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部非常“任性”的電視劇火了。

　　有多任性？

　　官博非常佛系，熱搜什麼的愛上不上，每天就“懶洋洋”搞一些宣發，評論區經常隻有幾十個人互動。

　　電視劇每天隻更新一集，還動不動停播，一不小心就停更10天。

　　急得一群人排隊跑到官博下面抖機靈：

　　“胡适之一天泡的妹子都沒你停更的天數多。”

　　“陳仲甫一天的抱的男人都沒你停更天數多。”

　　“李大钊家養的鴨子都沒你停更天數多。”

　　還有，“辜鴻銘漱口的次數都沒你停更天數多。”

　　李大钊養鴨子？胡适搞對象？陳獨秀抱男人？這是什麼電視劇嗎，正經嗎

　　這部劇叫《覺醒年代》，是一部建黨100周年的獻禮劇，講述了中國共産黨誕生的過程，再現了那個特殊曆史時代，知識分子、熱血青年們追求真理、燃燒理想的澎湃歲月。

　　打住。

　　這麼“主旋律”的電視劇，應該隻有老年人在看吧？

　　那你就錯了。

　　微博上拉着爸媽追劇的大有人在。

　　有人天天盼着《覺醒年代》上熱搜。

　　還有人已經“瘋”了，在線為電視劇“讨飯”，求營銷号關注。

　　看完電視的網友直呼：100年前的年輕人，也太爽了吧，他們吃火鍋、嗑瓜子、談理想、搞革命，人人熱血沸騰，每天激情燃燒，堪稱最好的時代。

　　可是100年的中國，明明是最壞的時候。

　　小女孩被迫嫁人，隻能坐在小毛驢上哭

　　前腳，辛亥革命推翻君主制，建立了中華民國。

　　後腳，北洋軍閥袁世凱就鎮壓了南方的二次革命，坐上了大總統的職位。

　　大總統位置坐了兩年不到，袁世凱又暗箱操作，推翻共和，自己當了土皇帝。

　　皇帝的新裝剛穿了82天，袁大總統又被革命的的護國運動席卷下台，恢複了共和。

　　因為“中國人素質低，不适合民主制，隻适合君主制”，張勳又搞了複辟，一夜之間，街頭巷尾人人都在哄搶假辮子。

　　僅僅12天後，複辟失敗，黃袍子又得收起來，無所适從的民衆，甚至舍不得扔掉剛剛買來的假辮子，生怕哪天又有人想做皇帝。

　　軍閥連年混戰、政客各為私利，一輪又一輪的戰争與革命此起彼伏，國家風雨飄搖，民衆亦苦不堪言。

　　在《覺醒年代》裡，到處都是吃人的社會現實。

　　被迫嫁人的小女孩，隻能坐在小毛驢上哭。

　　吃不飽飯的窮人家，隻能賣掉孩子，以求一餐溫飽。

　　長辛店的勞工，住在窩棚裡，連過年都吃不上一口白面。

　　打工的人不知認字為何物，結算工錢要靠在牆上“畫道道”等等。電視裡的民國，不都是斯文的知識分子、漂亮的太太小姐、大家一起抽煙喝酒、風花雪月嗎？

　　也有。

　　在車裡吃着三明治看熱鬧的富家孩子。

　　有能力送孩子出國留學的企業家。

　　養着小妾的政府官員。

　　出入有随從服侍的教授。

　　但這樣的好日子，又有多少人能過得上呢？

　　美國攝影師甘博曾拍攝過一系列民國初期的老照片，或許更能說明問題。

　　無家可歸的老人，隻能住在木闆搭的棚子裡。

　　出賣苦力的人，因為常年勞作留下來駝背。

　　沿街乞讨的母親，懷中尚有嗷嗷待哺的孩子。

　　乞丐。

　　乞丐。

　　守在富人門口讨飯的乞丐。

　　幾乎每個人的臉上，都刻着兩個字：苦難。

　　貪婪的政客，腐朽的體制，虎視眈眈的西方國家，搖搖欲墜的舊世界，中國的出路在哪裡？

　　沒有人知道答案。

　　胡适回國教書，卻被奚落發音不标準？

　　端起槍來，橫掃舊日君王，然後呢，隻不過是換了個統治者而已。

　　推翻舊誰會，應該寄希望于别人嗎？

　　抱着強國的大腿，用國家利益，換一點殘羹冷炙，任何一個有脊梁的中國人都不會答應。

　　前路漫漫，一籌莫展。一些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舊中國的問題，不僅僅是制度上的問題，還有文化上的、思想上的問題。

　　當務之急，便是開民智、啟民心，從根本上改造人們的思想，尤其是青年人的思想，才是中國的“藥方”。

　　“新文化運動”開始了。

　　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于上海創辦《新青年》，高舉德先生和賽先生兩面大旗，第一次将“科學”與“民主”的概念介紹給當時的年輕人。

　　陳獨秀在第一卷寫下了發刊詞《敬告青年》，提出“青年六義”：

　　第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

　　第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第三，進取的而非退隐的；

　　第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第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第六，科學的而非想象的。

　　即使以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這“六義”也毫不過時，可以想象當年，如此“新潮”的思想，對一個閉關鎖國多年、信奉三綱五常的國家來說，無異于一顆驚雷。

