道，請求幫助正在對管理一座破舊不堪的房子而感到進退兩難的可憐者雲雲”[9]，上述資料至少給我們提供了以下信息：

（一）噶瑪貢桑寺是在仁蚌巴借機為帕竹政權“代理執政”，進而以武力奪取帕竹政權時建立的，直接跟帕竹政權的衰敗以及仁蚌巴家族的得勢有關；

（二）新建噶瑪貢桑寺是噶瑪紅帽派第四世活佛卻紮伊西為“降服”格魯派在拉薩的色拉、哲蚌、甘丹寺，同時争取對格魯派采取敵視态度的仁蚌巴的支持而計劃和實施的；

（三）新建噶瑪貢桑寺的目的不僅僅是以往的曆史資料中所講到的“控制格魯派的發展勢頭”，而是具有更加宏大的計劃。那就是将供奉在大昭寺内的釋迦牟尼像轉移到噶瑪貢桑寺内，試圖由噶瑪貢桑代替大昭寺，使噶瑪貢桑成為西藏佛教信仰的中心；

（四）噶瑪貢桑寺建成後，遭到了色拉寺僧人的幹擾和破壞，但并非是一夜之間被徹底搗毀的。白康譯師代表噶瑪 米居多吉管理該寺，說明噶瑪紅帽派第四世活佛已經逝世。可以說，雖然噶瑪貢桑寺已經是一派衰落的景象，但至少還繼續存在過一段時間。

噶瑪貢桑寺，雖然建寺的目标明确，并且有成為西藏佛教信仰中心的“宏圖遠志”，又有仁蚌巴勢力的支持。但是，在拉薩紮下根來的格魯派，已經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并具有較為牢固的群衆基礎，再加上又得到不滿仁蚌巴統治的前藏地方官員與大家族的支持。因此，噶瑪噶舉派在拉薩還是顯得勢單力薄，最終沒有能夠在拉薩立足。1618年上蚌巴的親屬、由仁蚌巴提升為桑珠孜（日喀則）宗本的辛夏 次旦多吉叛變仁蚌家族，摧毀仁蚌勢力而建立藏巴汗政權之後，藏巴汗繼承了仁蚌巴敵視格魯派、支持噶瑪派的傳統，對格魯派采取了一系列的壓制政策，例如：用武力摧毀格魯派的施主第巴 吉雪巴，迫使吉雪巴逃至蒙古；率一萬餘兵攻打色拉、哲蚌兩寺，迫使兩寺僧人棄寺而逃；下令不得尋認第四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但是，也許是因為格魯派在群衆中影響巨大的緣故，隻剩殘垣斷壁的噶瑪貢桑寺還是未能重新修建。就這樣，噶瑪貢桑寺永遠沉溺在風雲變幻的曆史漩渦中，原本為噶瑪噶舉派寺名的噶瑪貢桑，逐步演變成拉薩的一處地名。

參考文獻：[1]土觀 洛桑确吉尼瑪.土觀宗教源流[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第60頁.

[2]尹偉先.明代藏族史研究[M].民族出版社.2001.第113頁.

[3]次旦紮西.西藏地方古代史[M].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第160頁.

[4]尹偉先.明代藏族史研究[M].民族出版社.2001.第94頁.

[5]牙含章.達賴喇嘛傳[M].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20頁.

[6]成崇德.論哲布尊丹巴活佛系統的形成[A].西藏研究[J].1986(2).第119-124頁.

[7]諾章 伍金.西藏王臣記詳釋[M].民族出版社1993.第108頁.

[8]東噶 洛桑赤來.東噶藏學大辭典[M].2002.

[9]洛桑多吉.帕蚌卡強巴丹增活佛傳記[M].第100-101頁（藏文經卷）.

原标題：淺析拉薩“噶瑪貢桑”地名的由來

（責編：翟新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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