　　儒家孔學傳承了數千年，你說推翻就推翻，合适嗎？

　　新文化運動很快遭到了守舊派的反對。

　　魯迅發表《狂人日記》，大聲疾呼“救救孩子”，學者林纾便連作《荊生》、《妖夢》，影射新文化運動，猶如糞便，臭不可聞。

　　胡适回國授課，引用古希臘名言，被“通9種語言，獲13個博士文憑”的辜鴻銘奚落發音不标準。

　　沒錯，就是那個說話必漱口的辜鴻銘

　　文人的對峙，尚且可以看到學者的“清高”，而少數的政客，則完全是作惡。

　　張長禮将蔡元培、陳獨秀彈劾至國會，誣陷他們“蠱惑青年”，其侄子張豐載，更是組織學生到陳獨秀家門口鬧事，高喊“陳獨秀，賣國賊”。

　　當然，新文化運動“内部”也“并不統一。

　　胡适認為知識分子不應該多議國事，并堅持認為，中國應該全盤向美國學習。

　　李大钊則信奉馬克思主義，覺得俄國的十月革命更有參考意義，堅持知識分子應該與勞工階級打成一片。

　　陳獨秀的兩個兒子陳喬年和陳延年認為無政府主義才是真理。

　　錢玄同更是主張廢除漢字，連文字都得學習西方。

　　這個時候，坐鎮北大的蔡元培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蔡元培支持新文化運動，但堅持學術就應該兼容并包，他說：北大是一個獨立思考、自由表達的地方，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北大人應該有雅量，容得下不同的聲音。

　　正是因為蔡元培，各方各派才能坐到一起各抒己見，這才有了北大百家争鳴的學術氛圍。

　　也正是由于蔡元培的鼎力支持與從中調和，新文化運動才能在不斷思辯、不斷求索、不斷結合中國實際的過程中，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無論是襟懷寬容的蔡元培，還是振臂高呼的陳獨秀、李大钊，或者是筆鋒犀利的魯迅，為人謙和的胡适，哪怕是頑固的辜鴻銘、林纾，都是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

　　要知道那個年代，知識分子可是非常吃香的存在，他們在北大教書，再加上文章的稿費，一個月賺100多大洋不成問題。

　　100多大洋是什麼概念？

　　有學者統計過，民國初期，100塊大洋夠一個五口之家過一年，300塊大洋就能買一套北京的四合院。

　　明明可以穩賺閑錢，卻偏偏要吃力不讨好，做那個叫醒沉默的大多數的人。

　　即使遭遇非難，也絕不會與舊勢力同流合污。

　　他們以筆為刀，用文人的“理想主義”，為這個國家的改變貢獻哪怕一星半點的力量。

　　陳獨秀居然是大大咧咧的幹飯人？

　　曆史書上的陳獨秀，是嚴肅的、不苟言笑的文化領袖。

　　但在《覺醒年代》裡，陳獨秀卻是個大大咧咧的“幹飯人”。

　　和胡适聊白話文，吃老北京涮羊肉。

　　和蔡元培聊當北大教授，吃花生。

　　新青年同人編輯聊新文化，嗑瓜子。

　　甚至一出場，連别人吃剩的盒飯也不放過。

　　李大钊問他，“該如何救這個中國？”

　　陳獨秀嘴裡含着菜，漫不經心地說，“這樣（舊）的國，無可救藥”——新的國家如何去建，還沒來得及開口，就被愛國青年追着揍。

　　課本上的魯迅，總是一臉憂心忡忡，像個“憤青”。

　　但《覺醒年代》裡的魯迅，更像個實力沖天的“怪咖”。

　　明明抱着救國救民的心情回國，卻在紹興會館裡鈔古碑。

　　看透了民國教育部的行徑，就扛個“不幹了”的牌匾去抗議。

　　魯迅先生的出場，更是高度還原了其小說《藥》中的場景。

　　菜市口砍頭，圍觀的人裡三層外三層擠得水洩不通。

　　乞讨的一家三口、遛鳥的遺老遺少、好奇的小女孩、吃大餅的年輕人……都是那個時代的“看客”。

　　大清的刀法更好，蘸了人血的饅頭可以救命，麻木的民衆，吃人的現實，每天都在上演。

　　魯迅深有感懷，拿起筆來，一鼓作氣，寫下了《狂人日記》。

　　再看李大钊，是個接地氣的真漢子，回國第一天就把自己的懷表、鞋子當去，還預支稿費，隻為救路上素不相識的孩子，因為他堅信，“人人平等，沒有什麼高低貴賤之分。”

　　翩翩公子胡适，留美博士，白話詩寫得好，人也優雅，明明像個“芳心縱火犯”，卻偏偏是個敬愛妻子的“妻管嚴”，守着10點的宵禁，半點不敢耽誤，老婆大人說在家吃早飯，他絕不會在外喝一口豆漿。

　　德高望重的蔡元培，在劇中是個精于世故的“心機boy”——他到北大走馬上任要約法三章，營救自己學生也要假意請辭，因為在那個混亂的年代，沒有如此“心計”，很容易被時局牽着走，連帶着北大，恐怕也會在各方鬥争之下，成為炮灰。

　　在《覺醒年代》裡，再厲害的偉人大家，也是有血有肉的人。

　　他們聊事情也會嗑瓜子，邀稿、催稿也靠耍無賴，會裝腔作勢，也會挺身而出。

　　100年前的人與事，以鮮活的姿态呈現在我們眼前，他們奔走呼号，他們苦心孤詣，仿佛我們也跟着魂回百年，參與了那一場激情澎湃的社會改革。

　　難怪有人說，看《覺醒年代》最大的感受，就是吾輩當自強——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主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我們這一代人，有幸生在和平年代，但決不能因此坐享其成、驕傲自大。

　　我們應該接過前輩交與我們的這麼好的國家，然後把她建設得更好，再交給我們的下一代。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滄海。

　　中國，向前！向前！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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